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招远“全能神”邪教杀人案被最高法列为反邪教典型案例】

202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平安中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个反邪教案例。内容如下：

涉反邪教典型案例：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等故意杀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

一、 基本案情

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及张某3（张某1之弟，12周岁）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2014年5月28日15时许，六人在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府前广场餐厅就餐。其间，张某冬、张某联到金都购物中心购买了两支拖把、手机等物品。21时许，张某1、吕某春授意张某2、张某联、张某3向餐厅内其他顾客索要联系方式，为发展“全能神”组织成员做准备。当张某2两次向被害人吴某某（女，殁年35岁）索要手机号码遭拒绝后，张某1、吕某春指认吴某某为“恶灵”，张某1开始咒骂“恶灵”“魔鬼”，上前抢夺吴某某手机并让其离开餐厅。遭拒绝后，张某1遂持餐厅内座椅砸击吴某某。吴某某反抗，在场的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上前与张某1共同将吴某某打倒在地，张某1多次叫嚣“杀了她，她是恶魔”，并用手撑着餐桌反复跳起用力踩踏吴某某头面部。后张某1将张某冬购买的拖把分别递给张某冬和张某3，指使张某冬、张某2、张某联、张某3上前“咒诅”、殴打吴某某。张某冬抡起拖把连续猛击吴某某头面部，直至将拖把打断，又在吕某春指使下将吴某某从桌椅之间拖出，并上前用脚猛力踢、踩、跺吴某某头面部。张某2也使用椅子、笤帚殴打吴某某背、腿部，吕某春踢踹吴某某腰、臀部，并唆使张某联、张某3殴打吴某某。其间，吕某春用拳头击打餐厅工作人员并扬言“谁管谁死”，阻止餐厅工作人员和其他顾客解救吴某某，还与张某1一起将餐厅柜台上的头盔砸向工作人员阻止报警。公安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张某冬、张某3仍殴打吴某某，公安人员上前制止、抓捕张某冬、张某3时，张某1、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极力阻挠，后公安人员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将6人制服并抓获。“120”急救医生到场后确认吴某某已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吴某某系生前头面部遭受有较大面积质地坚硬钝物打击并遭受有一定面积质地较硬钝物多次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

吕某春于1998年加入“全能神”邪教组织。2008年始，吕某春作为“长子”（“全能神”邪教组织头目）纠合在招远的“全能神”教徒进行聚会，宣扬“全能神”教义。

张某1从2007年开始接触并信奉“全能神”，2008年与吕某春通过互联网结识并频繁联系，多次跟随吕某春到招远参加“全能神”教徒聚会。2008年年底，张某1先后将张某冬、陈某娟（张某1之母）、张某2、张某3等家人发展为“全能神”教徒。2009年，张某1与家人自河北省无极县移居山东省招远市，张某1被“二见证人”（“全能神”邪教组织头目）范某凤、李某旺（均另案处理）确认为“长子”。此后，张某1与吕某春在招远市城区及下辖的玲珑镇、蚕庄镇、齐山镇等多地，秘密纠合“全能神”教徒四十余名聚会百余次。张某冬积极参加聚会活动。期间，吕某春、张某1印制、散发了《话在肉身显现》《七雷发声》等“全能神”宣传资料数十册，并利用互联网，先后在境内外网络空间内，制作、传播有关“全能神”的文章97篇，空间访问量总计17万余次。

张某冬还积极出资，在招远市租赁或者购买多处房屋及店面，作为“全能神”教徒住所和活动场所，并出资购买交通工具、电脑、手机，安装宽带，供传播“全能神”使用。此外，张某冬听从被告人吕某春、张某1指使，将家庭财产1000余万元以“奉献”给“教会”的名义，存于吕某春、张某1名下。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1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某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吕某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某2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张某联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五名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某1、张某冬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张某1、张某冬死刑。

二、裁判理由

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张某2、张某联因被害人吴某某拒绝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即视之为“恶灵”，采取持椅子、拖把打砸、用力踹踏等手段，共同将吴某某残忍杀害，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吕某春、张某1、张某冬明知“全能神”系已经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仍然纠合教徒秘密聚会，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其行为又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应当数罪并罚。在故意杀人共同犯罪中，张某1、张某冬、吕某春系主犯，应当依法严惩。张某2、张某联系从犯，且能够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对张某2从轻处罚，对张某联减轻处罚。

三、典型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有合法的宗教教义，有一脉相传的宗教典籍，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严格的宗教礼仪。但是宗教与邪教却有本质区别，从“法L功”到“呼喊派”“灵灵教”“全能神”等邪教组织门类众多，名称各异，但其本质皆是反社会、反人类，欺世盗名、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的恶魔。邪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社会的破坏和影响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案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因犯罪分子手段暴力、残忍、血腥，案发过程视频经网络传播后，案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因被害人拒绝提供电话号码，被告人等就群起而攻之，残暴地将被害人殴打致死，也反映了“全能神”邪教组织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恶本质。本案也再次警示我们，邪教是社会的毒瘤，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威胁，也是对社会发展、稳定大局的极大危害。必须始终保持对邪教的高压态势，予以坚决打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邪教组织犯罪，不仅要依靠公正的审判来严惩凶手、告慰逝者、消除恐慌，更重要的是打好法治之战，用法治精神引领反邪教斗争，用法治手段开展反邪教斗争，用法治理念指导反邪教教育。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既体现严厉打击邪教犯罪的法律威严，又严格把握邪教与正常宗教界限的法治精神，让整个社会认清邪教的本质和危害，让人民群众珍爱生命，远离邪教。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马尔克斯这本书确实写遍了爱情，结尾哄骗大家说“一生一世”，然而“爱”真正的内核是虚幻，是弥天大谎，是恒久等待。所以费尔明娜在“代笔人门廊”拒绝了阿里萨，“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爱本就是自我的本质力量在他人的身上的投射，永远是“型”的投影，是某种真实的“影”。不管是半个世纪的追逐，还是最终的永远航行在路上，这和罗兰·巴特对爱情的解构很相似：爱就是在远处，是等待，是恋人不在当场。

世俗的婚姻是安全感、和谐与幸福组成的。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

书的尾声写：“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爱的强烈的动态使它迂回曲折地奔涌极致，但生命并无极致，于是爱的极致只能是死，一定是死。唯有生命的暮年，半只脚踏进坟墓，也许才能返璞归真，得到最纯真的爱情。看起来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实际上仍然是百年孤独。

遥望“彼岸”——陈中坚的山水画艺术
　洪惠镇在评价陈中坚山水画艺术时，引用了清代赵翼的名句“笔精墨妙，人生乐事”；这里，“笔精墨妙”是指笔墨的文化承载与“以技入境”的娴熟，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人生乐事”是指人生境界的自由展开，是说笔墨抵达精妙程度之后，则成为生命之终极快乐的状态，及其必然的逻辑呈现。
　　洪惠镇随即指出，陈中坚把艺术当作忠诚伴侣，有志于与它共度余生。陈中坚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知识分子，而艺术的纯净与澄澈、简洁与精湛，则是他坚守的艺术与生命的底线。陈中坚从理法严谨的传统出发，在多年的文化沉淀中厚积薄发，创造着自己的艺术；重要的是，他在艺术思考与现实实践中寻找到了两者共同的“方向性”，在实践中，予以融合，并以“写意”为绘画原则，有意在其中注入意象、抽象、象征等元素，使之在融于一体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情绪化文本。
　　陈中坚的作品，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其偏于中国哲学的意味和禅境的思维——对彼岸的遥望。他的作品《闲居养心》《得好友如对月》《白云怡意，清泉洗心》等，其中“养心”“对月”“白云”等，都体会出“借古为今”与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创造性诠释，因为对“外师造化”而来的山川、流水、树木等物象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象及其抽象表现因素，是经过画家心灵浸泡的、笔墨之间的精神气息使意象及其抽象元素得以充满活力，使经过“中得心源”过滤的空间意味得到平面化展示，而符号化的意象——山川、流水、树木等，便在纯粹的绘画世界里完成精神“形式化”的艺术创造，实现“遥望彼岸”的理想追求。
　　要理解陈中坚的山水画，关键在于理解其形而上的形式化过程。也就是说，他把精神现象全部转化成了画幅中的形式结构，为此，他只画自己心中的山水，而非现象与物质世界的物象山水，在作品中，努力于把自己的艺术意志，表达到充分的境地。
　　譬如，他的作品《半榻墨云，一帘春雨》《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中，画家用笔极简、极精，且从外即内地转换为内心主题的诠释，将情怀、向往与生命体验、感受等，化作几笔水墨淋漓的远山与近处的屋宇和树丛，而远山与近景的屋宇之间是大面积留白，营造了“山高水远、气象万千”的联想；这些作品，给人的直觉感受是“静谧的动感”，是指表象的静止与安谧，在实际上隐伏着宇宙的节奏与运动感，即粗看是静谧的山水意象组合，细看乃是平面空间中符号的分布与平面置放，其中潜隐着节奏、韵律与力度，使作品在“外冷内热”中见出审美张力。
　　显然，陈中坚的山水画是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的张力之间合成的观念中孕育而成与发展起来的。如《闲门幽对避喧哗》《看云听泉》《野渡无人》《松柏气节》《淡烟疏雨》及长卷《好山佳树》《云间瑞气，堂上春风》等，都属于这类佳作；而在《孤吟独钓》《松荫高逸图》《闲山逸水册》《煮酒看庭梅》中，除了折射出画家自身的品格情怀、正气凛然的胸襟外，还在“三远法”的高远、深远、平远中寻求新发现和熟悉领域的新开拓。
　　宋人郭熙提出的“三远法”，令陈中坚的山水艺术为之豁然，他极擅长运用中国画的象征性、隐喻性和幻象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它们作为本质来运用的，陈中坚以现代艺术理念的融入，搭建了通往彼岸的桥梁。当下，民族文化心理释放得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当代山水画的创造，是以远离一时一地具体历史表象为标志的，转而为咏喻人类永恒情感为特点的艺术创造，这是陈中坚山水画创作的意义所在。
　　在“气贯文风”的前提下，陈中坚的作品在看似简净、精炼的符号空间组合中，体现的都是“充实之谓美”的艺术感觉，而澄澈、清新、精湛与“含而不露”等艺术品格的“扩而充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至大至刚”的审美境界。在看似寻常的符号与空间中，显示的都是“壮阔浩淼、气吞山河”的审美境界，继而画家完成了此岸向彼岸转换。《好山佳树》《雨后黄山》《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等，都是这样的佳作。
　　在坚守“观物取象”与“意从象出”中，陈中坚建立了自己的象征性方式。在他看来，象征的意义产生，取决于事物现象的机体。他的作品表明：意象即形神。他笔下的意象不仅借物以写所咏之物，在扩大性比喻和借联想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之中，给以象征性符号的启悟与喻示；还在营构对象的过程中融入博大厚重的主体意志和时代激情，使现象世界之物象升华为意象，带给欣赏者感悟和思考。如画家山水作品中的几笔湿墨，演绎出的是层叠的远山，两三座屋宇则象征村落，而几棵树，象征的是丛林，中间的大面积留白，无疑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象征与比喻，它可以是远山余脉，可以是江流天地外，也可以是田畴阡陌，无不令人遐想万千。通过形象与事物来说明事理，这使得作品的内在形象性大为强化，这一艺术传统，给了陈中坚极大的启示。在实践中，他娴熟地运用意象、心象，以及抽象元素，完成了借他物书写所咏之物的象征性创造过程。不言而喻，这种创作手法的想象性与象征特点，体现出明显的“彼岸性”向往和憧憬，这是陈中坚作品的精神所在。
　　所谓中国画中的“彼岸性”，实际上，是以笔墨方式构建的玄幻图景，它是想象、意象、心象等主观色彩极为浓郁的幻象，并结合他以“冥观”“静虑”为特点——“浑万象以冥观”，即是将物象的实体文本本身转化为一种精神与虚幻的存在。譬如，留白作为一种特别的中国画语言形式，它所具有的“声之诗”的特点，被陈中坚在山水画创作中广泛应用；留白是特有的静谧与沉静的诗境，相对于隔绝了声音与色泽的水墨画，在缄默中释放出一种不被正常语言世界承认的、空洞地展示自身单一性的真实——彼岸性。从作品的标题中即可看出此点——《半榻墨云，一帘春雨》《一叶飘然烟雨中》《幽亭静隔尘》《一叶随风》等，体现的是清高纯净的诗心、诗境，以及将古诗词境界转换为当代人内心主题的视觉格局与理想，其特点在于，它并不主动地分辨自己的幻象性；同时，它为创作主体所支配，这使得它成为笔墨幻象置身于一种缄默的“彼岸性”语境，并焕发出超越自身的审美魅力。
　　在“彼岸性”的观念范畴里，“心灵风景”是难以诉说的形而上直觉信号，是虚无缥缈的升腾，是忘怀一切将进入“世外桃源”的痴迷。由此可见，陈中坚作品中的“彼岸性”，几乎随处可见，他以“彼岸性”的观念将欣赏者内心深处的圣洁性和清静无为的境界引导出来。因此，在前述作品中，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以想象性为主设立“彼岸性”原型的空间，它脱离了常规山水画的创作心境。欣赏陈中坚作品，我们理解了一个不以现实世界为摹本而存在的艺术形式，一个不受时空限制，又无法衡量、无法察觉的幻想形态，它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可以说，作品中的超时空观念与无限的虚无，成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印证，也是面对大千世界终极意义和对其无穷性把握的一种方式，更是画家自身诠释“彼岸性”的起点和归宿。
　　多年来，陈中坚坚持对彼岸世界和内心主题的探索与诠释，并把自己对现实、经历的感受，给以“精神的形式”化，其臆想的虚无成分，反映出的是人面向自己内心时，对终极的沉思和对无极的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