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鑫恣：道学的团体化——宋儒结党，明儒结社】儒家有一个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外的结社传统，从孔子携门人周游列国褒贬诸侯，俨然流亡团体，到东汉太学生以名节相尚处士横议，酿成党锢，再到宋明道学讲学成党开宗立派，不绝于史。其特点，团体中人因相同或相似的学问、信仰、抱负而结交而标榜，以若干大儒为率，社会声望高，甚者能左右天下舆论。王阳明一门有结社无结党，谈心性不谈朝政。程朱之徒着儒服深衣自为标志，而阳明之徒力避衣冠之异俗。虽如此，阳明一门下沉于民间弘道路线，至颜钧、何心隐等侠者出，无党心却成党势，势必为权臣所忌。https://t.cn/A6650QB1
【圣德太子，究竟何许人也？】
圣德太子曾是日元纸币上的肖像，现在也通过历史教科书为人们所熟知。2021年是圣德太子逝世1400周年，在据传由圣德太子修建的法隆寺，将举办圣德太子1400年忌法事。此外，还将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特别展。为什么一千多年来圣德太子始终受到尊崇呢？奈良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野治之将为大家解说这位圣德太子的功绩及其延续至今的魅力。
~被理想化了的圣德太子形象~
普通日本人对圣德太子的印象通常是这样的——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其外甥圣德太子被立为皇太子，当上了代为处理政务的“摄政”。601年，圣德太子在位于当时都城飞鸟的西北方一个叫斑鸠的地方营造了宫殿，4年后移居到这里，并在紧邻宫殿的西侧建造了斑鸠寺（法隆寺）。
他还制定了以头冠区别官员等级的冠位十二阶制度，意图根据才能选拔官员，并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向朝廷官员宣扬以和为贵思想，推动奉行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此外，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还为《胜鬘经》《法华经》作注并宣讲，派出遣隋使，努力接纳大陆文化。
晚年，他与当时的朝廷重臣苏我马子编撰日本历史。圣德太子的政策引导日本从7世纪后半叶正式走向中央集权国家。不过，壮志未酬的他621年就去世了。
这种标准式的圣德太子生平，是根据他死后100年左右完成的《日本书纪》和较早的圣德太子传记形成的。但其中有不少经过理想化加工的内容，难以直接采信。有很多历史研究人员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也对所谓圣德太子事迹进行了大量考证。
确实，有些传统上认为出自圣德太子之手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制定冠位十二阶制，旧有史料上完全没有记载与圣德太子有关。遣隋使的派遣也是如此。即便是明确记载为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正文中的表述和主题有些也与当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无法不令人生疑。虽然一般认为圣德太子当上了皇太子，但事实上皇太子这个名位，直到7世纪末期才正式确立为制度，“摄政”这个职位的出现就更晚了。
~刻在法隆寺释迦三尊像背光上的铭文~
不过，撇开皇太子与摄政的问题不论，这种考证工作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存疑，拿不出明确的证据。为了不陷入莫衷一是的扯皮，就需要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于1400年前发生的事情，原本似乎不太可能确切地证实。但笔者注意到，在关于圣德太子的众多资料中，正好有一些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刻在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背光上的铭文。
该铭文位于铜镀金佛像背光的背面，一共196个汉字，以行数跟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式成文。根据铭文可知，这尊佛像是为621年及次年相继死去的圣德太子之母及太子夫妇祈愿而建造。圣德太子的忌日是622年2月22日，铭文中太子被尊称为“法皇”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当然，这尊佛像和铭文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有人选择直接相信，也有人认为铭文是后来刻上去的，长期以来两派一直对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不算什么新资料，但如果仔细研究铭文的雕刻方法，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事实。铭文一共14行，每行14个字，呈正方形，位于背光的背面。和周围相比，该部位处理得很平整，形成一块比铭文整体大一圈的正方形空间。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在制作佛像背光的时候，就预留了铭文的这块位置。而且，在这块空间上还能看到镀金时附着的点点金箔。这些事实表明，这个铭文与佛像是同时制作的。如果仅是反复探究铭文的内容，是很难完全消除后人伪作嫌疑的。但如上所述，物件本身起到了决定性证明作用。
从释迦三尊背光铭文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圣德太子这个人物在去世的时候被称为“法皇”。“法皇”在其他文献中多写成“法王”，是常用于圣德太子的尊称。7世纪时期，“皇”和“王”都念作“kimi”或“miko”，在使用中完全相同。“法皇”这个称号，毫无疑问是指佛法造诣颇深的皇子。关于圣德太子，传说他为多部佛典作注并宣讲，创建了多家寺院。但这些说法可信度有多高，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虽然不能因为铭文中有“法皇”就证明传说是真的，但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超乎寻常的知识储备和理解的知识分子。将这件事与现在认为是圣德太子著作、以草稿形式流传下来的《法华义疏》的内容及其文物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圣德太子的真实形象就呼之欲出了。备受质疑的“宪法十七条”中，在要求谨遵天皇令旨的内容之前，也写有鼓励信仰佛教的条文。所以大致可以认定它就是圣德太子制定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拙著《寻找圣德太子的真相》。
~努力推动实现文明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此一定要先说明的是，圣德太子对于飞鸟时代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圣德太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佛教的影响远超普通人想象的时代，使用表示佛教昌盛意思的“法兴”作为年号就是其典型体现，虽然这段时期不长。圣德太子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本身没有出家，但作为一名皇族政治家，他是希望佛教扎根于日本社会的。
圣德太子从众多佛典中挑选出来宣讲、作注的，除了佛学经典《法华经》之外，还有以俗家弟子或女性王族为主人公的《维摩经》和《胜鬘经》。圣德太子特意从大陆文化中选择佛教加以推广，大概是想以此来整合豪族间争斗不止的国家，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研究遗留下来的史料，很难说圣德太子曾经活跃在当时日本政治的第一线。但在推古天皇和苏我马子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竭尽全力的知识分子形象。
最后，圣德太子的相貌如何？中老年日本人熟悉的日元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其原型画也只是奈良时期普通贵族的形象，并非真实画像。人们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中的释迦如来。这尊雕像是按照圣德太子等身大制作的。当然，面貌已经佛像化了，但从佛像脸上或许可以体会圣德太子的相貌。顺便提一下，根据佛像推算出的圣德太子身高为165cm，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个子了。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V2HP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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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曾是日元纸币上的肖像，现在也通过历史教科书为人们所熟知。2021年是圣德太子逝世1400周年，在据传由圣德太子修建的法隆寺，将举办圣德太子1400年忌法事。此外，还将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特别展。为什么一千多年来圣德太子始终受到尊崇呢？奈良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野治之将为大家解说这位圣德太子的功绩及其延续至今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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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制定了以头冠区别官员等级的冠位十二阶制度，意图根据才能选拔官员，并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向朝廷官员宣扬以和为贵思想，推动奉行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此外，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还为《胜鬘经》《法华经》作注并宣讲，派出遣隋使，努力接纳大陆文化。
晚年，他与当时的朝廷重臣苏我马子编撰日本历史。圣德太子的政策引导日本从7世纪后半叶正式走向中央集权国家。不过，壮志未酬的他621年就去世了。
这种标准式的圣德太子生平，是根据他死后100年左右完成的《日本书纪》和较早的圣德太子传记形成的。但其中有不少经过理想化加工的内容，难以直接采信。有很多历史研究人员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也对所谓圣德太子事迹进行了大量考证。
确实，有些传统上认为出自圣德太子之手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制定冠位十二阶制，旧有史料上完全没有记载与圣德太子有关。遣隋使的派遣也是如此。即便是明确记载为圣德太子亲自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正文中的表述和主题有些也与当时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无法不令人生疑。虽然一般认为圣德太子当上了皇太子，但事实上皇太子这个名位，直到7世纪末期才正式确立为制度，“摄政”这个职位的出现就更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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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撇开皇太子与摄政的问题不论，这种考证工作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存疑，拿不出明确的证据。为了不陷入莫衷一是的扯皮，就需要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于1400年前发生的事情，原本似乎不太可能确切地证实。但笔者注意到，在关于圣德太子的众多资料中，正好有一些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刻在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背光上的铭文。
该铭文位于铜镀金佛像背光的背面，一共196个汉字，以行数跟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式成文。根据铭文可知，这尊佛像是为621年及次年相继死去的圣德太子之母及太子夫妇祈愿而建造。圣德太子的忌日是622年2月22日，铭文中太子被尊称为“法皇”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当然，这尊佛像和铭文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有人选择直接相信，也有人认为铭文是后来刻上去的，长期以来两派一直对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不算什么新资料，但如果仔细研究铭文的雕刻方法，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事实。铭文一共14行，每行14个字，呈正方形，位于背光的背面。和周围相比，该部位处理得很平整，形成一块比铭文整体大一圈的正方形空间。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在制作佛像背光的时候，就预留了铭文的这块位置。而且，在这块空间上还能看到镀金时附着的点点金箔。这些事实表明，这个铭文与佛像是同时制作的。如果仅是反复探究铭文的内容，是很难完全消除后人伪作嫌疑的。但如上所述，物件本身起到了决定性证明作用。
从释迦三尊背光铭文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圣德太子这个人物在去世的时候被称为“法皇”。“法皇”在其他文献中多写成“法王”，是常用于圣德太子的尊称。7世纪时期，“皇”和“王”都念作“kimi”或“miko”，在使用中完全相同。“法皇”这个称号，毫无疑问是指佛法造诣颇深的皇子。关于圣德太子，传说他为多部佛典作注并宣讲，创建了多家寺院。但这些说法可信度有多高，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虽然不能因为铭文中有“法皇”就证明传说是真的，但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超乎寻常的知识储备和理解的知识分子。将这件事与现在认为是圣德太子著作、以草稿形式流传下来的《法华义疏》的内容及其文物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圣德太子的真实形象就呼之欲出了。备受质疑的“宪法十七条”中，在要求谨遵天皇令旨的内容之前，也写有鼓励信仰佛教的条文。所以大致可以认定它就是圣德太子制定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拙著《寻找圣德太子的真相》。
~努力推动实现文明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此一定要先说明的是，圣德太子对于飞鸟时代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圣德太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佛教的影响远超普通人想象的时代，使用表示佛教昌盛意思的“法兴”作为年号就是其典型体现，虽然这段时期不长。圣德太子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本身没有出家，但作为一名皇族政治家，他是希望佛教扎根于日本社会的。
圣德太子从众多佛典中挑选出来宣讲、作注的，除了佛学经典《法华经》之外，还有以俗家弟子或女性王族为主人公的《维摩经》和《胜鬘经》。圣德太子特意从大陆文化中选择佛教加以推广，大概是想以此来整合豪族间争斗不止的国家，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研究遗留下来的史料，很难说圣德太子曾经活跃在当时日本政治的第一线。但在推古天皇和苏我马子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竭尽全力的知识分子形象。
最后，圣德太子的相貌如何？中老年日本人熟悉的日元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其原型画也只是奈良时期普通贵族的形象，并非真实画像。人们关注的是前面提到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中的释迦如来。这尊雕像是按照圣德太子等身大制作的。当然，面貌已经佛像化了，但从佛像脸上或许可以体会圣德太子的相貌。顺便提一下，根据佛像推算出的圣德太子身高为165cm，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个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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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话]# #圣德太子# #日本历史# #日本文化#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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