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明刻本）
我国古代的姓氏源流问题，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姓在前面，名、字在后，与多数外国人不一样。例如：朱熹，姓朱、名熹、字元晦。今天人人有姓、有名，一部分人还有字，但字逐渐减少，很可能归于消亡。在古代的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而尊称时须用字号，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先秦的姓不是后世的姓，这是必须分辨的。先秦的姓与远古的母系制度有关系，是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由于姓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生出，故称为“生”；由于当时知母不知父，所以加上“女”字边，写做“姓”。古人除了姓，还有氏。氏则是姓所衍生的分支，是家族的标志。姓由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所谓“氏以别贵贱”。以什么为氏，常有以下几种方法：列国公族多以“孙”为系氏，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有的因出生公室就称公孙氏，出生王室就称王孙氏。有些以所居职官为氏，如司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如韩氏、赵氏，还有东郭氏、柳下氏等。最多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如孔子的祖父公孙嘉，字孔父，故孔子出世后便以孔为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就以西乞为氏；齐文会之子字子高，其孙也以高为氏。氏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只要分立家室，就要命氏。上古姓与氏概念不同，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性。
此《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十集，明永乐十七年（1419）日新书堂刻本。匡高18.1厘米，广12.8厘米。每半叶十七行，行二十八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首纲目，末有“永乐己亥孟春日新书堂新栞”牌记。
此书无序跋，故未详撰人并增广者。书中所引事迹迄于南宋季年，且书中注文有“大金支裔”之语，编者可能为金人后裔，时代当已入元。全书以天干分甲至癸十集。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复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二至五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亦策料之类。全书共收录六百四十七姓四千二百余人（含“女德婚姻”中人），计用八十四韵。《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曰：“特捃摭尚为广博，有其人为史传志秉所不详，而独见于此者，颇足以资旁证。至于王氏有临沂太原二派，勾氏避宋高宗讳分作数姓，兰亭会诗名氏，诸本不同，亦间附考订。寸有所长，固未尝无裨于艺苑也。”总之，是书注重从史传中摘取各姓氏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忠烈孝慈、仙真古迹等有关风教者，录以垂训，而食淫败类者则不入。故是书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统而重要的历史数据。
日新书堂为闽中书坊，元至正至明宣德间均有刻书。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同版此书两种。前述有刻书牌证本缺丙集，乙集末叶后半残缺，经日本藏书者抄配完整。另一藏本，即《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定为元刻者，盖未见“纲目”后之牌记，遂有此误。末附叶昌炽手跋：“右书不署撰人名。‘赵’字下但云‘虞伯益之后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而于‘耶律’称‘大辽’，‘完颜’称‘大金’，‘叶’字下引宋末叶梦鼎与江古心同在相位，则似元初人所为。元起朔漠，故尊辽金而黜天水。然书中遇宋讳如‘匡’字、嫌名如‘暅’字又皆缺笔，疑不能明。意者此书宋时坊肆通行，流传至北金时已有翻刻，即加改窜，至元复递有增益乎？每卷以十干分集，今仅存自己至癸五集，癸集复亡其半，然所采宋时士大夫嘉言懿行甚备，残圭断璧，殊可寳也。光绪己丑正月十二日，长洲叶昌炽。”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丙集不缺，“纲目”后半叶为前人撕去，用墨笔补抄目录，而永乐己亥牌记已不可见。又戊、己、庚三集配另十六行二十八字本，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元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存五集，甲至戊）本，中华再造善本著录为“元刻本”（见书影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元版子部收录之“元刻本”均与此本同版（见书影三），今赖此本仅存之牌记，可以补正著录。
我国古代的姓氏源流问题，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姓在前面，名、字在后，与多数外国人不一样。例如：朱熹，姓朱、名熹、字元晦。今天人人有姓、有名，一部分人还有字，但字逐渐减少，很可能归于消亡。在古代的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而尊称时须用字号，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先秦的姓不是后世的姓，这是必须分辨的。先秦的姓与远古的母系制度有关系，是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由于姓标志一个人由哪个氏族生出，故称为“生”；由于当时知母不知父，所以加上“女”字边，写做“姓”。古人除了姓，还有氏。氏则是姓所衍生的分支，是家族的标志。姓由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所谓“氏以别贵贱”。以什么为氏，常有以下几种方法：列国公族多以“孙”为系氏，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有的因出生公室就称公孙氏，出生王室就称王孙氏。有些以所居职官为氏，如司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如韩氏、赵氏，还有东郭氏、柳下氏等。最多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如孔子的祖父公孙嘉，字孔父，故孔子出世后便以孔为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就以西乞为氏；齐文会之子字子高，其孙也以高为氏。氏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只要分立家室，就要命氏。上古姓与氏概念不同，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性。
此《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十集，明永乐十七年（1419）日新书堂刻本。匡高18.1厘米，广12.8厘米。每半叶十七行，行二十八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首纲目，末有“永乐己亥孟春日新书堂新栞”牌记。
此书无序跋，故未详撰人并增广者。书中所引事迹迄于南宋季年，且书中注文有“大金支裔”之语，编者可能为金人后裔，时代当已入元。全书以天干分甲至癸十集。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复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二至五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亦策料之类。全书共收录六百四十七姓四千二百余人（含“女德婚姻”中人），计用八十四韵。《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曰：“特捃摭尚为广博，有其人为史传志秉所不详，而独见于此者，颇足以资旁证。至于王氏有临沂太原二派，勾氏避宋高宗讳分作数姓，兰亭会诗名氏，诸本不同，亦间附考订。寸有所长，固未尝无裨于艺苑也。”总之，是书注重从史传中摘取各姓氏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忠烈孝慈、仙真古迹等有关风教者，录以垂训，而食淫败类者则不入。故是书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统而重要的历史数据。
日新书堂为闽中书坊，元至正至明宣德间均有刻书。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同版此书两种。前述有刻书牌证本缺丙集，乙集末叶后半残缺，经日本藏书者抄配完整。另一藏本，即《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定为元刻者，盖未见“纲目”后之牌记，遂有此误。末附叶昌炽手跋：“右书不署撰人名。‘赵’字下但云‘虞伯益之后十三代至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而于‘耶律’称‘大辽’，‘完颜’称‘大金’，‘叶’字下引宋末叶梦鼎与江古心同在相位，则似元初人所为。元起朔漠，故尊辽金而黜天水。然书中遇宋讳如‘匡’字、嫌名如‘暅’字又皆缺笔，疑不能明。意者此书宋时坊肆通行，流传至北金时已有翻刻，即加改窜，至元复递有增益乎？每卷以十干分集，今仅存自己至癸五集，癸集复亡其半，然所采宋时士大夫嘉言懿行甚备，残圭断璧，殊可寳也。光绪己丑正月十二日，长洲叶昌炽。”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丙集不缺，“纲目”后半叶为前人撕去，用墨笔补抄目录，而永乐己亥牌记已不可见。又戊、己、庚三集配另十六行二十八字本，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元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存五集，甲至戊）本，中华再造善本著录为“元刻本”（见书影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元版子部收录之“元刻本”均与此本同版（见书影三），今赖此本仅存之牌记，可以补正著录。
第二天。
早上五点起床，收拾收拾往医院赶。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也没赶过最早的一班地铁。
天还没完全亮，地铁口一群穿着黑色安检衣服的年轻孩子也同样匆忙的进站，然后奔往各自执勤的站点，我才第一次在车厢里这么近距离的观察他们。
他们大多十七八的样子，大一点的也就二十几岁，口音各不相同，有河北河南，有东北山东，甚至还有来自鄂贵云川的，都是一副孩子的样子。我想大概都是学业不好，早早出来混口饭吃吧，可这种起点，这口饭又能吃到什么时候呢。
在双井换乘的时候，同行上来一位姑娘，戴着口罩，纤细的身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黑的发亮，好像用笔涂上去的，亮的格外有神。我俩并排坐下，我偶尔瞥见她的脸，是那种白皙到没有毛孔的干净，在北方几乎很难遇到的肤质。她一直坐到我的前几站下站了。其实我很想和她打个招呼，没有其他目的，不要联系方式，就是打个招呼。
出了西土城地铁站一路往东走，从北京大学校门的右边进入三院，病理楼很好找，就在一栋看着老旧的红色砖楼里。我去得早了，医生还没有上班，但是门外已经有了三两个同样排队的人。
挂号不算难，可惜高子芬教授时间很紧，具体哪一天能排到我还不确定，只能等医院的消息。
希望早一点，希望是个好消息。 https://t.cn/RI7nYAL
早上五点起床，收拾收拾往医院赶。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也没赶过最早的一班地铁。
天还没完全亮，地铁口一群穿着黑色安检衣服的年轻孩子也同样匆忙的进站，然后奔往各自执勤的站点，我才第一次在车厢里这么近距离的观察他们。
他们大多十七八的样子，大一点的也就二十几岁，口音各不相同，有河北河南，有东北山东，甚至还有来自鄂贵云川的，都是一副孩子的样子。我想大概都是学业不好，早早出来混口饭吃吧，可这种起点，这口饭又能吃到什么时候呢。
在双井换乘的时候，同行上来一位姑娘，戴着口罩，纤细的身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黑的发亮，好像用笔涂上去的，亮的格外有神。我俩并排坐下，我偶尔瞥见她的脸，是那种白皙到没有毛孔的干净，在北方几乎很难遇到的肤质。她一直坐到我的前几站下站了。其实我很想和她打个招呼，没有其他目的，不要联系方式，就是打个招呼。
出了西土城地铁站一路往东走，从北京大学校门的右边进入三院，病理楼很好找，就在一栋看着老旧的红色砖楼里。我去得早了，医生还没有上班，但是门外已经有了三两个同样排队的人。
挂号不算难，可惜高子芬教授时间很紧，具体哪一天能排到我还不确定，只能等医院的消息。
希望早一点，希望是个好消息。 https://t.cn/RI7nYAL
#历史知识# 《清明上河图》可能并不是在歌颂大宋盛世
最近读了一本书，《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作者余辉，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该书考证认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结构，“丝毫对应不了当时的开封地图”，也就是说并非写实，而是画家依凭自己的意志，有目的地选择画什么、不画什么。这种选择透露出了画家的用心，非是在歌颂大宋的盛世太平，而是在委婉地提醒宋徽宗社会已出现严重的危机。具体而言就是：
“画家在铺展开封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时，出乎寻常地表现了惊马闯市、船桥险情、文武争道、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商贾囤粮、官盐滞销、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贫富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的结论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不是实景，也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画家张择端“借（宋）徽宗敕令画《清》卷之机，萌发了揭示社会弊病的构思：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北宋前途的隐忧，另一方面以曲谏的方式敬告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
这是一种迥异于既往的见解；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见解。
支持这种新见解的，是作者通观全画，发现其中有许多颂世画作之中本不该有的内容元素，比如“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望火楼空寂无人形同虚设、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衙署差役慵懒欲睡、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乞丐与流民在城中艰难谋生……如果张择端只是履行一个宫廷画家粉饰太平的“基本职责”，他既不必、也不应该将这些内容绘入画中。
以下图片，截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清明上河图》。
图1：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
图2：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桥上尚有坐轿者与骑马者在争道
图3：衙门前慵懒昏睡的差役
图4：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
当然，书中也有某些观察值得商榷。比如，将有文字的苫布解读为遭遇宋徽宗迫害的旧党的书法作品——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将运河上卸载货物的船只解读为民间商人控制了官粮漕运——宋徽宗时代，漕运及漕运带来的利润，始终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但上面这几张图片所呈现的内容元素，已足以使人对《清明上河图》做一番重新认知。张择端是一位宫廷画家，按宋代翰林图画院的规定，宫廷画家的应制之作，完成后须统一交给画院装裱，登记入册后呈送给皇帝御览。上面这几张图片中的不协调元素，是无法让赏画者，也就是宋徽宗产生愉悦情绪的。
这种令人难以愉悦的气氛，实际上始于《清明上河图》的开卷之处。一般认为，该图的开卷处缺失了约一尺左右的内容，即便如此，下图中的断枝，处在该部分绘画的视觉中心，仍可以说是相当地扎眼。这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5：开卷处突兀的断枝
进入市郊后，断枝升级成了断树。下图中的这棵老树，树冠与树干已几乎完全断裂，透过断裂处甚至可以看到后面的篱笆，五人二驴（截图不完整）正从这岌岌可危、行将断成两截的老树下走过。显然，这也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6：行人从一棵行将断裂的老树下经过
古人也早已发现了这些充满了危机感的不协调内容。
明代人邵宝说，自己反反复复欣赏《清明上河图》，觉得它上面的男女老幼少壮全是“活活森森”的，城市郊野桥梁店铺全是“纤纤悉悉”的，实在是一件“人间之异宝”。但是，他不同意将这幅画解读成歌颂盛世，因为他从画中看到了许多“触于目而警于心”的内容，他觉得这是张择端故意为之，“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他心里藏着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却又不敢直接说出来，只好将这种忧虑，委婉地绘在了画作之中。
“画谏”在宋代是有先例的。
1074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七年，开封城的城门官郑侠，因目睹城外遍地皆是流民，请画师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谎称是十万紧急的边防报告，于寒食节前夕（北宋的清明节与寒食节日期非常接近），送到了宋神宗手中。在随《流民图》一起送进去的奏章里，郑侠严厉批判了朝廷新推行的“市易法”，说它是汉武帝“平准法”的变本加厉，虽然打着“平物价”的旗号，实则是官府在变相牟利，天下之人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市易法”要负重要责任。
作为宫廷画家，张择端必然知道《流民图》这段二、三十年前的知名往事。
此外，还有学者发现，《清明上河图》有一个特点：它所描绘的开封城，鲜少有巨商大贾，但却有“大量的小商小贩在兜售针头线脑刀剪小吃”，“无论是街边还是桥上的地摊贩子或是酒家饭店，除了城门内的正店之外，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从头至尾，未见这类城市中常见的当铺、质库等类的经营”。简而言之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城，是一座只有无数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没有大店铺、大商家的城市。宋神宗熙丰变法曾造就过如此情景；宋徽宗即位后，敛财政策一路向宋神宗靠拢，《清明上河图》如此描绘，虽非实景，却恰是实情。
一座没有富商大贾、只有无数小商小贩的城市，其实是没有活力的。反之亦然。
图7：遍布城中的小商小贩
近些年来，“《清明上河图》不是在歌颂（缅怀）大宋盛世”这一观点，似已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向斯说，该图“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更是一幅画家忧心忡忡、进献给皇帝的盛世危图”，与余辉的看法基本一致。另一位艺术史学者曹星原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清明盛世的颂扬”。
在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中，介绍《清明上河图》的课文，标题仍是《梦回繁华》，但在“阅读提示”中，已增入这样一段文字：
“《清明上河图》还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这幅画有揭示社会问题、劝谏宋徽宗之意，表现了画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图8：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阅读提示
时隔千年，这幅国宝级名画背后潜藏着的那股不愿唱赞歌、想要说真话的心流，终于挣脱尘埋，重见天日。
图9：《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参考资料
①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向斯，《解密清明上河图》，山东美术出版社，2016年。
③曹星原，《图绘市易：重读<清明上河图>》
④统编本《语文 八年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最近读了一本书，《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作者余辉，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该书考证认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结构，“丝毫对应不了当时的开封地图”，也就是说并非写实，而是画家依凭自己的意志，有目的地选择画什么、不画什么。这种选择透露出了画家的用心，非是在歌颂大宋的盛世太平，而是在委婉地提醒宋徽宗社会已出现严重的危机。具体而言就是：
“画家在铺展开封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时，出乎寻常地表现了惊马闯市、船桥险情、文武争道、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商贾囤粮、官盐滞销、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贫富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的结论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不是实景，也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画家张择端“借（宋）徽宗敕令画《清》卷之机，萌发了揭示社会弊病的构思：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北宋前途的隐忧，另一方面以曲谏的方式敬告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
这是一种迥异于既往的见解；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见解。
支持这种新见解的，是作者通观全画，发现其中有许多颂世画作之中本不该有的内容元素，比如“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望火楼空寂无人形同虚设、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衙署差役慵懒欲睡、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乞丐与流民在城中艰难谋生……如果张择端只是履行一个宫廷画家粉饰太平的“基本职责”，他既不必、也不应该将这些内容绘入画中。
以下图片，截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清明上河图》。
图1：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
图2：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桥上尚有坐轿者与骑马者在争道
图3：衙门前慵懒昏睡的差役
图4：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
当然，书中也有某些观察值得商榷。比如，将有文字的苫布解读为遭遇宋徽宗迫害的旧党的书法作品——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将运河上卸载货物的船只解读为民间商人控制了官粮漕运——宋徽宗时代，漕运及漕运带来的利润，始终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但上面这几张图片所呈现的内容元素，已足以使人对《清明上河图》做一番重新认知。张择端是一位宫廷画家，按宋代翰林图画院的规定，宫廷画家的应制之作，完成后须统一交给画院装裱，登记入册后呈送给皇帝御览。上面这几张图片中的不协调元素，是无法让赏画者，也就是宋徽宗产生愉悦情绪的。
这种令人难以愉悦的气氛，实际上始于《清明上河图》的开卷之处。一般认为，该图的开卷处缺失了约一尺左右的内容，即便如此，下图中的断枝，处在该部分绘画的视觉中心，仍可以说是相当地扎眼。这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5：开卷处突兀的断枝
进入市郊后，断枝升级成了断树。下图中的这棵老树，树冠与树干已几乎完全断裂，透过断裂处甚至可以看到后面的篱笆，五人二驴（截图不完整）正从这岌岌可危、行将断成两截的老树下走过。显然，这也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6：行人从一棵行将断裂的老树下经过
古人也早已发现了这些充满了危机感的不协调内容。
明代人邵宝说，自己反反复复欣赏《清明上河图》，觉得它上面的男女老幼少壮全是“活活森森”的，城市郊野桥梁店铺全是“纤纤悉悉”的，实在是一件“人间之异宝”。但是，他不同意将这幅画解读成歌颂盛世，因为他从画中看到了许多“触于目而警于心”的内容，他觉得这是张择端故意为之，“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他心里藏着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却又不敢直接说出来，只好将这种忧虑，委婉地绘在了画作之中。
“画谏”在宋代是有先例的。
1074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七年，开封城的城门官郑侠，因目睹城外遍地皆是流民，请画师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谎称是十万紧急的边防报告，于寒食节前夕（北宋的清明节与寒食节日期非常接近），送到了宋神宗手中。在随《流民图》一起送进去的奏章里，郑侠严厉批判了朝廷新推行的“市易法”，说它是汉武帝“平准法”的变本加厉，虽然打着“平物价”的旗号，实则是官府在变相牟利，天下之人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市易法”要负重要责任。
作为宫廷画家，张择端必然知道《流民图》这段二、三十年前的知名往事。
此外，还有学者发现，《清明上河图》有一个特点：它所描绘的开封城，鲜少有巨商大贾，但却有“大量的小商小贩在兜售针头线脑刀剪小吃”，“无论是街边还是桥上的地摊贩子或是酒家饭店，除了城门内的正店之外，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从头至尾，未见这类城市中常见的当铺、质库等类的经营”。简而言之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城，是一座只有无数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没有大店铺、大商家的城市。宋神宗熙丰变法曾造就过如此情景；宋徽宗即位后，敛财政策一路向宋神宗靠拢，《清明上河图》如此描绘，虽非实景，却恰是实情。
一座没有富商大贾、只有无数小商小贩的城市，其实是没有活力的。反之亦然。
图7：遍布城中的小商小贩
近些年来，“《清明上河图》不是在歌颂（缅怀）大宋盛世”这一观点，似已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向斯说，该图“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更是一幅画家忧心忡忡、进献给皇帝的盛世危图”，与余辉的看法基本一致。另一位艺术史学者曹星原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清明盛世的颂扬”。
在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中，介绍《清明上河图》的课文，标题仍是《梦回繁华》，但在“阅读提示”中，已增入这样一段文字：
“《清明上河图》还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这幅画有揭示社会问题、劝谏宋徽宗之意，表现了画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图8：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阅读提示
时隔千年，这幅国宝级名画背后潜藏着的那股不愿唱赞歌、想要说真话的心流，终于挣脱尘埋，重见天日。
图9：《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参考资料
①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向斯，《解密清明上河图》，山东美术出版社，2016年。
③曹星原，《图绘市易：重读<清明上河图>》
④统编本《语文 八年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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