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连载（39）| “五层楼”撤兵 开博物馆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卢沟桥三首
诗写到现在，仍不通押韵，我由于年轻时不太注意读书，古代汉语不及格。但此三首，我是满含深情写下的。
第一到国家抗战馆参观，再无研究文献之雅兴，被小日本侵略屠戮给气坏了。中国只有一劲敌，乃东洋也。
多宣传抗战，此为中华民族之永恒话题。我完全理解了民营抗战馆用人民币缴获抗战实物的初衷。抗战馆成片建立起来，靠的是实物和图片介绍，文献则在其次。组织好宣传语言，展示特殊震撼人心的实物，对抗战馆非常关键。[握手]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