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调查|#青海# 小娃托育难题应该如何破解?】随着二孩、三孩政策落地,家长育儿观念不断改变,托育市场需求日益增大,0岁至3岁孩子的托育问题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当前,我省的托育市场发展如何?面临哪些发展困境和问题?面对困难,又该如何破解?

妈妈的烦恼

3月23日,家住西宁市昆仑东路的冯女士,正在为一件难心事纠结。

冯女士是一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此前孩子一直由婆婆帮忙照顾。前不久,婆婆突然腰部不适,需要休养,而父母那边也腾不出时间来帮着带孩子。这让身为上班族的冯女士犯了难:请保姆,费用太高,开销难以承担;送去托育机构,孩子太小,自己又不放心。

也正因为这件烦恼事,原本打算要二胎的冯女士,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冯女士不同的是,90后的高颖,有个两岁的女儿,父母虽然愿意带,但两代人常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同发生矛盾。高颖觉得父母过分溺爱孩子,而父母也因她的挑剔心生不满。

34岁的徐莉有两个孩子,儿子5岁,女儿不到3岁。因为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女儿不到两岁就送去了家门口的私立幼儿园。“现在经济压力大,辞职在家带娃不现实。”徐莉说,送女儿去幼儿园前,她曾找过托育机构,但家附近没有合适的选择,太远的托育机构又需要考虑上下班接送的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80后、90后父母,其中有13名家长称,家庭曾因谁带孩子发生矛盾,而11名家长表示,正由于没有足够精力带孩子,所以拒绝生二胎。此外,有8名家长说,对私立托育机构安全和保障问题心存疑虑,而且私立托育机构收费普遍较高。

园长的尴尬

3月24日10时许,西宁市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两岁的贝贝(化名)正在和小伙伴拼积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的活动区域滑滑梯,贝贝也跑了过去。在两名老师和1名保育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游戏时间。

童心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亚巧介绍,托育中心总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是针对0岁至6岁婴幼儿托幼一体化的园所,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可以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我们中心,3岁以下孩子的托位有50个,但目前只有5个孩子。”王亚巧说,开办托育中心之初,他们做过一次调研,周围小区3岁以下的幼儿有1000多名,但很多家长对托育服务并不了解,没有想送孩子入托的想法。

记者走访发现,招生难是托育机构的共性问题。西宁市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占地约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区域,托育中心配备了生活用房、服务管理用房和供应用房以及足够宽敞的活动场地。此外还配有消洗间、晨检室、家庭咨询室等。

瑞馨婴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王顺兰说,他们主要托育1.5岁至3岁的孩子,以本小区的孩子为主,因为托育中心今年才投入使用,虽然设置了50个托位,但目前只有8个孩子,远远没达到预期人数。

记者调查发现,入托需求高,但入托率低,是当前托育行业面临的困境。在不少家长看来,孩子太小,不放心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此外,家长的顾虑也源于对当前托育机构专业性的疑虑,对从业者的资质不放心。

多家幼儿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行业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托育需求总体缺口大,另一方面是一些托育机构“吃不饱”。此外,这两年,受疫情和资金问题的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因为投资大、回报少先后倒闭。家长看上的托育机构,一般收费比较高,而收费低的机构,家长又对硬件软件不放心,纠结再三,最终选择不送孩子去托育机构。

市场的矛盾

据青海省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0岁至3岁婴幼儿有21万名,全省可提供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各类机构共65家,共设置托位数5517个。虽然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托育服务有需求,但收费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承担起的。“孩子两岁半,一直是我自己带,今年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看了附近两家机构,环境挺好,但托育费加上餐费要用去家庭收入的一大半。真希望普惠性托育机构多一点,让我们的孩子能上得起就好了。”西宁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西宁市场七成以上的都是营利性托育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占不到三成,这两类托育机构主要为1.5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服务,托育服务时间大多在8时至18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专业师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以及课程内容等方面。目前,西宁托育市场大多数机构根据托育家庭的需要,按月卡、季卡、半年卡、年卡等方式收费,收费每月1500元至4500元不等。

“得益于政府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我们托育中心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月1500元,相较于其他私立托育中心价格要低,但要盈利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顺兰说,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关键在于普惠,既要保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价格也要让大部分家长接受。

对于托育机构来说,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带,安全隐患多,一旦出现问题,便难以厘清。“2019年托育行业才慢慢开始建立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多家庭有托育方面的需求,但大部分家长的托育意识不强,所以托育中心的数量、规模也不算大。”西宁市茂楷婴童学苑夏都区负责人巫女士说。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托育机构大多分布在城镇地区,托育服务资源与群众需求间存在较大供需矛盾,托育服务还有不少的发展瓶颈。同时,托育机构由于运营模式尚不成熟,普遍面临投资回报期长、资金吃紧、人才不足、培训成本高、生源不稳定等情况,再加上托育服务收费政策不完善,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缺口、流动性较大,托育服务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以及部分家庭对高收费难以承受,导致托育贵、托育难等问题。

待解的难题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我省相关工作推进如何?

3月25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22年青海省民生实事工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虎在答记者问时介绍,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牵头单位,将协调省直各部门,以“十四五”规划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为目标,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和服务。

增设托育机构。通过直接投资建设、支持单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等多种途径,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增设托育机构,提升接纳婴幼儿入托能力,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服务。依托社区建设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的社区托育点或设置临时性托管站,为生育家庭提供类型多样的看护服务。

为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就要加大“托幼一体化”“托育联合体”建设力度,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相关负责人李娟建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区域内3岁至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开设托班,加大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力度,制定支持企业举办托育机构的政策措施。

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源头供给力度,重点依托现有高校、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非学历在职人员培训力度,重点依托开放大学系统开展培训。同时,根据婴幼儿照护在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婴幼儿父母(或看护者)的照护知识、技能培训。(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 文/图)

#群防群控全民战疫# 【疫情防控在行动 | 直击封控区 :村民生活有保障】
为确保上党镇封控区的群众生活物资有保障、生活有秩序,上党镇志愿者们用自己的坚守组成一条温暖的“传送带”,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在上党镇敖毅村,小编看到,上党镇的志愿者正在村内进行日常巡逻,并上门询问隔离的群众在生活物资上是否还有新的需求,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受到封控的影响。
小编了解到,自发生疫情后,上党镇立即在7个村招募了17名志愿者前往封控区,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难题。
上党镇志愿者何艳波说,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做志愿服务工作是应该的,解封还有几天,自己会坚守岗位,做好应尽的责任。
截至目前,上党镇志愿者队伍已经为敖毅村158户、338名群众,上门运输蔬菜700多斤,猪肉400多斤,切实保障了封控区百姓的“菜篮子” 安全。

1981年,周海婴起诉国家,要求他们归还之前捐赠的鲁迅作品的版权费,一共30多万。而这之前,国家为了抚恤鲁迅的后代,送他去北大念书,后来还提拔他做了副部级的官,生活优渥。国家连本带息归还版税后,但周海婴还不满足,提出了更无理的要求。

周海婴出生时,鲁迅已经50岁,老来得子本应该是很幸福的事。但实际上,他却是他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结晶。他后来自嘲到“父母是真爱,而我是意外”。这场意外,也让周海婴获得额外的关注。

1929年,周海婴在上海出生。他的出生充满戏剧性。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大环境不好,母亲虽然是父亲的真爱,但毕竟没有名分。所以鲁迅和许广平就决定不要孩子。

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广平还是怀孕了。后来两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可许广平生产时又发生意外。由于胎儿过大,生产过程出现难产,医生说“大和小只能留一个”,鲁迅毫不犹豫弄选择了许广平。

可生命有时候真的很神奇。一开始被放弃的周海婴,竟然在医生的夹击下存活下来了。

医生用产钳夹扁了他的头,他的头虽然受到一定损伤,但他还是健康的活下来了。所以随着他的长大,他的智力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由于缺乏像父亲一样的文学天赋,他被处处否定,甚至有人说“他是傻子”。直到他拿出他小时候的成绩。

1936年鲁迅去世,7岁的周海婴跟着母亲相依为命。1959年,周海婴和许广平一起决定将鲁迅的作品版权捐给中国国家出版社,用作新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用,这一举动,在当时大受好评。

但随着1968年母亲的去世,1981年,周海婴以身不由已为由,向国家出版社讨要多年版权费以及利息,一共30多万。80年代,物价水平极低,一个人工资才几十块钱。30多万在当时就是巨款。

这一举动轰动全国,甚至闹上法庭。后来周海婴胜诉,国家归还30多万给他。但他变本加厉,要求一并归还授权日本出版的鲁迅作品版税,有4万多元。这一举动,让晚年的周海婴形象大损。

周海婴有三儿一女,但都对国家没有多大的贡献。大儿子周令飞,在日本留学时,爱上了一个台湾女孩,后来回台定局。80年代,大陆和台湾关系紧张,他的定居不亚于叛变。但周海婴却支持儿子,后来他三番五次想去台湾探亲,大都无果。

二儿子周亦斐是私企一名普通员工,三儿子周令一在一家日本机构做事,女儿周宁更是远嫁日本。

在周海婴小的时候,鲁迅就看清楚他没有文学的天赋,所以对他的教育都是顺应天性,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即可,千万不能做空心文学家。享受着自由天性的周海婴也将这样的理念传承下去。所以他的行为从来都是“利己”为主,并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首。

据说,周海婴当年捐赠出版权费是因为那时正在经历“三反运动”,为自保,他们才捐出天价的版权费。

在中国的文化中,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本无可非议。但将送出去的东西又要回来,并且还要变本加厉的要回来,这种做法就不那么地道了。

可见鲁迅的后代不具备鲁迅的才华和品行,更没有鲁迅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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