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贾女士花费520万元的巨款购买了崭新的劳斯莱斯，事后发现里程表的公里数被调整过，相差了几千公里。贾女士一怒之下，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购车款520万，并三倍赔偿1381万。官司打了三年多，她能赢吗？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这是一起大额商品三倍索赔的标致性案件，事发于2014年，官司起起伏伏打了几年。
贾女士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多年，事业有了不小的成就，觉得也到了提升一下自身品味的时候了，这样更有利于做生意。
于是，就花费520万元的巨款向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其中部分是保险、税费等，车辆价格为460余万。
毕竟是几百万的东西，贾女士购车时还是很谨慎的，多次询问车况，销售公司均答复称，这是一辆全新车，没有任何问题。
贾女士便爽快付款，把车买了下来。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车才开了不到两千公里就出了问题，开去维修时，却被告知超过了5000公里，已经脱保，原因是车辆里程变可能被调整过。
新车怎么会跑了5000多公里呢，而且还调了里程表，这是拿旧车当新车卖给自己呢！这不就是欺诈吗？
这下，贾女士真是生气了，一纸诉状就把销售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退还购车款520万，三倍赔偿1381万。
销售公司到了法院上还是咬死这就是一辆新车，没有对贾女士进行过任何的欺诈。
法庭上，通过调取劳斯莱斯中国公司和经销商提供的资料，查明该车于2013年3月从英国进口至中国广州， 6月运至北京，当时北京分公司有意自用，后出售给了经销商，当时的公里数为4938公里。
经销商又转手卖给了贾女士购车的销售公司，时间是2013年12月，当时的行驶里程为5095公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所以，消费者能否得到三倍赔偿，关键就在于商家是否有欺诈行为。那么，本案中，销售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法律上讲的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和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具体到本案中，一辆新的汽车，里程数应当为0，而贾女士购买的这辆劳斯莱斯，实际上已经跑了5000多公里。
而销售公司在出售该车时向贾女士承诺，这是一辆新车，销售公司的这一陈述就属于虚假或者不真实的情况。
接下来，只需要查明商家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就能够认定存在欺诈行为。
就本案而言，商家从经销商处接车是，车辆的里程变已经显示跑了5095公里，车接回来后，在销售公司的控制下，车辆的里程表又变回了0公里。
显然，这一过程中，车辆的里程表被调整了。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出销售公司是明知该车已经跑了5000多公里的，还故意地调表，其主观上就有着要把旧车当新车卖的故意。
因此，销售公司在卖车时使用调表的方法，故意告知贾女士是新车的行为，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符合退一赔三的条件。
这一回合下来，销售公司一看，在事实面前，再想否认不知情已经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
销售公司马上又辩称，车辆状况一直很好，从未发现任何质量问题，也没发生过交通事故，三倍的高额赔偿不公平。
但是，我们要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要规定欺诈的情况下退一赔三，要保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
所以，退一赔三的规定并不以商品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等为前提。
也就是说，就算商品是合格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也没有给消费者造成任何损失，只要商家销售时，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都可以据此要求退一赔三。
因此，商家这样的辩解显然是无力的，并不能成为其免责的事由。
不过，本案涉及的赔偿金额毕竟太高，三倍赔偿对销售公司的影响也很大，很可能让公司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一审时法院也很慎重，希望双方能够协商，以双方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贾女士的诉求。
贾女士不服，又上诉至中院，这次，中院按照严格的法律裁判规则，作出了判决。
最后，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销售公司退还贾女士购车款，并三倍赔偿1381万元，贾女士返还车辆给销售公司。
因标的额巨大，双方争议高达1900余万，判决下来可能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甚至让当事人陷入困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都是非常慎重，光审理此案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二审后，法院还是作出了支持消费者三倍赔偿的诉求，这也充分说明了，消费者的权利不容侵犯。
商品无论贵贱，商家都应当如实地告知消费者真实情况，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意隐瞒真相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得不偿失！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皓子说法）
（案例来源：北京中院）
这是一起大额商品三倍索赔的标致性案件，事发于2014年，官司起起伏伏打了几年。
贾女士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多年，事业有了不小的成就，觉得也到了提升一下自身品味的时候了，这样更有利于做生意。
于是，就花费520万元的巨款向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其中部分是保险、税费等，车辆价格为460余万。
毕竟是几百万的东西，贾女士购车时还是很谨慎的，多次询问车况，销售公司均答复称，这是一辆全新车，没有任何问题。
贾女士便爽快付款，把车买了下来。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车才开了不到两千公里就出了问题，开去维修时，却被告知超过了5000公里，已经脱保，原因是车辆里程变可能被调整过。
新车怎么会跑了5000多公里呢，而且还调了里程表，这是拿旧车当新车卖给自己呢！这不就是欺诈吗？
这下，贾女士真是生气了，一纸诉状就把销售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退还购车款520万，三倍赔偿1381万。
销售公司到了法院上还是咬死这就是一辆新车，没有对贾女士进行过任何的欺诈。
法庭上，通过调取劳斯莱斯中国公司和经销商提供的资料，查明该车于2013年3月从英国进口至中国广州， 6月运至北京，当时北京分公司有意自用，后出售给了经销商，当时的公里数为4938公里。
经销商又转手卖给了贾女士购车的销售公司，时间是2013年12月，当时的行驶里程为5095公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所以，消费者能否得到三倍赔偿，关键就在于商家是否有欺诈行为。那么，本案中，销售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法律上讲的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和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具体到本案中，一辆新的汽车，里程数应当为0，而贾女士购买的这辆劳斯莱斯，实际上已经跑了5000多公里。
而销售公司在出售该车时向贾女士承诺，这是一辆新车，销售公司的这一陈述就属于虚假或者不真实的情况。
接下来，只需要查明商家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就能够认定存在欺诈行为。
就本案而言，商家从经销商处接车是，车辆的里程变已经显示跑了5095公里，车接回来后，在销售公司的控制下，车辆的里程表又变回了0公里。
显然，这一过程中，车辆的里程表被调整了。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出销售公司是明知该车已经跑了5000多公里的，还故意地调表，其主观上就有着要把旧车当新车卖的故意。
因此，销售公司在卖车时使用调表的方法，故意告知贾女士是新车的行为，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符合退一赔三的条件。
这一回合下来，销售公司一看，在事实面前，再想否认不知情已经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
销售公司马上又辩称，车辆状况一直很好，从未发现任何质量问题，也没发生过交通事故，三倍的高额赔偿不公平。
但是，我们要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要规定欺诈的情况下退一赔三，要保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
所以，退一赔三的规定并不以商品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等为前提。
也就是说，就算商品是合格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也没有给消费者造成任何损失，只要商家销售时，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都可以据此要求退一赔三。
因此，商家这样的辩解显然是无力的，并不能成为其免责的事由。
不过，本案涉及的赔偿金额毕竟太高，三倍赔偿对销售公司的影响也很大，很可能让公司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一审时法院也很慎重，希望双方能够协商，以双方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贾女士的诉求。
贾女士不服，又上诉至中院，这次，中院按照严格的法律裁判规则，作出了判决。
最后，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销售公司退还贾女士购车款，并三倍赔偿1381万元，贾女士返还车辆给销售公司。
因标的额巨大，双方争议高达1900余万，判决下来可能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甚至让当事人陷入困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都是非常慎重，光审理此案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二审后，法院还是作出了支持消费者三倍赔偿的诉求，这也充分说明了，消费者的权利不容侵犯。
商品无论贵贱，商家都应当如实地告知消费者真实情况，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意隐瞒真相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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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股市预期管理必须明确责任——细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3月16日，在A股和港股市场再次经历严峻考验之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一举逆转市场颓势，稳住了股市预期。很多人依据经验，认为金融委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过是一种“救市行为”，对股市并无长远意义。但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救市行为往往是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安排，但从此次金融委会议给出信息看，中央给出的措施绝非简单的、临时性救市的短期行为，而是一次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安全维护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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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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