【关于华为鸿蒙系统中文名称与中文标识问题的具体建议（修订版）】
6月2日，华为正式推出了智能时代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鸿蒙系统，一周后鸿蒙操作系统用户下载量已经超过一千万，这对华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件大好事。我是华为手机的忠实用户，为此等候许久，为鸿蒙的成功推出而欢欣鼓舞！为华为能走到了世界新技术平台的前列而骄傲和自豪。正因为特别关心华为和鸿蒙，希望鸿蒙发展得更好，故对一个涉及到华为乃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文名称商标问题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我以为，无论是用在产品名称上还是商标标志名称上，“鸿蒙”两个汉字不可或缺，且“鸿蒙”二字应在在各类文字图形标识中坐在主位上。即便仅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主推中文“鸿蒙”二字也是非常值得的。
鸿蒙产品与鸿蒙商标传播的主要对象是谁？是信息行业的业内人士吗？不是。而是大量的消费者、华为产品和未来万物互联使用者，是鸿蒙潜在的和现实的用户。面对这类大众用户的传播与科普，就要使用用户听得懂的语言，使用他们熟悉的文字与图形符号。况且华为与鸿蒙产品当下使用量最大的用户群、潜在的首批用户乃至未来的主流用户是熟悉使用中文的中国民众。比如今年鸿蒙要实现装机三亿台的目标，这批用户主体正是中国用户。产品传播策划，首要的设计是明了传播对象，鸿蒙的使用者是大批使用中文的大众，应该用汉语中文与他们交流。华为发布会不是也在中国深圳吗？发布者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这个道理，就像中国年轻孩子在家里与父母说话，须使用父母听得懂的中文汉语而不该是计算机C语言或UNIX语言一样简单。
未来鸿蒙很可能通行于全世界。但当下乃至鸿蒙产品想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五眼联盟各国市场中使用并推广开来，可能性不大，主要是米鬼为首的五眼国反动势力不给你开门。此种险恶环境与形势下，非让harmony和独眼图型标志占据全部位置而没给中文留一席之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独眼到底是什么含义？华为人自己可以深究一下，其实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再反动势力尚有一定力量的今天，使用英文名称与商标的商业作用同以往比定会大打折扣。
鸿蒙走向世界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的国别有一些，但总人口数也不过五六亿左右，并没有超过七亿，不及使用汉语中文人口数的一半。加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也不会超过14亿。即便印度国允许鸿蒙推广使用，印度虽然有13亿人，但把英语作为常常用语使用者也不过仅1/10, 况且印度的官方语言还有其他十几种，有七八亿印度人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及对应文字，英文在那些北方邦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而汉语中文汉字，不仅大陆国人都在使用，加上台湾香港及各国华侨，不算使用汉字的日本朝鲜韩国人，也有近15亿。世界75亿人口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非都使用英文。我不排斥在某种场合下使用英文名字。但鸿蒙走向各国市场，名称附属文字或副商标标志，可以使用单一的中文（如在日本与韩国市场），也可以入乡随俗使用所在国当地用户接受的文字，而不需要跟随五眼联盟的文字风俗后边乱跑。在俄罗斯用俄文，在西班牙和南美也可使用西班牙文，在阿拉伯国家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文。联合国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中英文以外，还有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中国的华为用户，基本盘是大量的爱国者。爱国者与华为市场用户群高度相合，即便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而只赞同市场主义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如果对这个逻辑与判断还有怀疑，华为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卷统计调查。
华为，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企业，是中国的企业，鸿蒙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一点，不管是谁，都回避不了其实也不必要回避，就连美国政府及背后的国际大资本势力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否则他们绞杀华为、绑架华为财务官也不会那般明火执仗。华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元素也是华为的骄傲，想除掉中国文化基因符号而以英文取而代之，取得五眼各国的姓氏认可，不仅是不可能的（在五眼国乃至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把你锁定为中国制造了），更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谷歌苹果公司是世界的吗？他们自己都不会承认，而会旗帜鲜明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从这一点来说民族的也才可能是世界的，虽然西方大資本无祖国。鸿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也是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汉语言文字。汉字智慧，它二维码表意，简单明了，容易直观识读，为高级语言文字，否则就很难理解松下与可口可乐两家公司为何在中国长期都是以中文汉语称呼自己这一基本事实。鸿蒙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一代公共技术大平台，具有很强的公共媒体属性，在国内市场推行也需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文字语言法》，这个法规对于鸿蒙而言，既是必须的，也有正面积极作用的。即便单纯从商业角度来说，“鸿蒙”汉字的推广起来也是最省钱省力的，推广效率与投入产出比也会是最好的。因为在中国，谈及这个产品名称的，恐怕有95%以上用户会用“鸿蒙”二字，很少有人张口闭口拿harmony说事。即便在业内做技术交流时使用harmony的人数比例也是少数。华为不妨自己可以做一个统计调查。
华为打造了这个高新技术平台，自己也就站在了这个领域的世界顶峰上，环顾四周已无竞争对手，你制订的起跑标准，将可能会成为未来事实上的世界专业技术标准。故在起跑线上，要务必标注好起点符号。文化上以智慧汉语为基础，理念上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历史为根基，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包含着更高层次的世界大同理想。未来包括鸿蒙技术、五吉技术、手机硬件技术在内的快速发展，智能翻译手段将会获得巨大进步，会让90%以上的为学英语花掉人生1/4的精力的人，一瞬间变得几乎为白学。因为当下机器智能翻译的水平，特别是科技专业论文翻译的水平，平均起来，已经超过本科毕业生的英文翻译水平了。作为全球新技术平台标准的制订者，一定要敏锐地预测到这个为期不远的变化大势。
“鸿蒙”与harmony含义是不兼容的，技术可以“融合”，万物互联，但五眼联盟与国际大资本势力并不允许你融合，会全力阻挡你的融合，希望你死掉，从这点来说他们一定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反动势力。中国的鸿蒙文化内涵与他们的文化内涵也很难融合。中国产品要给世界以新的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气派。
如果华为最终采用“鸿蒙”商标，今后对“鸿蒙”二字的解读，不可以以《封神演义》《西游记》《天龙八部》等小说故事去随意解读，那是没有根基的。要以中国汉代以前文献思想为根基，深挖其中的智慧，进行科学严肃的解读。
有人告诉我，“鸿蒙”的汉字商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以为它不过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否意识到汉字名称与商标的重要性才是根本问题。实际上汉字商标获取出现障碍也是由于华为早期不够重视本国文字的责任造成的，英文商标不是也有同样问题吗？不也是注册下来了吗？当然，汉字商标获取当下即便出现障碍，我也认为华为也不该等待，6月2日及时发布才是最迫切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打补丁是可以解决这一技术层面难题的。如果“鸿蒙”商标或所谓的知识产权当下判断很难拿得下来，则应该立即更名改弦易辙，毫不犹豫地切换使用新汉字名称。重要的是汉字在名称与商标上应该占据主席位置，这是中国与华为长远根本利益之所在。
以上建议，希望引起华为鸿蒙团队与领导者的注意，不妨做些讨论，让鸿蒙沿着健康方向大踏步前进。
6月2日，华为正式推出了智能时代的万物互联操作系统——鸿蒙系统，一周后鸿蒙操作系统用户下载量已经超过一千万，这对华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件大好事。我是华为手机的忠实用户，为此等候许久，为鸿蒙的成功推出而欢欣鼓舞！为华为能走到了世界新技术平台的前列而骄傲和自豪。正因为特别关心华为和鸿蒙，希望鸿蒙发展得更好，故对一个涉及到华为乃至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文名称商标问题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我以为，无论是用在产品名称上还是商标标志名称上，“鸿蒙”两个汉字不可或缺，且“鸿蒙”二字应在在各类文字图形标识中坐在主位上。即便仅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主推中文“鸿蒙”二字也是非常值得的。
鸿蒙产品与鸿蒙商标传播的主要对象是谁？是信息行业的业内人士吗？不是。而是大量的消费者、华为产品和未来万物互联使用者，是鸿蒙潜在的和现实的用户。面对这类大众用户的传播与科普，就要使用用户听得懂的语言，使用他们熟悉的文字与图形符号。况且华为与鸿蒙产品当下使用量最大的用户群、潜在的首批用户乃至未来的主流用户是熟悉使用中文的中国民众。比如今年鸿蒙要实现装机三亿台的目标，这批用户主体正是中国用户。产品传播策划，首要的设计是明了传播对象，鸿蒙的使用者是大批使用中文的大众，应该用汉语中文与他们交流。华为发布会不是也在中国深圳吗？发布者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这个道理，就像中国年轻孩子在家里与父母说话，须使用父母听得懂的中文汉语而不该是计算机C语言或UNIX语言一样简单。
未来鸿蒙很可能通行于全世界。但当下乃至鸿蒙产品想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五眼联盟各国市场中使用并推广开来，可能性不大，主要是米鬼为首的五眼国反动势力不给你开门。此种险恶环境与形势下，非让harmony和独眼图型标志占据全部位置而没给中文留一席之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独眼到底是什么含义？华为人自己可以深究一下，其实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再反动势力尚有一定力量的今天，使用英文名称与商标的商业作用同以往比定会大打折扣。
鸿蒙走向世界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的国别有一些，但总人口数也不过五六亿左右，并没有超过七亿，不及使用汉语中文人口数的一半。加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也不会超过14亿。即便印度国允许鸿蒙推广使用，印度虽然有13亿人，但把英语作为常常用语使用者也不过仅1/10, 况且印度的官方语言还有其他十几种，有七八亿印度人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及对应文字，英文在那些北方邦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而汉语中文汉字，不仅大陆国人都在使用，加上台湾香港及各国华侨，不算使用汉字的日本朝鲜韩国人，也有近15亿。世界75亿人口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非都使用英文。我不排斥在某种场合下使用英文名字。但鸿蒙走向各国市场，名称附属文字或副商标标志，可以使用单一的中文（如在日本与韩国市场），也可以入乡随俗使用所在国当地用户接受的文字，而不需要跟随五眼联盟的文字风俗后边乱跑。在俄罗斯用俄文，在西班牙和南美也可使用西班牙文，在阿拉伯国家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文。联合国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中英文以外，还有法文、俄文和阿拉伯文。
中国的华为用户，基本盘是大量的爱国者。爱国者与华为市场用户群高度相合，即便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而只赞同市场主义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如果对这个逻辑与判断还有怀疑，华为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卷统计调查。
华为，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企业，是中国的企业，鸿蒙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一点，不管是谁，都回避不了其实也不必要回避，就连美国政府及背后的国际大资本势力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否则他们绞杀华为、绑架华为财务官也不会那般明火执仗。华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元素也是华为的骄傲，想除掉中国文化基因符号而以英文取而代之，取得五眼各国的姓氏认可，不仅是不可能的（在五眼国乃至很多西方国家早就把你锁定为中国制造了），更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谷歌苹果公司是世界的吗？他们自己都不会承认，而会旗帜鲜明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从这一点来说民族的也才可能是世界的，虽然西方大資本无祖国。鸿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也是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汉语言文字。汉字智慧，它二维码表意，简单明了，容易直观识读，为高级语言文字，否则就很难理解松下与可口可乐两家公司为何在中国长期都是以中文汉语称呼自己这一基本事实。鸿蒙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一代公共技术大平台，具有很强的公共媒体属性，在国内市场推行也需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文字语言法》，这个法规对于鸿蒙而言，既是必须的，也有正面积极作用的。即便单纯从商业角度来说，“鸿蒙”汉字的推广起来也是最省钱省力的，推广效率与投入产出比也会是最好的。因为在中国，谈及这个产品名称的，恐怕有95%以上用户会用“鸿蒙”二字，很少有人张口闭口拿harmony说事。即便在业内做技术交流时使用harmony的人数比例也是少数。华为不妨自己可以做一个统计调查。
华为打造了这个高新技术平台，自己也就站在了这个领域的世界顶峰上，环顾四周已无竞争对手，你制订的起跑标准，将可能会成为未来事实上的世界专业技术标准。故在起跑线上，要务必标注好起点符号。文化上以智慧汉语为基础，理念上以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历史为根基，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包含着更高层次的世界大同理想。未来包括鸿蒙技术、五吉技术、手机硬件技术在内的快速发展，智能翻译手段将会获得巨大进步，会让90%以上的为学英语花掉人生1/4的精力的人，一瞬间变得几乎为白学。因为当下机器智能翻译的水平，特别是科技专业论文翻译的水平，平均起来，已经超过本科毕业生的英文翻译水平了。作为全球新技术平台标准的制订者，一定要敏锐地预测到这个为期不远的变化大势。
“鸿蒙”与harmony含义是不兼容的，技术可以“融合”，万物互联，但五眼联盟与国际大资本势力并不允许你融合，会全力阻挡你的融合，希望你死掉，从这点来说他们一定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反动势力。中国的鸿蒙文化内涵与他们的文化内涵也很难融合。中国产品要给世界以新的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气派。
如果华为最终采用“鸿蒙”商标，今后对“鸿蒙”二字的解读，不可以以《封神演义》《西游记》《天龙八部》等小说故事去随意解读，那是没有根基的。要以中国汉代以前文献思想为根基，深挖其中的智慧，进行科学严肃的解读。
有人告诉我，“鸿蒙”的汉字商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以为它不过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否意识到汉字名称与商标的重要性才是根本问题。实际上汉字商标获取出现障碍也是由于华为早期不够重视本国文字的责任造成的，英文商标不是也有同样问题吗？不也是注册下来了吗？当然，汉字商标获取当下即便出现障碍，我也认为华为也不该等待，6月2日及时发布才是最迫切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打补丁是可以解决这一技术层面难题的。如果“鸿蒙”商标或所谓的知识产权当下判断很难拿得下来，则应该立即更名改弦易辙，毫不犹豫地切换使用新汉字名称。重要的是汉字在名称与商标上应该占据主席位置，这是中国与华为长远根本利益之所在。
以上建议，希望引起华为鸿蒙团队与领导者的注意，不妨做些讨论，让鸿蒙沿着健康方向大踏步前进。
蛇形龙崇拜与二里头遗址夏都说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