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张爱玲《留情》：半路夫妻，全靠互相怜惜
博读 昨天 
俗话说，半路夫妻，永远是贼。
有点偏颇，但也能理解。因为进过围城、受过伤害的人，再次踏入婚姻时，感情很难纯粹，心思却变得复杂。
为了各自的钱财和孩子，步步为营地防备，斤斤计较地打着算盘，可悲，也可怜。
张爱玲的《留情》写一对半路夫妻，在失去与得到之间，虽然心意难平，却依然愿意用真情和关爱相濡以沫。
作者似乎在提醒世人，既然陌路相逢，选择了搭伙过日子，何不以诚相待、彼此拥抱呢？
就像小说的结尾：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
人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半路夫妻，全靠互相怜惜。

老夫少妻的结合
米先生与敦凤是半路夫妻，也是一对老夫少妻。
结婚时，他已经五十九岁，她才三十六岁，相差二十年多岁。
敦凤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有一张“滴粉搓酥”的脸庞、一只“希腊型的正直端丽”的鼻子、鼻孔细小又高贵。如今胖了，丰腴的身材像一只清水粽子。
她出生在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十六岁就嫁了人。丈夫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一笑起来时，眼睛坏坏的。二十三岁那年，丈夫不幸病逝。
守了十几年寡，有一次在亲戚家，敦凤认识了米先生，后来就嫁给了他。
米先生是股票公司的职员，有一定的地位，也有学问，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在社交场上，他虽然缺乏幽默，显得寡淡，但人很实在，也很知礼。
至于米先生的长相，张爱玲用了几个生动的比喻。
说他是，除了戴眼镜外整个地像婴儿，虽然穿得西装笔挺，却像打了包的婴儿，而他光洁整齐的脑袋，“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郑重托在衬衫领上。”
显然是不登对的两个人，当然也各有所图。
流年似水，世界不断改变。
与亲友迎来送往中，敦凤冷眼旁观他人生活，不禁发现，以往光鲜的，如今惨淡了，以往莺飞蝶绕的，如今红杏寂寞了。
成人的世界很艰难，各有各的将就和妥协。她再看自己处境，经历过悲欢离合，又重新开始安逸的新生活。
书上写道：
只有敦凤她，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对于第二桩婚姻，敦凤并非心满意足，而是心意难平。
自足也好，不足也罢，全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我是，全为了生活。”
经历过失败婚姻的人，重新选择时就格外小心翼翼。
第一次婚姻，也许出于感性的冲动，第二次婚姻，就会凭理智左右衡量。
米先生的第一桩婚姻并不幸福。妻子是他留学期间的女同学，那时候，出国留学的女孩很稀罕，僧多粥少，两人没有夯实感情地基就匆匆结婚。
她是个神经质的女人，敏感，暴躁，两人在一起的那段岁月，不是仓促糊涂，便是不断吵架，没有留下快乐的回忆。
所以对第二桩婚姻，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冒冒失失，而是做了打听和计划，确保自己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和眼福。
依照这个目标，米先生选定了敦凤。
对敦凤来说，她的第二桩婚姻，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她和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很像，一心想通过婚姻寻找一张长期饭票。最好，这张饭票漂亮一点，体面一点，不伤害她作为女性的虚荣心。
怀着这样的目的，她与米先生虽然不是一见钟情，却是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有时候，敦凤回娘家，跟还算聊得来的舅母发发牢骚，说说体己话。
她告诉舅母，米先生很好，答应将来遗产分配上不会亏待她，但自己跟他很难发生感情，虽然同床共枕，那个事几个月才做一次。
她还向舅母吐酸水，米先生近来天天去看望病重的前妻，自己并不为此吃醋，因为自己对他也没有感情。
她虽然不为感情吃醋，但凭着占有心理，就是觉得不舒服。
常言道，婚姻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需要同心同德的经营。那么，半路结伴同行的夫妻，更像是对生存进行合作，男女搭伙，各求所需。
敦凤对自己的婚姻这样定义：“我是，全为了生活。”
为了钱，为了自己的生活，她也要小心照应好他的饮食与冷暖，希望他多活两年。
赤裸裸的话语，透露了赤裸裸的人性，也揭露出半路夫妻赤裸裸的真相。
半路夫妻，为了自己而关爱对方，到底是一份可怜的情感。
但如果少了这份怜惜，便也失去了搭伙过日子的温暖和意义。

半路夫妻，全靠怜惜
《留情》写的是婚姻的横切面，却可以借此窥见生活的全貌。
两个人过去的山重水复，当下的柳暗花明，在日常的琐碎中忽隐忽现。
这是平常的一天，米先生原本准备去看望病重的前妻。当他告诉敦凤时，对方没有阻拦，语气却显得不悦。
换做以前，米先生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对方怎么想；如今，他学会了迁就。所以他主动表示，看望前妻的事搁一边，先陪敦凤去亲戚家。
寒冬，微雨，两人坐在黄包车上。他隔着几层衣服，感觉到她的肩膀与温柔。敦凤同样如此，挨着自己男人的肩膀，觉得很平安。
车子一路向前，敦凤和米先生虽然肩并肩，两颗心相距甚远，各自望向一边，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
张爱玲借用一个巧妙而自然的细节，描写敦凤内心的苍凉，也连缀起这对半路夫妻的心路：
途中，敦凤看到一栋灰色洋房，阳台上挂着一只鹦哥，呱呱地叫着，这让她想起之前的婆家。
本来她要指给米先生看的，但是出门前闹了小别扭，于是懒得搭理他。
这情形，正如汪曾祺所说：“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在亲戚那里，聊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敦凤多次提及去世的前夫，似有意，似无意，既理直气壮，还没完没了，说出的一些话全然不顾先生的感受。
而米先生呢，人虽坐在这里，却总是心不在焉，记挂着去看前妻。
倒不是他对前妻还有多深感情，毕竟她是自己孩子的妈，毕竟，曾经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现在她快死了，他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会跟着死掉。
米先生中途去看完前妻，折回来接敦凤一起回家。这种体贴和在乎，让她生出欢喜。
他的忧虑和酸楚，她不懂得，也不要懂得。
她的不满与委屈，他不明白，也无心明白。
这对半路夫妻，互相利用，彼此不懂，她也跟别人说，自己对他没有感情。但到底还是从心底生出温情、怜惜、相濡以沫的信靠。
归途中，敦凤暗自想，再经过那栋洋房时，“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
不管怎样，她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愿意用自己的一点真情，与对方在严寒中依偎着取暖。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余韵却绵长。

珍惜已有的那点东西
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当中，《留情》是不怎么有名的一篇。
1946年，小说集《传奇》出增订版，张爱玲将《留情》放在第一篇。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她心中的位置。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先生认为，张爱玲一路写下来，写到《留情》的时候，她对人生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
这份理解便是：
“人生最普通、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奢求什么，而是珍惜已经有的那么一点东西。”
人生如同旅行，来来往往，过去的终会过去，丧失的已然丧失，提前离开的人，注定是时光的过客。只有身边触手可及的伴侣，才是真实的归人。
与其对昨日恋恋不忘，不如将今天好好把握。
与其怀念已经失去的，不如珍惜当下拥有的。
敦凤与米先生这对务实又恋旧的半路夫妻，余生岁月里，心里虽有遗憾和不甘，终究愿意向对方靠近，相依为命，相互怜惜。
张爱玲的那份深刻理解，也正是她笔下人物在失去又重得之后，对人生的痛的领悟。
就像一句宋词：“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人生无常，长路漫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愿所有眼前人，都被怜惜。
博读 昨天 
俗话说，半路夫妻，永远是贼。
有点偏颇，但也能理解。因为进过围城、受过伤害的人，再次踏入婚姻时，感情很难纯粹，心思却变得复杂。
为了各自的钱财和孩子，步步为营地防备，斤斤计较地打着算盘，可悲，也可怜。
张爱玲的《留情》写一对半路夫妻，在失去与得到之间，虽然心意难平，却依然愿意用真情和关爱相濡以沫。
作者似乎在提醒世人，既然陌路相逢，选择了搭伙过日子，何不以诚相待、彼此拥抱呢？
就像小说的结尾：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
人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半路夫妻，全靠互相怜惜。

老夫少妻的结合
米先生与敦凤是半路夫妻，也是一对老夫少妻。
结婚时，他已经五十九岁，她才三十六岁，相差二十年多岁。
敦凤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有一张“滴粉搓酥”的脸庞、一只“希腊型的正直端丽”的鼻子、鼻孔细小又高贵。如今胖了，丰腴的身材像一只清水粽子。
她出生在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十六岁就嫁了人。丈夫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一笑起来时，眼睛坏坏的。二十三岁那年，丈夫不幸病逝。
守了十几年寡，有一次在亲戚家，敦凤认识了米先生，后来就嫁给了他。
米先生是股票公司的职员，有一定的地位，也有学问，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在社交场上，他虽然缺乏幽默，显得寡淡，但人很实在，也很知礼。
至于米先生的长相，张爱玲用了几个生动的比喻。
说他是，除了戴眼镜外整个地像婴儿，虽然穿得西装笔挺，却像打了包的婴儿，而他光洁整齐的脑袋，“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郑重托在衬衫领上。”
显然是不登对的两个人，当然也各有所图。
流年似水，世界不断改变。
与亲友迎来送往中，敦凤冷眼旁观他人生活，不禁发现，以往光鲜的，如今惨淡了，以往莺飞蝶绕的，如今红杏寂寞了。
成人的世界很艰难，各有各的将就和妥协。她再看自己处境，经历过悲欢离合，又重新开始安逸的新生活。
书上写道：
只有敦凤她，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对于第二桩婚姻，敦凤并非心满意足，而是心意难平。
自足也好，不足也罢，全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

“我是，全为了生活。”
经历过失败婚姻的人，重新选择时就格外小心翼翼。
第一次婚姻，也许出于感性的冲动，第二次婚姻，就会凭理智左右衡量。
米先生的第一桩婚姻并不幸福。妻子是他留学期间的女同学，那时候，出国留学的女孩很稀罕，僧多粥少，两人没有夯实感情地基就匆匆结婚。
她是个神经质的女人，敏感，暴躁，两人在一起的那段岁月，不是仓促糊涂，便是不断吵架，没有留下快乐的回忆。
所以对第二桩婚姻，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冒冒失失，而是做了打听和计划，确保自己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和眼福。
依照这个目标，米先生选定了敦凤。
对敦凤来说，她的第二桩婚姻，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她和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很像，一心想通过婚姻寻找一张长期饭票。最好，这张饭票漂亮一点，体面一点，不伤害她作为女性的虚荣心。
怀着这样的目的，她与米先生虽然不是一见钟情，却是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有时候，敦凤回娘家，跟还算聊得来的舅母发发牢骚，说说体己话。
她告诉舅母，米先生很好，答应将来遗产分配上不会亏待她，但自己跟他很难发生感情，虽然同床共枕，那个事几个月才做一次。
她还向舅母吐酸水，米先生近来天天去看望病重的前妻，自己并不为此吃醋，因为自己对他也没有感情。
她虽然不为感情吃醋，但凭着占有心理，就是觉得不舒服。
常言道，婚姻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需要同心同德的经营。那么，半路结伴同行的夫妻，更像是对生存进行合作，男女搭伙，各求所需。
敦凤对自己的婚姻这样定义：“我是，全为了生活。”
为了钱，为了自己的生活，她也要小心照应好他的饮食与冷暖，希望他多活两年。
赤裸裸的话语，透露了赤裸裸的人性，也揭露出半路夫妻赤裸裸的真相。
半路夫妻，为了自己而关爱对方，到底是一份可怜的情感。
但如果少了这份怜惜，便也失去了搭伙过日子的温暖和意义。

半路夫妻，全靠怜惜
《留情》写的是婚姻的横切面，却可以借此窥见生活的全貌。
两个人过去的山重水复，当下的柳暗花明，在日常的琐碎中忽隐忽现。
这是平常的一天，米先生原本准备去看望病重的前妻。当他告诉敦凤时，对方没有阻拦，语气却显得不悦。
换做以前，米先生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对方怎么想；如今，他学会了迁就。所以他主动表示，看望前妻的事搁一边，先陪敦凤去亲戚家。
寒冬，微雨，两人坐在黄包车上。他隔着几层衣服，感觉到她的肩膀与温柔。敦凤同样如此，挨着自己男人的肩膀，觉得很平安。
车子一路向前，敦凤和米先生虽然肩并肩，两颗心相距甚远，各自望向一边，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
张爱玲借用一个巧妙而自然的细节，描写敦凤内心的苍凉，也连缀起这对半路夫妻的心路：
途中，敦凤看到一栋灰色洋房，阳台上挂着一只鹦哥，呱呱地叫着，这让她想起之前的婆家。
本来她要指给米先生看的，但是出门前闹了小别扭，于是懒得搭理他。
这情形，正如汪曾祺所说：“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在亲戚那里，聊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敦凤多次提及去世的前夫，似有意，似无意，既理直气壮，还没完没了，说出的一些话全然不顾先生的感受。
而米先生呢，人虽坐在这里，却总是心不在焉，记挂着去看前妻。
倒不是他对前妻还有多深感情，毕竟她是自己孩子的妈，毕竟，曾经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现在她快死了，他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会跟着死掉。
米先生中途去看完前妻，折回来接敦凤一起回家。这种体贴和在乎，让她生出欢喜。
他的忧虑和酸楚，她不懂得，也不要懂得。
她的不满与委屈，他不明白，也无心明白。
这对半路夫妻，互相利用，彼此不懂，她也跟别人说，自己对他没有感情。但到底还是从心底生出温情、怜惜、相濡以沫的信靠。
归途中，敦凤暗自想，再经过那栋洋房时，“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
不管怎样，她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愿意用自己的一点真情，与对方在严寒中依偎着取暖。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余韵却绵长。

珍惜已有的那点东西
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当中，《留情》是不怎么有名的一篇。
1946年，小说集《传奇》出增订版，张爱玲将《留情》放在第一篇。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她心中的位置。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先生认为，张爱玲一路写下来，写到《留情》的时候，她对人生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
这份理解便是：
“人生最普通、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奢求什么，而是珍惜已经有的那么一点东西。”
人生如同旅行，来来往往，过去的终会过去，丧失的已然丧失，提前离开的人，注定是时光的过客。只有身边触手可及的伴侣，才是真实的归人。
与其对昨日恋恋不忘，不如将今天好好把握。
与其怀念已经失去的，不如珍惜当下拥有的。
敦凤与米先生这对务实又恋旧的半路夫妻，余生岁月里，心里虽有遗憾和不甘，终究愿意向对方靠近，相依为命，相互怜惜。
张爱玲的那份深刻理解，也正是她笔下人物在失去又重得之后，对人生的痛的领悟。
就像一句宋词：“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人生无常，长路漫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愿所有眼前人，都被怜惜。
#【快意天南】王良中国画选辑#
把笔墨“玩”转
——试析王良水墨画艺术
作者：黄谟耿（海南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气者，心随笔运，取旬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笔法记》荆浩）。艺术家要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要点，同时在创造形象时又要隐去自己的笔迹，把自己溶化在对象里，让欣赏者有丰富的想象余地，一幅画不仅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神情，把握客物世界的内在精神。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去表现真实，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与情欲，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赏心悦目的观照与情绪中尽情品咂人文之美。
近年王良老师出了一批水墨氤氲的作品，其构建雄强大气，造型奇拙生动，笔墨老辣，个性张扬，饱含着对身居黎苗之地深沉的家园情怀。他笔下那种富有生活气息、墨韵鲜活的画面让观者赞叹，游目于其间，颇有闻道欢欣之感！
细细赏析把玩，窃以为王良老师这批水墨作品有以下艺术特点：
一、情倾其间，山野为之舞动
初识王良老师水墨作品便会让你惊诧其塑造景物的独特能力！你看那低矮的“船型”屋微微倾斜，屋前斜倚着高大的满树虬枝纵横的“英雄树”，屋旁牛车闲置，篱笆参差，芭蕉含情，屋檐底下几位身披斑驳黎锦的黎家大妈躬身纺织劳作，哝哝黎语似歌；道旁引来体型拙笨的母猪及数头小猪，嗷嗷待哺，观之可喜；或者满纸如北国山脉一般沧桑大气的木棉树随风舞动、“船型”屋旁的树荫里，数头焦墨写就的水牛悠闲啃食，远山寥廓，山鸟徐飞；或者满纸虬枝错落，椰影摇曳，村子不远处水汪汪的田地里，一位老农弯腰插秧，远方山寨牛羊点点，山涛呼呼，一片乡情弥漫于素纸之间……这可是曾经的童真岁月在画家笔下随心偶现？或者年过半百的王良老师还活在幼时的黎寨记忆中？
“景语”，情语也！王良老师面世作品大多取材于黎乡苗寨或海南热带景观，数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反复笔耕写意，款款乡情皆源于他对这片热土满蓄着的深沉情怀：“深情眷恋着这片土地，投入太多太稠的情感，印烙无数心路的足迹，获取自己想要的艺术养份好多、好沉”（《王良中国画集》语录）。黑格尔尝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与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要使想象在制造形象悠闲自得的游戏中来去自如，在赏心悦目的观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不曾与王良老师深谈过，对他的身世也了解得不多，但观他满幅氤氲、笔墨纵横的才情，尤其看他作画时旁若无人状的激情，饭席上大碗吃酒的豪兴，相信其人必是情深无限，半世沧桑。观其画山水含情，他无疑是融半生痴颠，化为笔下氤氲倾情于方寸素白之间。
情溢其间，观者岂能不为之动容？
二、构建大气，张扬个性
王良老师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先声夺人”的震撼之感，其画面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方寸小品，画面排篇布局极讲匠心独运之妙：他的作品构图饱满，善于景物穿插，其“上不见天，下不留地，横斜竖插，萦回环抱，与传统格局迥然有别”；他总是尽心经营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画面深处别有境界，给观者一种画面的“大气”与“丰富”之感：其营造的意象无论是满树沧桑的木棉、摇曳多姿的椰林，还是润含春水的芭蕉，王良老师都善于让这些融入无限深情的景物以一种饶有趣味的特写形式呈现，画面主体常顾盼有情，更兼有顶天立地之势，给观者营造出“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视觉效果。处于古树间的中景则相机“楔入”黎村苗寨人家，人影若隐若现，鸡鸣犬吠恍若相闻，虚实遮掩之间令人不能窥全貌，益发引发观者无限想象。远景往往以一片高耸的淡墨远山轻轻带过，简约生动。
王良老师构建画面深谙景物的“藏露”、“开合”、“虚实”、“紧松”、“繁简”的对比之妙，再加上画面夸张变形恰当，高度提纯的画面化陈腐为神奇，给观者一种视觉层次丰富，造型生动的美感，让人观之神清气爽。
三、画面造型夸张适度，意象富有情趣
“艺术绝对不是单纯的摹仿。人们用自己的工作，以熟练技巧和勤勉去复制原已经存在的东西，固然也可借此得到一些乐趣，但是仿本愈酷肖自然的蓝本，这种乐趣和赞赏也就愈稀薄，愈冷淡，甚至变成腻味和嫌厌。对于人类而言，摹仿的熟练所产生的乐趣总是有限的，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更能得到乐趣，即使是一件细微的技术发明在价值上也要比摹仿高。”
品读王良老师的作品，其画中诸物象造型趣味浓郁，原因也在于他的造型意象源于生活，却又不受现实生活物象所捆绑，无论他那久负盛名的木棉、黎族“船型”屋，还是近日反复表现的古树底下的老水牛系列，其造型都带着浓浓的王良“味道”：笔墨生拙、简约，富有动感。他笔下的木棉树、榕树干墨纷披，老干纵横，有如北方山脉一般雄奇，或者他便是视“树”为“山”去把握笔墨的吧？黎家“船型”屋的屋顶本为茅草，外观极为繁杂，王良老师用极简约的“几何面”概括，以灰墨去表现，“船型”屋屋底下参差错落的许多农家用具便能恰到好处的与之相融，画面呈点、线、面结合，拙巧有度，繁简有致，画面益显得层次丰富，趣味浓厚，观者在他营造的意境跟前总要惊叹：好有气魄的一棵老树！好有生活情趣的黎家屋子！
最喜欢画中那些于古树底下的老水牛！在田地里辛苦耕作半天之后方得片刻悠闲，它们或安卧小憩，或闲步啃食。此刻南风轻柔，榕荫生凉，生活的沉重似不复存在。王良老师采用极度概括的笔墨，以方块为型，焦墨破笔直下，观者仿佛可听到画家执笔于纸面的“沙沙沙”声，只需几笔乌黑发亮的焦墨组合，数头憨态可掬的老水牛便跃然纸上，成为画中的点睛之笔，妙！
四、知白守黑，水墨氤氲，富有韵律感
相较王良老师前些年墨彩灿然的作品而言，近期这批纯由“墨、白、灰”构建的水墨作品当是他对中国水墨画更进一步的探索。老子尝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艺术领域，各种表现风格不好论说孰对孰错，当是各擅胜场，而以一种更简约的“黑、白、灰”去表现当前这个多彩世界，在表现技巧方面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在黑白世界里，画面构成讲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讲究虚实、疏密、开合的对比，在中国画的水墨世界里，物象的种种对比处理无意暗合老子的哲学观点。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纯黑白的水墨似更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更具中国文化趣味。或许王良师经历早年“木棉红”系列的灿烂之后，步入这个“黑白”世界当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吧？在这片“黑白”世界里，王良老师依然倾情于他所情牵挂着的黎村苗寨与热带景观，其笔底似少了几许燥热，多了几分沉静与淡定：你看他笔下墨团团里不急不躁的行笔，水渍笔迹若有若无，墨团之外再加上几组疏密有致的线条便构成一个虚实对比空间，或者线条后边还来几组或浓或淡的墨团，恰到好处的层次及细节处理，观者也不必论墨焉物焉，已化成画家笔下“起、承、转、合”的表现节奏，其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行笔神闲意足，隐约存有韵律之妙，笔墨意境耐人寻味。
王良老师尝说：“把笔墨玩转！画画得大气！”他数十年潜心于水墨研究，长期坚持写生创作，心手双畅，已形成鲜明的“王良”画风，是一位特有艺术风骨的艺术家。他为人豪爽，处事痛快。为人如此，为艺亦如此。赏读王良老师这批水墨山水，其表现形式虽有大改变，不变的依然是他独特的乡土情怀，作品构建磅礴大气，笔墨老辣，造型张扬个性，富有乡土气息。无论早期的“木棉红”阶段，还是当前这批纯水墨山水，其根在于“情”：王良老师情倾于海南黎乡苗寨之间，山水为之舞动，南风吹处略带酒味，醺醺然间，观者亦每欲醉矣！
把笔墨“玩”转
——试析王良水墨画艺术
作者：黄谟耿（海南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气者，心随笔运，取旬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笔法记》荆浩）。艺术家要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要点，同时在创造形象时又要隐去自己的笔迹，把自己溶化在对象里，让欣赏者有丰富的想象余地，一幅画不仅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神情，把握客物世界的内在精神。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去表现真实，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与情欲，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赏心悦目的观照与情绪中尽情品咂人文之美。
近年王良老师出了一批水墨氤氲的作品，其构建雄强大气，造型奇拙生动，笔墨老辣，个性张扬，饱含着对身居黎苗之地深沉的家园情怀。他笔下那种富有生活气息、墨韵鲜活的画面让观者赞叹，游目于其间，颇有闻道欢欣之感！
细细赏析把玩，窃以为王良老师这批水墨作品有以下艺术特点：
一、情倾其间，山野为之舞动
初识王良老师水墨作品便会让你惊诧其塑造景物的独特能力！你看那低矮的“船型”屋微微倾斜，屋前斜倚着高大的满树虬枝纵横的“英雄树”，屋旁牛车闲置，篱笆参差，芭蕉含情，屋檐底下几位身披斑驳黎锦的黎家大妈躬身纺织劳作，哝哝黎语似歌；道旁引来体型拙笨的母猪及数头小猪，嗷嗷待哺，观之可喜；或者满纸如北国山脉一般沧桑大气的木棉树随风舞动、“船型”屋旁的树荫里，数头焦墨写就的水牛悠闲啃食，远山寥廓，山鸟徐飞；或者满纸虬枝错落，椰影摇曳，村子不远处水汪汪的田地里，一位老农弯腰插秧，远方山寨牛羊点点，山涛呼呼，一片乡情弥漫于素纸之间……这可是曾经的童真岁月在画家笔下随心偶现？或者年过半百的王良老师还活在幼时的黎寨记忆中？
“景语”，情语也！王良老师面世作品大多取材于黎乡苗寨或海南热带景观，数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反复笔耕写意，款款乡情皆源于他对这片热土满蓄着的深沉情怀：“深情眷恋着这片土地，投入太多太稠的情感，印烙无数心路的足迹，获取自己想要的艺术养份好多、好沉”（《王良中国画集》语录）。黑格尔尝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唤醒各种本来睡着的情绪、愿望与情欲，使它们再活跃起来，把心填满，要使想象在制造形象悠闲自得的游戏中来去自如，在赏心悦目的观照和情绪中尽情欢乐。”不曾与王良老师深谈过，对他的身世也了解得不多，但观他满幅氤氲、笔墨纵横的才情，尤其看他作画时旁若无人状的激情，饭席上大碗吃酒的豪兴，相信其人必是情深无限，半世沧桑。观其画山水含情，他无疑是融半生痴颠，化为笔下氤氲倾情于方寸素白之间。
情溢其间，观者岂能不为之动容？
二、构建大气，张扬个性
王良老师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先声夺人”的震撼之感，其画面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方寸小品，画面排篇布局极讲匠心独运之妙：他的作品构图饱满，善于景物穿插，其“上不见天，下不留地，横斜竖插，萦回环抱，与传统格局迥然有别”；他总是尽心经营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画面深处别有境界，给观者一种画面的“大气”与“丰富”之感：其营造的意象无论是满树沧桑的木棉、摇曳多姿的椰林，还是润含春水的芭蕉，王良老师都善于让这些融入无限深情的景物以一种饶有趣味的特写形式呈现，画面主体常顾盼有情，更兼有顶天立地之势，给观者营造出“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视觉效果。处于古树间的中景则相机“楔入”黎村苗寨人家，人影若隐若现，鸡鸣犬吠恍若相闻，虚实遮掩之间令人不能窥全貌，益发引发观者无限想象。远景往往以一片高耸的淡墨远山轻轻带过，简约生动。
王良老师构建画面深谙景物的“藏露”、“开合”、“虚实”、“紧松”、“繁简”的对比之妙，再加上画面夸张变形恰当，高度提纯的画面化陈腐为神奇，给观者一种视觉层次丰富，造型生动的美感，让人观之神清气爽。
三、画面造型夸张适度，意象富有情趣
“艺术绝对不是单纯的摹仿。人们用自己的工作，以熟练技巧和勤勉去复制原已经存在的东西，固然也可借此得到一些乐趣，但是仿本愈酷肖自然的蓝本，这种乐趣和赞赏也就愈稀薄，愈冷淡，甚至变成腻味和嫌厌。对于人类而言，摹仿的熟练所产生的乐趣总是有限的，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更能得到乐趣，即使是一件细微的技术发明在价值上也要比摹仿高。”
品读王良老师的作品，其画中诸物象造型趣味浓郁，原因也在于他的造型意象源于生活，却又不受现实生活物象所捆绑，无论他那久负盛名的木棉、黎族“船型”屋，还是近日反复表现的古树底下的老水牛系列，其造型都带着浓浓的王良“味道”：笔墨生拙、简约，富有动感。他笔下的木棉树、榕树干墨纷披，老干纵横，有如北方山脉一般雄奇，或者他便是视“树”为“山”去把握笔墨的吧？黎家“船型”屋的屋顶本为茅草，外观极为繁杂，王良老师用极简约的“几何面”概括，以灰墨去表现，“船型”屋屋底下参差错落的许多农家用具便能恰到好处的与之相融，画面呈点、线、面结合，拙巧有度，繁简有致，画面益显得层次丰富，趣味浓厚，观者在他营造的意境跟前总要惊叹：好有气魄的一棵老树！好有生活情趣的黎家屋子！
最喜欢画中那些于古树底下的老水牛！在田地里辛苦耕作半天之后方得片刻悠闲，它们或安卧小憩，或闲步啃食。此刻南风轻柔，榕荫生凉，生活的沉重似不复存在。王良老师采用极度概括的笔墨，以方块为型，焦墨破笔直下，观者仿佛可听到画家执笔于纸面的“沙沙沙”声，只需几笔乌黑发亮的焦墨组合，数头憨态可掬的老水牛便跃然纸上，成为画中的点睛之笔，妙！
四、知白守黑，水墨氤氲，富有韵律感
相较王良老师前些年墨彩灿然的作品而言，近期这批纯由“墨、白、灰”构建的水墨作品当是他对中国水墨画更进一步的探索。老子尝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艺术领域，各种表现风格不好论说孰对孰错，当是各擅胜场，而以一种更简约的“黑、白、灰”去表现当前这个多彩世界，在表现技巧方面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在黑白世界里，画面构成讲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讲究虚实、疏密、开合的对比，在中国画的水墨世界里，物象的种种对比处理无意暗合老子的哲学观点。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纯黑白的水墨似更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更具中国文化趣味。或许王良师经历早年“木棉红”系列的灿烂之后，步入这个“黑白”世界当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吧？在这片“黑白”世界里，王良老师依然倾情于他所情牵挂着的黎村苗寨与热带景观，其笔底似少了几许燥热，多了几分沉静与淡定：你看他笔下墨团团里不急不躁的行笔，水渍笔迹若有若无，墨团之外再加上几组疏密有致的线条便构成一个虚实对比空间，或者线条后边还来几组或浓或淡的墨团，恰到好处的层次及细节处理，观者也不必论墨焉物焉，已化成画家笔下“起、承、转、合”的表现节奏，其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行笔神闲意足，隐约存有韵律之妙，笔墨意境耐人寻味。
王良老师尝说：“把笔墨玩转！画画得大气！”他数十年潜心于水墨研究，长期坚持写生创作，心手双畅，已形成鲜明的“王良”画风，是一位特有艺术风骨的艺术家。他为人豪爽，处事痛快。为人如此，为艺亦如此。赏读王良老师这批水墨山水，其表现形式虽有大改变，不变的依然是他独特的乡土情怀，作品构建磅礴大气，笔墨老辣，造型张扬个性，富有乡土气息。无论早期的“木棉红”阶段，还是当前这批纯水墨山水，其根在于“情”：王良老师情倾于海南黎乡苗寨之间，山水为之舞动，南风吹处略带酒味，醺醺然间，观者亦每欲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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