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23 睡前夜话 : 平平淡淡的日子！
今天一些人的骚操作，让我和同事又对我们的职业前途产生了不可捉摸的焦虑。
晚上翻完了县志的最后几页，看了清代编修县志的几位知县的序言和其他一些文字，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修志的那种拳拳之情，只是时至今日，依然不知道在哪可以看到他们编修的那些古本县志。
每天不知道都干了什么，紧赶慢赶，每晚都是这个点以后才能睡觉！
晚安 https://t.cn/zRNQ8mW
今天一些人的骚操作，让我和同事又对我们的职业前途产生了不可捉摸的焦虑。
晚上翻完了县志的最后几页，看了清代编修县志的几位知县的序言和其他一些文字，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修志的那种拳拳之情，只是时至今日，依然不知道在哪可以看到他们编修的那些古本县志。
每天不知道都干了什么，紧赶慢赶，每晚都是这个点以后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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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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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月收入比警察高、是县长的两倍？不见得 ！】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浙派教师”公众号）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月收入是县长两倍，没人敢克扣教育经费》这种说法好几年前就在网上盛传，说民国时期“国小教师每月收入40元，县长20元”。在这个收入鄙视链中，还拉警察来做对比，但引用的警察月收入数据却很率性。有2元、4元、8元好几种说法。论证民国小学教师待遇超级好的目的，是为了吐槽当代的小学教师待遇不好。
那么，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真有那么好，社会声望真有那么高吗？
今年上半年，笔者曾在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举行叶圣陶先生《如果我当教师》一书分享会上，做过《从叶圣陶先生朋友圈谈民国教师那些事儿》的主题分享。笔者根据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对民国教师收入进行了考证，从不同角度来认识民国教师地位。笔者的结论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地位和收入，真没像有些人吹捧的那么好。
客观地说，与当时一般的工薪阶层相比，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不算差。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民国时期能当小学教师的，都算是文化人。据统计，到1949年，文盲占全国人口80%，在农村地区达到95%。可见，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能当上小学教师，绝对算是知识分子了。
叶圣陶先生在1922年撰文，大力呼吁中师生毕业后当小学教师。他还特别提到：“我希望师范学校章程中，多加一条说明，凡来入学，毕业后必须当小学教师。”试想，如果小学教师真的待遇好、地位高，还需要大力呼吁中师生毕业去当小学教师吗？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先生也提到小学教师待遇，他在大多数乡村，教师月薪在10元以下6元以上已算优越。叶圣陶先生1912年中学毕业当小学教师，月收入是20元。而同年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足额薪俸是每月220元，后来一直有加薪，到1925年达到360元。1923年叶圣陶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月收入是200元，此外还有编辑费和稿费。
可见，一个相同文化程度的人，选择从事其他文化职业比当小学教师在待遇上要强多了。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小学教员薪水制度之原则》，没有规定小学教师薪水发放数目，只有一些原则性条文，比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以两倍衣、食、住（以舒适为度）三事之所费，为最低限度薪水。以江苏某县为例，膳食费10元、房屋费6元、衣服费2元，合计18元，两倍即36元。”这是国家规定的名义上的工资，具体由县级财政负担。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资水平基本上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就难了。
上世纪30年代，曾经有人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小学教师薪水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工资没有达到国民政府1928年规定的最低标准。
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经过调查，也反映出小学教师收入太低的情况。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初等小学教师，有时固有得华币三十元到四十元者，但一般而论，每月皆仅得华币十元至十五元。薪水较高者，实为非常之例外。城市初等小学教师，通常每月可得华币二十到三十元，罕有超过此数者。”
其实，民国时期“国小教师每月40元”，这在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否能做到，也是不一定的。而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成本要比其他地方高很多。
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统计，就是大学教师平均收入220元，中学教师120元，小学教师30元，另有人说小学教师月收入最高不超过60元。可见，当时小学教师收入跟中学教师差距很大，跟大学教师差距更大。
此外，民国时期小学教师还是个泥饭碗，很多地方是一年一聘，有些地方甚至是一学期一聘。每到学期末，教师们就要为接下来的生计犯愁。
说起民国时期警察待遇，江苏警察学院的一位教授专门写过《民国时期警察工资待遇考论》。这篇文章中提到：民国时期警察分为警察官和长警两种，前者相当于公务员。当时县有等级之分，根据1934年的规定，警察局长月薪一等县为140元到200元，二等县为100元到130元，三等县为75元到90元。
县警察局局长以下人员，包括办事员，只要纳入公务员，最低工资就是55元。而长警不属于公务员，是编外人员，其薪酬待遇各地很不相同，一般要求不得低于每月10元。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即便是三等县警察局长，最低工资都有75元，甚至是办事员都有55元，那县长月薪20元岂不是无稽之谈。根据湖南省《会同县志》保存着一份县级公务员工资表，上面显示最高级别县长工资是380元。
说起小学教师当时的地位，发生在钱穆先生身上的一件小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钱穆先生曾向当时全国四大副刊之一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投稿，头两篇都是首篇刊出，但第三篇投稿时候对方已经知道他的小学教师身份，就变成在角落里刊发。在这件事中，钱穆切实感受到乡村小学教师在学界的卑微处境。
前不久，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教师社会声望既要靠党和政府来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得靠自身努力。客观地说，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小学教师地位要高得多。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可以评正高级职称，享受和大学教授同等的待遇，这在民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相关规定也明确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定位。领袖也明确指出，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中小学教师已经算不上是知识精英了，这一点确实不能跟民国时期的情况相比。很多家长的文化程度并不亚于教师，并且随着知识来源的多元化趋势，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因此教师除了要继续做好知识传授者的工作，更要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切实提高立德树人的水平。如此，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尊重。
（作者 | 刘波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浙派教师”公众号）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月收入是县长两倍，没人敢克扣教育经费》这种说法好几年前就在网上盛传，说民国时期“国小教师每月收入40元，县长20元”。在这个收入鄙视链中，还拉警察来做对比，但引用的警察月收入数据却很率性。有2元、4元、8元好几种说法。论证民国小学教师待遇超级好的目的，是为了吐槽当代的小学教师待遇不好。
那么，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真有那么好，社会声望真有那么高吗？
今年上半年，笔者曾在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举行叶圣陶先生《如果我当教师》一书分享会上，做过《从叶圣陶先生朋友圈谈民国教师那些事儿》的主题分享。笔者根据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对民国教师收入进行了考证，从不同角度来认识民国教师地位。笔者的结论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地位和收入，真没像有些人吹捧的那么好。
客观地说，与当时一般的工薪阶层相比，民国时期小学教师收入不算差。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民国时期能当小学教师的，都算是文化人。据统计，到1949年，文盲占全国人口80%，在农村地区达到95%。可见，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能当上小学教师，绝对算是知识分子了。
叶圣陶先生在1922年撰文，大力呼吁中师生毕业后当小学教师。他还特别提到：“我希望师范学校章程中，多加一条说明，凡来入学，毕业后必须当小学教师。”试想，如果小学教师真的待遇好、地位高，还需要大力呼吁中师生毕业去当小学教师吗？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先生也提到小学教师待遇，他在大多数乡村，教师月薪在10元以下6元以上已算优越。叶圣陶先生1912年中学毕业当小学教师，月收入是20元。而同年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足额薪俸是每月220元，后来一直有加薪，到1925年达到360元。1923年叶圣陶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月收入是200元，此外还有编辑费和稿费。
可见，一个相同文化程度的人，选择从事其他文化职业比当小学教师在待遇上要强多了。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小学教员薪水制度之原则》，没有规定小学教师薪水发放数目，只有一些原则性条文，比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以两倍衣、食、住（以舒适为度）三事之所费，为最低限度薪水。以江苏某县为例，膳食费10元、房屋费6元、衣服费2元，合计18元，两倍即36元。”这是国家规定的名义上的工资，具体由县级财政负担。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资水平基本上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就难了。
上世纪30年代，曾经有人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小学教师薪水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工资没有达到国民政府1928年规定的最低标准。
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经过调查，也反映出小学教师收入太低的情况。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初等小学教师，有时固有得华币三十元到四十元者，但一般而论，每月皆仅得华币十元至十五元。薪水较高者，实为非常之例外。城市初等小学教师，通常每月可得华币二十到三十元，罕有超过此数者。”
其实，民国时期“国小教师每月40元”，这在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否能做到，也是不一定的。而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成本要比其他地方高很多。
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统计，就是大学教师平均收入220元，中学教师120元，小学教师30元，另有人说小学教师月收入最高不超过60元。可见，当时小学教师收入跟中学教师差距很大，跟大学教师差距更大。
此外，民国时期小学教师还是个泥饭碗，很多地方是一年一聘，有些地方甚至是一学期一聘。每到学期末，教师们就要为接下来的生计犯愁。
说起民国时期警察待遇，江苏警察学院的一位教授专门写过《民国时期警察工资待遇考论》。这篇文章中提到：民国时期警察分为警察官和长警两种，前者相当于公务员。当时县有等级之分，根据1934年的规定，警察局长月薪一等县为140元到200元，二等县为100元到130元，三等县为75元到90元。
县警察局局长以下人员，包括办事员，只要纳入公务员，最低工资就是55元。而长警不属于公务员，是编外人员，其薪酬待遇各地很不相同，一般要求不得低于每月10元。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即便是三等县警察局长，最低工资都有75元，甚至是办事员都有55元，那县长月薪20元岂不是无稽之谈。根据湖南省《会同县志》保存着一份县级公务员工资表，上面显示最高级别县长工资是380元。
说起小学教师当时的地位，发生在钱穆先生身上的一件小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钱穆先生曾向当时全国四大副刊之一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投稿，头两篇都是首篇刊出，但第三篇投稿时候对方已经知道他的小学教师身份，就变成在角落里刊发。在这件事中，钱穆切实感受到乡村小学教师在学界的卑微处境。
前不久，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教师社会声望既要靠党和政府来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得靠自身努力。客观地说，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小学教师地位要高得多。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可以评正高级职称，享受和大学教授同等的待遇，这在民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相关规定也明确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定位。领袖也明确指出，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中小学教师已经算不上是知识精英了，这一点确实不能跟民国时期的情况相比。很多家长的文化程度并不亚于教师，并且随着知识来源的多元化趋势，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因此教师除了要继续做好知识传授者的工作，更要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切实提高立德树人的水平。如此，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尊重。
（作者 | 刘波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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