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取古诗唯美意象！#设计师揭秘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演变#】昨天(2月8日)上午，在冬奥历史上第一次设置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中，“青蛙公主”谷爱凌创造历史拿下金牌！这也是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中国队夺得的首枚金牌。
随后进行的颁花仪式上，礼仪志愿者身穿具有中国特色的颁奖礼服“瑞雪祥云”款款而来。“瑞雪祥云”颁奖礼服与冬奥“顶流”谷爱凌和带有金色橄榄枝的“冰墩墩”同框，扮靓冬奥会雪上项目赛场的高光时刻！
近期，本台记者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的雪上颁奖礼服“瑞雪祥云”设计团队进行专访。“瑞雪祥云”礼服方案由中央美术学院团队成员陈曦、陈亚萍、朱怡然和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共同设计。其中，陈亚萍和朱怡然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研究生，从创意、手稿、纹样创作、打版、选料、样衣制作、修改调试再到最终的成衣方案全程参与。北京服装学院贺阳教授设计的帽子，将传统的花帽式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为这套颁奖礼服锦上添花。陈曦作为中央美院艺术设计研究院特聘专家，对设计理念把控、服装款式打版、色彩及配饰设计给予了方向性指导和关键性把关。她也和北京“双奥”颁奖礼服有着独特情缘。
中央美院艺术设计研究院特聘专家陈曦 右二为中央美院研究生陈亚萍
设计灵感:撷取古诗的唯美意象
颁奖礼服“瑞雪祥云”的设计灵感，源自中国传统汉服深衣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相连和对襟旋袄的款式。裙摆上，从冬奥会核心图形中提炼出的山形与雪道线条元素极富动感。设计以“瑞雪”和“祥云”两个传统吉祥符号为主题。陈曦联想到宋代诗人魏也创作的《次韵和李殿院咏雪》诗句：“瑞雪祥云见盛时”。从古诗中提炼出的唯美意象，用于冬奥颁奖礼服的设计，以此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
“瑞雪祥云”礼服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际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用手推刺绣的形式展现中国传统绘画中“金碧山水”的技法，展现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金碧山水”画兴盛于唐朝贞观之治时期，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风骨俊峭、意境隽永。颁奖礼服的颜色选用北京冬奥会色彩系统中的霞光红和天霁蓝，结合2008年夏奥会的祥云元素，体现北京“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悉心指导
“整个设计过程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陈曦回忆。期间，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为央美设计团队提供了悉心指导。考虑到颁奖礼服需要功能和时尚兼备，该团队在设计中也有一些遗珠之憾。
最初，大家希望用红色斗篷作为灵感来源。“在中国画的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斗篷，比如昭君出塞和薛宝琴踏雪寻梅时的形象。” 陈曦介绍，斗篷是近几年国际流行的趋势，也是非常时尚的单品。团队研究了各种长度和款式的斗篷，但考虑到户外比赛场地的风会很大，斗篷可能会被掀起。
在诸多尝试后，最后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方案。“瑞雪祥云”将在本届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所有雪上场馆的颁奖仪式中使用。为应对冬季雪上场馆极寒和强风的气候条件，设计团队最终根据三层穿衣的法则，将礼服设计成三层结构。依托航天技术与高科技材料，提高防风、抗寒、保暖能力。
奥运会颁奖仪式是整场赛事中最荣耀的高光时刻，也是转播镜头最集中的场景。考虑到转播及镜头呈现需要，设计团队对礼服的领口、袖口、胸前、肩部等重点部位的细节和色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设计处理，保证颁奖礼服在镜头中最佳呈现。“瑞雪祥云”颁奖礼服设计团队成员，研究生三年级学生陈亚萍为大家做了相关讲解。
设计师回应：
不能以日常时装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冬奥颁奖礼服
2021年12月31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颁奖服装发布后，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评论。记者对网友观点进行集中整合，颁奖礼服“瑞雪祥云”团队设计师陈曦对此做出回应：
Q1:为什么不用汉服作为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
首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展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时代精神面貌，如果选用古装作为奥运颁奖礼服不太恰当。而且汉服并不能作为中国服饰的唯一代表。同时，考虑到服装的功能性，汉服的宽衣博带不适用于冬季。宽袍大袖的汉服很容易灌风，无法起到保暖作用。另外，作为服装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完全照搬。真正的传承是要让它适用于现代生活。只有将传统服饰元素、风格融入现代生活，才有使之传承下去的可能，这应该是设计师研究的方向。
Q2：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为什么看上去像少数民族服饰？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古代冬装的款式大都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没有胡服骑射的融入就没有中国传统服饰的演化。旗袍也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但却成为全世界都能辨认的中国服饰元素。中国服饰的美就在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朝代更替和民族大融合而体现的包容性。
Q3：冬奥颁奖礼服为什么使用高饱和度的颜色？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能以日常时装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奥运颁奖礼服。它更像是演出服或舞台服装，而且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服装，生活中也不会有类似的场合。首先要满足颁奖仪式现场环境的需求。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穿这样高饱和度的颜色，但是在雪山的背景下如果用淡雅的颜色是无法与环境分隔开的。在转播镜头中需要高饱和度的色彩但又不能反光才能有好的效果呈现。在设计的初始阶段组委会并没有将礼服的使用场合细分为冰上、雪上还是颁奖广场专用，因此我们设计的时候要同时考虑这三种环境的需求。同时考虑到冬季场地颁奖大部分在室外，颁奖礼服既要保暖又要体现身材的婀娜。因此冬奥的颁奖礼服比起夏奥来说，在面料和款式上的发挥余地非常有限。
采访设计师陈曦
“双奥”情缘：坚定初心的圆梦之旅
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陈曦在北京奥组委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组织了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设计征集，并组织专家和设计师进行深化修改和制作，将三个设计师创作的五个系列共15款颁奖服装以统一的形象呈现在奥运赛场。陈曦表示，当年的经历不仅为所有奥运人留下一生的珍贵回忆和散不开的奥运情结，也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4年后，她有幸以设计师身份与颁奖礼服再续前缘，弥补了当年只能临渊羡鱼的遗憾。
2008年陈曦在北京奥组委负责颁奖物资的制作项目
对陈曦而言，奥运精神可理解为个人拼搏与团队协作缺一不可。她说：“就像我们08年奥友群的群名——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奥运精神不只是赛场上的竞争和颁奖台上的荣誉，它更是每个人生活中处处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激励，一种永不放弃的坚持。尤其是现在的疫情期间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鼓舞。”
时尚编导评价北京冬奥颁奖礼服：
打造美丽中国 共享科技未来！
采访中国最佳时尚编导周迎
中国最佳时尚编导、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职业模特委员会荣誉委员周迎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作品不仅呈现了礼仪人员端庄、大方的形象，同时还满足了防寒保暖的要求。冬奥颁奖礼服的科技感十足，采用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应用的材料制作，具有耐高低温和皮肤适应性好的优势，实现用科技服务冬奥。相信今后，如果将冬奥服饰中的高科技运用到日常服饰中，能够更好地提升服装的舒适度，让全民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北京新闻广播）
随后进行的颁花仪式上，礼仪志愿者身穿具有中国特色的颁奖礼服“瑞雪祥云”款款而来。“瑞雪祥云”颁奖礼服与冬奥“顶流”谷爱凌和带有金色橄榄枝的“冰墩墩”同框，扮靓冬奥会雪上项目赛场的高光时刻！
近期，本台记者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的雪上颁奖礼服“瑞雪祥云”设计团队进行专访。“瑞雪祥云”礼服方案由中央美术学院团队成员陈曦、陈亚萍、朱怡然和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共同设计。其中，陈亚萍和朱怡然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研究生，从创意、手稿、纹样创作、打版、选料、样衣制作、修改调试再到最终的成衣方案全程参与。北京服装学院贺阳教授设计的帽子，将传统的花帽式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为这套颁奖礼服锦上添花。陈曦作为中央美院艺术设计研究院特聘专家，对设计理念把控、服装款式打版、色彩及配饰设计给予了方向性指导和关键性把关。她也和北京“双奥”颁奖礼服有着独特情缘。
中央美院艺术设计研究院特聘专家陈曦 右二为中央美院研究生陈亚萍
设计灵感:撷取古诗的唯美意象
颁奖礼服“瑞雪祥云”的设计灵感，源自中国传统汉服深衣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相连和对襟旋袄的款式。裙摆上，从冬奥会核心图形中提炼出的山形与雪道线条元素极富动感。设计以“瑞雪”和“祥云”两个传统吉祥符号为主题。陈曦联想到宋代诗人魏也创作的《次韵和李殿院咏雪》诗句：“瑞雪祥云见盛时”。从古诗中提炼出的唯美意象，用于冬奥颁奖礼服的设计，以此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
“瑞雪祥云”礼服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际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用手推刺绣的形式展现中国传统绘画中“金碧山水”的技法，展现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金碧山水”画兴盛于唐朝贞观之治时期，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风骨俊峭、意境隽永。颁奖礼服的颜色选用北京冬奥会色彩系统中的霞光红和天霁蓝，结合2008年夏奥会的祥云元素，体现北京“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悉心指导
“整个设计过程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陈曦回忆。期间，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为央美设计团队提供了悉心指导。考虑到颁奖礼服需要功能和时尚兼备，该团队在设计中也有一些遗珠之憾。
最初，大家希望用红色斗篷作为灵感来源。“在中国画的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斗篷，比如昭君出塞和薛宝琴踏雪寻梅时的形象。” 陈曦介绍，斗篷是近几年国际流行的趋势，也是非常时尚的单品。团队研究了各种长度和款式的斗篷，但考虑到户外比赛场地的风会很大，斗篷可能会被掀起。
在诸多尝试后，最后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方案。“瑞雪祥云”将在本届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所有雪上场馆的颁奖仪式中使用。为应对冬季雪上场馆极寒和强风的气候条件，设计团队最终根据三层穿衣的法则，将礼服设计成三层结构。依托航天技术与高科技材料，提高防风、抗寒、保暖能力。
奥运会颁奖仪式是整场赛事中最荣耀的高光时刻，也是转播镜头最集中的场景。考虑到转播及镜头呈现需要，设计团队对礼服的领口、袖口、胸前、肩部等重点部位的细节和色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设计处理，保证颁奖礼服在镜头中最佳呈现。“瑞雪祥云”颁奖礼服设计团队成员，研究生三年级学生陈亚萍为大家做了相关讲解。
设计师回应：
不能以日常时装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冬奥颁奖礼服
2021年12月31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颁奖服装发布后，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评论。记者对网友观点进行集中整合，颁奖礼服“瑞雪祥云”团队设计师陈曦对此做出回应：
Q1:为什么不用汉服作为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
首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展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时代精神面貌，如果选用古装作为奥运颁奖礼服不太恰当。而且汉服并不能作为中国服饰的唯一代表。同时，考虑到服装的功能性，汉服的宽衣博带不适用于冬季。宽袍大袖的汉服很容易灌风，无法起到保暖作用。另外，作为服装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完全照搬。真正的传承是要让它适用于现代生活。只有将传统服饰元素、风格融入现代生活，才有使之传承下去的可能，这应该是设计师研究的方向。
Q2：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为什么看上去像少数民族服饰？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古代冬装的款式大都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没有胡服骑射的融入就没有中国传统服饰的演化。旗袍也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但却成为全世界都能辨认的中国服饰元素。中国服饰的美就在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朝代更替和民族大融合而体现的包容性。
Q3：冬奥颁奖礼服为什么使用高饱和度的颜色？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能以日常时装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奥运颁奖礼服。它更像是演出服或舞台服装，而且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服装，生活中也不会有类似的场合。首先要满足颁奖仪式现场环境的需求。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穿这样高饱和度的颜色，但是在雪山的背景下如果用淡雅的颜色是无法与环境分隔开的。在转播镜头中需要高饱和度的色彩但又不能反光才能有好的效果呈现。在设计的初始阶段组委会并没有将礼服的使用场合细分为冰上、雪上还是颁奖广场专用，因此我们设计的时候要同时考虑这三种环境的需求。同时考虑到冬季场地颁奖大部分在室外，颁奖礼服既要保暖又要体现身材的婀娜。因此冬奥的颁奖礼服比起夏奥来说，在面料和款式上的发挥余地非常有限。
采访设计师陈曦
“双奥”情缘：坚定初心的圆梦之旅
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陈曦在北京奥组委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组织了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设计征集，并组织专家和设计师进行深化修改和制作，将三个设计师创作的五个系列共15款颁奖服装以统一的形象呈现在奥运赛场。陈曦表示，当年的经历不仅为所有奥运人留下一生的珍贵回忆和散不开的奥运情结，也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4年后，她有幸以设计师身份与颁奖礼服再续前缘，弥补了当年只能临渊羡鱼的遗憾。
2008年陈曦在北京奥组委负责颁奖物资的制作项目
对陈曦而言，奥运精神可理解为个人拼搏与团队协作缺一不可。她说：“就像我们08年奥友群的群名——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奥运精神不只是赛场上的竞争和颁奖台上的荣誉，它更是每个人生活中处处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激励，一种永不放弃的坚持。尤其是现在的疫情期间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鼓舞。”
时尚编导评价北京冬奥颁奖礼服：
打造美丽中国 共享科技未来！
采访中国最佳时尚编导周迎
中国最佳时尚编导、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职业模特委员会荣誉委员周迎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作品不仅呈现了礼仪人员端庄、大方的形象，同时还满足了防寒保暖的要求。冬奥颁奖礼服的科技感十足，采用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应用的材料制作，具有耐高低温和皮肤适应性好的优势，实现用科技服务冬奥。相信今后，如果将冬奥服饰中的高科技运用到日常服饰中，能够更好地提升服装的舒适度，让全民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北京新闻广播）
全聚德烤鸭遇上“李鬼”，检察官查筛600余万条聊天记录发现……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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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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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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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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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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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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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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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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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鲁迅的写作理论，是丰富而又正确，随处可以看到。我们只就他的《自选集》自序和《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两篇，略加理析，也便可以窥见一斑，举其要点：
（一）题材要组织，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不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二）要深究旧社会的病根，把它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三）有时为达到这希望计，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
以上三点，我们先就《呐喊》中，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罢。如《药》，夏瑜显然是革命先烈&瑾的改造，就义的地方——古轩亭口就是绍兴城里的古轩亭口，但是女性改写作男性了，就义原在夏天，却改写作秋天了，此其一；革命先烈的成仁，只供人血馒头之用，来暴露旧社会的愚妄，此其二；夏瑜被埋在密密层层的丛冢堆中，而坟顶上放着一个花环，此其三。
再就《彷徨》中举个例吧，《彷徨》的作风已经和《呐喊》的时代不一样，他的思路和技术，都更有了进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着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装点欢容”，已经渺不可得了。
例如《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吧，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
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狄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 ……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吧，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他因是自己身历其境的事实，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曲折和亲切。此外，描写那凌乱的思绪，以及那一段惝恍迷离的梦境，乃是上文所述的（一）“生发开去”，出于虚造，并非实情。然而虚造得也很自然，人们经过了紧张、愁苦、劳瘁之后，会起种种幻想。夜里睡了，他的下意识会突然地显露出来，做场恶梦，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
而且，这一段梦境的描写，也就是一种上文所述（二）的“暴露”：鲁迅在沛君的身上，发掘下意识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来。加以秦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医白问山的诊断含糊，这些也都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虽说是陪衬之笔，却使作品更觉得丰腴有味。
说到这里，现在要将鲁迅对于兄弟作人的友爱情形，略略提明，依《鲁迅年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个人真是“兄弟怡怡”。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民元前三年）？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
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民四年），是为什么呢？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沉》十本，原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又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名让弟！名和利都可以让给兄弟，我们就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
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铭的阴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
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唾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普悌思大夫就是狄普耳，东城的美亚药房就是利亚药房，狄大夫所指定的。不仅此也，连描写靖甫的一言一动，如问“信么？”如“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份，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
临了，还有一点要顺便声明的：刚才说到《鲁迅年谱》，这虽由我署名编次，其实执笔并非一人，景宋有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登在《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已经说得很明白。我所主编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匆促，草草脱稿，的确过于简略，疏漏之处太多。即如上面所说的《古小说钩沉》，这书搜辑的年月，谱中未曾提明，自己觉得非常不安，将来得有机会，定要把它增订一番。
《关于<弟兄>》——许寿裳
（一）题材要组织，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不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二）要深究旧社会的病根，把它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三）有时为达到这希望计，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
以上三点，我们先就《呐喊》中，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罢。如《药》，夏瑜显然是革命先烈&瑾的改造，就义的地方——古轩亭口就是绍兴城里的古轩亭口，但是女性改写作男性了，就义原在夏天，却改写作秋天了，此其一；革命先烈的成仁，只供人血馒头之用，来暴露旧社会的愚妄，此其二；夏瑜被埋在密密层层的丛冢堆中，而坟顶上放着一个花环，此其三。
再就《彷徨》中举个例吧，《彷徨》的作风已经和《呐喊》的时代不一样，他的思路和技术，都更有了进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着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装点欢容”，已经渺不可得了。
例如《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吧，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
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狄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 ……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吧，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他因是自己身历其境的事实，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曲折和亲切。此外，描写那凌乱的思绪，以及那一段惝恍迷离的梦境，乃是上文所述的（一）“生发开去”，出于虚造，并非实情。然而虚造得也很自然，人们经过了紧张、愁苦、劳瘁之后，会起种种幻想。夜里睡了，他的下意识会突然地显露出来，做场恶梦，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
而且，这一段梦境的描写，也就是一种上文所述（二）的“暴露”：鲁迅在沛君的身上，发掘下意识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来。加以秦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医白问山的诊断含糊，这些也都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虽说是陪衬之笔，却使作品更觉得丰腴有味。
说到这里，现在要将鲁迅对于兄弟作人的友爱情形，略略提明，依《鲁迅年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个人真是“兄弟怡怡”。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民元前三年）？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
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民四年），是为什么呢？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沉》十本，原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又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名让弟！名和利都可以让给兄弟，我们就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
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铭的阴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
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唾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普悌思大夫就是狄普耳，东城的美亚药房就是利亚药房，狄大夫所指定的。不仅此也，连描写靖甫的一言一动，如问“信么？”如“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份，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
临了，还有一点要顺便声明的：刚才说到《鲁迅年谱》，这虽由我署名编次，其实执笔并非一人，景宋有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登在《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已经说得很明白。我所主编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匆促，草草脱稿，的确过于简略，疏漏之处太多。即如上面所说的《古小说钩沉》，这书搜辑的年月，谱中未曾提明，自己觉得非常不安，将来得有机会，定要把它增订一番。
《关于<弟兄>》——许寿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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