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公司调查】4千到8万，动力电池回收生意太抢手！原料涨价引爆动力电池回收产业，新一轮洗牌后谁将胜出？
近一年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创下新高，原材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涨价压力下，“变废为宝”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价值链获得重估，景气度开始攀升，引来产业资本竞相入局。
在原材料看涨行情下，废旧电池回收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三元材料回收折扣系数已经从去年年中的7折左右跳涨至140%，磷酸铁锂正极废粉更是在一个月内实现翻涨。动力电池回收企业的利润空间虽然得以提升，但过高的价格将带来库存和现金流等一系列风险。
行业长期发展不能仅凭原材料涨价一时助阵。大潮褪去后，新一轮行业洗牌必然来袭，拥有渠道和技术优势的回收企业将在竞争中胜出。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回收链条上的权责关系有待理顺，以解决无序竞争及其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以此来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役潮到来。
回收价格水涨船高
“价格涨得太快了！现在整个回收市场的价格体系是错乱的。”湖南顺华锂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卫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去年1月份，磷酸铁锂正极废粉才4000元/吨，今年1月份涨到4万元/吨，更夸张的是，2月份直接翻番，现在的价格已达8万元/吨左右。”
回收端价格上升源自于以镍、钴、锂为代表的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的飙涨。近一年来，电池级碳酸锂从5万元/吨一路狂奔，目前报价突破50万元/吨，达去年同期的10倍；国内电解钴、电解镍当前报价达57万元/吨、22万元/吨，同比涨幅分别约60%、80%。“原材料资源紧缺，叠加双碳目标，明显感觉到产业链对锂电池回收端的关注度提升了。” 赵卫夺表示。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废旧电池分为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两种，三元锂电池一般用于再生利用，将废旧电池中有价值的金属材料提取出来，产成品包括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等，磷酸铁锂电池主要用于储能电站、低速电动车、电动工具等梯次利用场景，而随着碳酸锂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回收来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用于再生提锂。
据介绍，三元电池的回收定价以上海有色网的钴、镍价格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乘以一定的系数，锂元素在回收过程中虽不参与计价，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系数；磷酸铁锂电池因为主要提炼锂元素，其回收价格则按锂点计价，以金属锂的价格为参照，目前的采购系数大概为6-7折。“去年8月份的时候，三元锂电池回收整体的折扣系数还在65%~75%，去年年底达到100%以上，出现倒挂，现在平均水平已经攀升到120%-130%了，如果是三元正极片，因为碳酸锂的含量更高，采购系数甚至可以达到140%。”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购系数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除了钴、镍之外其他金属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
回收企业70%成本来自于原材料，目前采购系数严重倒挂显然会增加运营成本。但即便是这样，依然难以阻挡行业“抢电池”的热情。“按照现在的市场需求和产能释放情况，我们预计今年碳酸锂价格应该不会大幅下降，还会维持在高位。”华东地区一位锂电产业链投资人士表示，电池回收企业依然有利可图。
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回收端因为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毛利率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碳酸锂等产成品价格也在同步上涨，整体的盈利空间有所提升。
“在碳酸锂价格上行的过程当中，回收企业普遍都有钱赚，无非就是赚多赚少。”赵卫夺坦言，但因为市场景气度较高，目前抢货的氛围比较浓烈，电池回收价格被哄抬，专业回收企业因为固定成本较高，反而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心态浮躁埋下风险慌
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高景气度从一组数据可见一斑。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现存动力电池回收企业3.85万家，其中2020年新增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3321家，同比增长142.94%；2021年新增2.44万家，同比增长635.17%。
据赵卫夺介绍，2021年新增的2万多家回收企业中，有大批量的中间贸易商，他们并不做加工冶炼，只在电池的流通过程中赚取差价。
天奇股份也曾在接待投资者调研中表示，根据公司采购情况初步统计，约70%的原料来自社会贸易商，30%来自电池厂。
赵卫夺指出，价格看涨的情况下，有的中间贸易商会囤积大量的电池或者废料，甚至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价格垄断优势，还有的电池厂或者材料厂存在捂货不出的情况，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回收市场的恐慌情绪，拉升电池回收的市场价格和预期。
据前述投资人士观察，现在电池回收行业整体心态比较浮躁。“有些企业在去年低位的时候买进原材料，短期内价格猛涨，轻轻松松就能赚一大笔差价，比辛辛苦苦赚加工费强多了，无形中消磨了从事冶炼加工实业的斗志；还有之前主营做梯次利用或者再生利用的企业，看到废旧电池价格高涨，甚至会单独成立贸易公司，直接低进高出赚贸易的差价。”
“目前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水够大够深，入局者大多都有钱赚，但一旦材料和电池价格降下来，一定会有一批不够扎实，企图赚快钱的企业被清洗出去。” 高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梁坦言，回收企业维持稳定的生产经营需要固定资产和团队，这些都属于固定开支，另外还需要保持连续生产的最低库存。镍、钴、锂都属于小金属，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价格一旦开始掉头向下，回收企业手中的库存会急速下跌，但产线又不能不开工，生产越多可能意味着亏得越多，而倘若不生产，库存贬值的风险会更高。
“一般来说，回收企业在回收电池或废料时，都要求现款现货，而在出售产成品时，面对大型材料厂或电池厂，因话语权不够强通常会有一定的账期，对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回收企业来说，回收电池的价格上涨意味着更大的资金占用。”赵卫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而从废料或退役电池采购，到生成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等产成品的出货周期是一到两周，一旦碳酸锂价格出现下滑，这将给回收企业带来巨大的现金流风险。
“当前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正规回收企业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快进快出，以销定产，以在手订单为导向采购上游原材料，这样虽然未必能赚到库存差价，但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前述投资人士表示。
技术为主
电池回收领域引来各路玩家，几乎贯通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条，涉及整车厂、电池厂、材料厂和第三方回收企业等不同背景。其中整车厂和电池厂掌握资源，是材料厂和回收企业争相绑定的对象。
材料厂最有动力做回收业务，因为提取的金属可以直接作为原材料，进而带来成本优势。一个可供对比的案例是，主营回收业务的格林美将硫酸镍、硫酸钴等资源用于生产正极材料，2021年中报显示，其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三钴毛利率分别达到25.63%和20.66%，而同期正极厂商中伟股份两种产品毛利率分别为12.45%和12.01%。
在原材料涨价的背景下，保供的紧迫性更加促使材料厂下场回收。其中一种方式是自建回收产线，例如三元材料厂华友钴业旗下有循环科技和再生资源两家回收企业，目前具备年处理废旧电池料6.5万吨产能；另一种是以投资或战略合作等方式绑定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资源，例如容百科技近期与格林美达成协议，将投资格林美旗下电池回收公司动力再生，并在未来5年内向后者采购前驱体不低于30万吨。
电池厂涉足的方式与材料厂类似，头部企业都在斥重金培育自己的回收板块。宁德时代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负责电池循环业务，位于宜昌的邦普一体化新能源产业项目去年底开工建设，总投资达320亿元。国轩高科也将120亿元的项目落地合肥，包括动力锂电池上游原材料及电池回收等项目生产基地。此外，孚能科技、蜂巢能源等电池厂则通过与投资合作等方式切入回收产业链。
第三方回收企业背景多元，除了上述专门从事资源循环利用的格林美，还有主营PCB等化学品的光华科技、汽车智能装备提供商天奇股份、环保企业高能环境和旺能环境等。
不同行业的公司与回收链条的联系紧密程度有所差异。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光华科技本身有一块三元正极材料业务，且近期在与奥动新能源、松下、力神电池等公司建立合作；天奇股份依托主业与车企联系密切，长期覆盖汽车拆解、再制造等后市场业务；环保企业多以收购方式切入电池回收，且相对入局较晚。
“第三方回收企业虽然具备专业能力，但是缺少回收渠道，需要和电池厂、整车厂谈合作，还需要为回收出来的资源或梯次利用的电池寻找出路，要做的工作很多。”真锂研究创始人墨柯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供应渠道和下游销路要靠着一边，回收业务的发展前景才会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电池厂产生的废料、边角料等回收资源更受市场欢迎，因为这些材料品质和一致性相对较高，为回收企业省去了拆解成本，能产生更高的收益率。
在技术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关键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回收率。一位锂电行业分析师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目前镍、钴的回收率比较高，难点在锂的提取。
据赵卫夺介绍，目前主流的湿法冶炼工艺，三元材料中提锂顺序一般在钴、镍之后，锂的回收率平均为70~75%，工艺好一些的能超80%，但纯度只有80~85%，若产出电池级碳酸锂，还需要经过一道加工工序；而如果采用湿法优先提锂工艺，三元材料中锂的回收率能达到95%，磷酸铁锂材料锂的回收率也能达到92%，且纯度更高，产出的碳酸锂和磷酸铁可直接返回至电池生产系统。”在原材料成本接近的情况下，回收率越高、产成品附加值越高，就意味着更大的利润空间。”
如何应对市场不同需求进行柔性化生产也是回收企业重要的技术能力。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举例称，如在电池行业景气度高时可生产应用于电池材料的硫酸钴，在电池行业景气度下降时可以转产应用于磁性材料行业、陶瓷色釉料行业、橡胶或合金粘结剂行业等不同行业的产品。此外，电池回收的原料端都是多种类电池混合的非标品，如何生产出与新料产品品质一致的标准品，这也是回收行业重要的技术壁垒。
“工厂能力和渠道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互相结合才能实现整体企业经营的价值最大化。现阶段来讲，我们觉得工厂能力是基础，在回收渠道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工艺水平足够成熟，才有确保在渠道方面赢得足够的合作伙伴。”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投资的角度看，正极材料厂商不会受到太多关注，因为回收业务只是作为它们原材料来源的一个补充。第三方回收企业中，一些公司原本主业利润比较低，回收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能够贡献较大的业绩弹性，就会被资金热炒。但总体来说，现在回收行业都是当作半个周期股在炒，对金属价格走势的依赖比较强。”上述锂电行业分析师表示。
详情可见：https://t.cn/A666bHC8
近一年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创下新高，原材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涨价压力下，“变废为宝”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价值链获得重估，景气度开始攀升，引来产业资本竞相入局。
在原材料看涨行情下，废旧电池回收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三元材料回收折扣系数已经从去年年中的7折左右跳涨至140%，磷酸铁锂正极废粉更是在一个月内实现翻涨。动力电池回收企业的利润空间虽然得以提升，但过高的价格将带来库存和现金流等一系列风险。
行业长期发展不能仅凭原材料涨价一时助阵。大潮褪去后，新一轮行业洗牌必然来袭，拥有渠道和技术优势的回收企业将在竞争中胜出。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回收链条上的权责关系有待理顺，以解决无序竞争及其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以此来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役潮到来。
回收价格水涨船高
“价格涨得太快了！现在整个回收市场的价格体系是错乱的。”湖南顺华锂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卫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去年1月份，磷酸铁锂正极废粉才4000元/吨，今年1月份涨到4万元/吨，更夸张的是，2月份直接翻番，现在的价格已达8万元/吨左右。”
回收端价格上升源自于以镍、钴、锂为代表的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的飙涨。近一年来，电池级碳酸锂从5万元/吨一路狂奔，目前报价突破50万元/吨，达去年同期的10倍；国内电解钴、电解镍当前报价达57万元/吨、22万元/吨，同比涨幅分别约60%、80%。“原材料资源紧缺，叠加双碳目标，明显感觉到产业链对锂电池回收端的关注度提升了。” 赵卫夺表示。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废旧电池分为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两种，三元锂电池一般用于再生利用，将废旧电池中有价值的金属材料提取出来，产成品包括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等，磷酸铁锂电池主要用于储能电站、低速电动车、电动工具等梯次利用场景，而随着碳酸锂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回收来的磷酸铁锂电池直接用于再生提锂。
据介绍，三元电池的回收定价以上海有色网的钴、镍价格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乘以一定的系数，锂元素在回收过程中虽不参与计价，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系数；磷酸铁锂电池因为主要提炼锂元素，其回收价格则按锂点计价，以金属锂的价格为参照，目前的采购系数大概为6-7折。“去年8月份的时候，三元锂电池回收整体的折扣系数还在65%~75%，去年年底达到100%以上，出现倒挂，现在平均水平已经攀升到120%-130%了，如果是三元正极片，因为碳酸锂的含量更高，采购系数甚至可以达到140%。”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购系数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除了钴、镍之外其他金属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
回收企业70%成本来自于原材料，目前采购系数严重倒挂显然会增加运营成本。但即便是这样，依然难以阻挡行业“抢电池”的热情。“按照现在的市场需求和产能释放情况，我们预计今年碳酸锂价格应该不会大幅下降，还会维持在高位。”华东地区一位锂电产业链投资人士表示，电池回收企业依然有利可图。
天奇股份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回收端因为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毛利率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碳酸锂等产成品价格也在同步上涨，整体的盈利空间有所提升。
“在碳酸锂价格上行的过程当中，回收企业普遍都有钱赚，无非就是赚多赚少。”赵卫夺坦言，但因为市场景气度较高，目前抢货的氛围比较浓烈，电池回收价格被哄抬，专业回收企业因为固定成本较高，反而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心态浮躁埋下风险慌
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高景气度从一组数据可见一斑。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现存动力电池回收企业3.85万家，其中2020年新增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3321家，同比增长142.94%；2021年新增2.44万家，同比增长635.17%。
据赵卫夺介绍，2021年新增的2万多家回收企业中，有大批量的中间贸易商，他们并不做加工冶炼，只在电池的流通过程中赚取差价。
天奇股份也曾在接待投资者调研中表示，根据公司采购情况初步统计，约70%的原料来自社会贸易商，30%来自电池厂。
赵卫夺指出，价格看涨的情况下，有的中间贸易商会囤积大量的电池或者废料，甚至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价格垄断优势，还有的电池厂或者材料厂存在捂货不出的情况，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回收市场的恐慌情绪，拉升电池回收的市场价格和预期。
据前述投资人士观察，现在电池回收行业整体心态比较浮躁。“有些企业在去年低位的时候买进原材料，短期内价格猛涨，轻轻松松就能赚一大笔差价，比辛辛苦苦赚加工费强多了，无形中消磨了从事冶炼加工实业的斗志；还有之前主营做梯次利用或者再生利用的企业，看到废旧电池价格高涨，甚至会单独成立贸易公司，直接低进高出赚贸易的差价。”
“目前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水够大够深，入局者大多都有钱赚，但一旦材料和电池价格降下来，一定会有一批不够扎实，企图赚快钱的企业被清洗出去。” 高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梁坦言，回收企业维持稳定的生产经营需要固定资产和团队，这些都属于固定开支，另外还需要保持连续生产的最低库存。镍、钴、锂都属于小金属，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价格一旦开始掉头向下，回收企业手中的库存会急速下跌，但产线又不能不开工，生产越多可能意味着亏得越多，而倘若不生产，库存贬值的风险会更高。
“一般来说，回收企业在回收电池或废料时，都要求现款现货，而在出售产成品时，面对大型材料厂或电池厂，因话语权不够强通常会有一定的账期，对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回收企业来说，回收电池的价格上涨意味着更大的资金占用。”赵卫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而从废料或退役电池采购，到生成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等产成品的出货周期是一到两周，一旦碳酸锂价格出现下滑，这将给回收企业带来巨大的现金流风险。
“当前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正规回收企业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快进快出，以销定产，以在手订单为导向采购上游原材料，这样虽然未必能赚到库存差价，但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前述投资人士表示。
技术为主
电池回收领域引来各路玩家，几乎贯通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条，涉及整车厂、电池厂、材料厂和第三方回收企业等不同背景。其中整车厂和电池厂掌握资源，是材料厂和回收企业争相绑定的对象。
材料厂最有动力做回收业务，因为提取的金属可以直接作为原材料，进而带来成本优势。一个可供对比的案例是，主营回收业务的格林美将硫酸镍、硫酸钴等资源用于生产正极材料，2021年中报显示，其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三钴毛利率分别达到25.63%和20.66%，而同期正极厂商中伟股份两种产品毛利率分别为12.45%和12.01%。
在原材料涨价的背景下，保供的紧迫性更加促使材料厂下场回收。其中一种方式是自建回收产线，例如三元材料厂华友钴业旗下有循环科技和再生资源两家回收企业，目前具备年处理废旧电池料6.5万吨产能；另一种是以投资或战略合作等方式绑定第三方回收企业的资源，例如容百科技近期与格林美达成协议，将投资格林美旗下电池回收公司动力再生，并在未来5年内向后者采购前驱体不低于30万吨。
电池厂涉足的方式与材料厂类似，头部企业都在斥重金培育自己的回收板块。宁德时代控股子公司广东邦普负责电池循环业务，位于宜昌的邦普一体化新能源产业项目去年底开工建设，总投资达320亿元。国轩高科也将120亿元的项目落地合肥，包括动力锂电池上游原材料及电池回收等项目生产基地。此外，孚能科技、蜂巢能源等电池厂则通过与投资合作等方式切入回收产业链。
第三方回收企业背景多元，除了上述专门从事资源循环利用的格林美，还有主营PCB等化学品的光华科技、汽车智能装备提供商天奇股份、环保企业高能环境和旺能环境等。
不同行业的公司与回收链条的联系紧密程度有所差异。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光华科技本身有一块三元正极材料业务，且近期在与奥动新能源、松下、力神电池等公司建立合作；天奇股份依托主业与车企联系密切，长期覆盖汽车拆解、再制造等后市场业务；环保企业多以收购方式切入电池回收，且相对入局较晚。
“第三方回收企业虽然具备专业能力，但是缺少回收渠道，需要和电池厂、整车厂谈合作，还需要为回收出来的资源或梯次利用的电池寻找出路，要做的工作很多。”真锂研究创始人墨柯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供应渠道和下游销路要靠着一边，回收业务的发展前景才会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电池厂产生的废料、边角料等回收资源更受市场欢迎，因为这些材料品质和一致性相对较高，为回收企业省去了拆解成本，能产生更高的收益率。
在技术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关键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回收率。一位锂电行业分析师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目前镍、钴的回收率比较高，难点在锂的提取。
据赵卫夺介绍，目前主流的湿法冶炼工艺，三元材料中提锂顺序一般在钴、镍之后，锂的回收率平均为70~75%，工艺好一些的能超80%，但纯度只有80~85%，若产出电池级碳酸锂，还需要经过一道加工工序；而如果采用湿法优先提锂工艺，三元材料中锂的回收率能达到95%，磷酸铁锂材料锂的回收率也能达到92%，且纯度更高，产出的碳酸锂和磷酸铁可直接返回至电池生产系统。”在原材料成本接近的情况下，回收率越高、产成品附加值越高，就意味着更大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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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超话]##中国[超话]# 《置身事内》快速解释清楚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运作机制和逻辑，兰教授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在全书的上篇先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对宏观现象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有几点印象深刻做一些整理。
1. 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差异：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比如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而中小学教育受制于校舍和老师等条件，规模经济较小，主要覆盖当地人，所以硬件和教师支出大都归地方负担。但教材内容却不受物理条件限制，而且外部性极强。如果大家都背诵李白、杜甫、司马迁的作品，不仅能提高自身素养，而且有助于彼此沟通，形成共同的国民意识，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态度上达成共识。所以教育的日常支出虽由地方负责，但教材编制却由中央主导。
2.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单位领导虽有形式权威和最终决策权，但具体工作大都要求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以专职办事的人员实际权力很大。比如古代的官和吏，区别很大。唐朝以后，“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下派到地方任职几年，大多根本不熟悉地方事务，所以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吏”。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吏，实际权力大得很，是地方治理的支柱，不但不受官员调动的影响，甚至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中有一位吏的自我定位如下：“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意思是说衙门就像车，来办事就像坐车，当官的是骡子，我们才是车把式，决定车的方向。
3. 政策与对策：为避免“鞭打快牛”，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另一方面，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了
4. 土地财政的商业模式：“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一方面，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
5. 地方债与房价：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有很多外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现实世界里，还债需要借款人手中实打实的现金，虚的效益没用。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低，收入就低，还债就有困难。由于有地方政府背后支持，这些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大多数融资平台收入太少，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6. 光伏行业的变化：光伏就是用太阳能发电。2012年前后，我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全行业进入寒冬。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媒体眼中，光伏都是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失败的“活靶子”。但假如有人在当年滔天的质疑声中悄悄买入一些光伏企业的股票，比如隆基股份，现在也有几十倍的收益了。实际上，经过当年的行业洗牌之后，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龙头，国内企业（包括其海外工厂）的产能占全球八成。该产业的几乎全部关键环节，如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之下，光伏组件的价格在过去十年（2010—2019）下降了85%，同期的全球装机总量上升了16倍。我国国内市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装机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光伏已经和高铁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7.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总结：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优点是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缺点是加重了债务负担。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门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整体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8. 政府的未来之路：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创造就业的能力会减弱，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所以大多数就业都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而后者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其一，与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优势。其二，“投资型”和“服务型”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但因为服务业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投入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要投资和培育更一般化的人力资本，而非直接主导具体的项目。 https://t.cn/R2WxQOQ
1. 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差异：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比如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而中小学教育受制于校舍和老师等条件，规模经济较小，主要覆盖当地人，所以硬件和教师支出大都归地方负担。但教材内容却不受物理条件限制，而且外部性极强。如果大家都背诵李白、杜甫、司马迁的作品，不仅能提高自身素养，而且有助于彼此沟通，形成共同的国民意识，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态度上达成共识。所以教育的日常支出虽由地方负责，但教材编制却由中央主导。
2.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单位领导虽有形式权威和最终决策权，但具体工作大都要求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以专职办事的人员实际权力很大。比如古代的官和吏，区别很大。唐朝以后，“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下派到地方任职几年，大多根本不熟悉地方事务，所以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吏”。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吏，实际权力大得很，是地方治理的支柱，不但不受官员调动的影响，甚至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中有一位吏的自我定位如下：“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意思是说衙门就像车，来办事就像坐车，当官的是骡子，我们才是车把式，决定车的方向。
3. 政策与对策：为避免“鞭打快牛”，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另一方面，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了
4. 土地财政的商业模式：“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一方面，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
5. 地方债与房价：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有很多外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现实世界里，还债需要借款人手中实打实的现金，虚的效益没用。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低，收入就低，还债就有困难。由于有地方政府背后支持，这些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大多数融资平台收入太少，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6. 光伏行业的变化：光伏就是用太阳能发电。2012年前后，我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全行业进入寒冬。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媒体眼中，光伏都是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失败的“活靶子”。但假如有人在当年滔天的质疑声中悄悄买入一些光伏企业的股票，比如隆基股份，现在也有几十倍的收益了。实际上，经过当年的行业洗牌之后，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龙头，国内企业（包括其海外工厂）的产能占全球八成。该产业的几乎全部关键环节，如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之下，光伏组件的价格在过去十年（2010—2019）下降了85%，同期的全球装机总量上升了16倍。我国国内市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装机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光伏已经和高铁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7.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总结：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优点是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缺点是加重了债务负担。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门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整体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8. 政府的未来之路：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创造就业的能力会减弱，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所以大多数就业都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而后者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其一，与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优势。其二，“投资型”和“服务型”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但因为服务业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投入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要投资和培育更一般化的人力资本，而非直接主导具体的项目。 https://t.cn/R2Wx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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