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红城·健康新县# 【报告 | 把握“三新一高”要求，抓好老区振兴出彩、实现“#两个更好#”第一要务】牢记“#两个更好#”嘱托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奋力争当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排头兵
把握“三新一高”要求
抓好老区振兴出彩
实现“#两个更好#”第一要务
“全面开启建设“四示范三高地一家园”新征程，是时代所赋、大局所在，全县上下要紧盯提速和提质双重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双重任务，围绕“五个坚持”，抓牢发展第一要务，一步一个脚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一是坚持调优结构，做强产业支撑。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构建强县富民有力支撑。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坚定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抓实“百园增效”行动，力争到2025年产业集聚区新增入驻规上企业20家以上。加快羚锐集团“二次创业”步伐，推动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主导产业链条从“前端向末端延伸”、价值链条从“低端向高端攀升”，建成百亿级医药制造产业集群；培优扶强长园集团，助力高端装备制造特色产业、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持续推进“三大改造”，强化品牌培育，支持龙头企业“机器换工”，力争未来5年企业技改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让工业成为强县之本、发展脊梁。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积极对接大别山种质资源库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加快智慧农业建设，布局打造一批精品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农业强镇，促进农业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有效供给，带动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建成“三品一标”基地80万亩，基本建成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服务业向“全业态”拓展。围绕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进旅游与教育、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旅游由“一日游”向“多日游”、“过境地”向“目的地”、“休闲游”向“康养游”跨越。实施消费平台、消费业态和乡村消费升级行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让服务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二是坚持项目为王，夯实县域支撑。把抓投资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主抓手，把项目化产业化工程化信息化方案化作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聚精会神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精准争取求突破。紧盯国家产业政策、重大规划、重点投向，聚焦“两新一重”、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围绕上中下游产业配套，积极争取国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更多的项目支持，建好项目滚动储备库，力争每年新增储备项目总投资达400亿元以上，储备项目转化率达30%以上，“十四五”期间储备项目入库率达30%以上。精准对接抓招商。实行一抓到底的招商引资责任制，聚焦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先进产业等重点方向，围绕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布局创新链、配置要素链、健全制度链，深化“一把手”招商、项目团队招商、小分队招商等机制，持续实施“999”回归工程，促进以商招商、以企孵企、以业兴业，加强“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全程跟踪服务，着力引进一批投资大、前景好的产业性项目，力争每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额达100亿元以上，当年开工率达30%以上。精准调度重实效。把产业项目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中之重，把新基建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工程，把投产达效作为重要标尺，实施“五比五赛”专项行动，持续推进“三个一批”，强化规划、审批、环评、土地、融资、用人等要素保障，推动形成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滚动推进、源源不断良好格局，以先进生产要素投入换来先进生产力。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动能转换。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对老区创新生态进行系统性重塑。培育创新文化。从解放思想起步，探索建立领导干部“走出去”“引进来”“创新论坛”等工作机制，以“头脑风暴”促进富脑强能，用“集体换脑”引领全域创新。巩固推广“双创”大赛等活动成功经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弘扬群众首创精神、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推进科创、文创、乡创协同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争取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现代农业等领域科技基础设施落地新县。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建立奖补结合的资金支持机制，设立科创种子基金，今后五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增速。实行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双长制”，推动“五链”深度耦合，建立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一企一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量、完成产值实现“双倍”提升。发力创新经济。把“双新”融合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突破口，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主线，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培育计划，聚焦5G经济、在线经济、共享经济、流量经济等数字经济，瞄准智能制造、消费电子、跨境电商、卫星数据应用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智慧民生、智慧城市、智慧工业等场景应用取得新突破，构建一批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众创空间，加速实体经济智能化改造、高端化提升、融合化发展，让“十四五”成为老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重要转折点。
四是坚持改革开放，增添发展动力。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打造更多具有新县辨识度的“金名片”。深化“放管服效”改革。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建立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依法下放服务事项和行政执法权，全面推进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和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探索“一件事”集成改革，推进数字赋能和流程再造，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坚持把本地企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财源建设的重要支撑，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局长就是营商环境”等活动，推行“13710”工作机制，推广“亩均论英雄”改革，完善“标准地”制度，确保营商环境主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投资项目“全周期管理”改革，构建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持续放大PPP模式的合作效应，全力破除影响社会投资的机制障碍。为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服务，探索企业债券等方式，推进股权融资，助力企业对接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经营主体从主要依靠间接融资向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变，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畅通资本要素循环。深化农村改革。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套政策，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宅基地收益分配机制、县乡村宅基地审批监管机制，不断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深化开放合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依托老区政策叠加优势和资源富集禀赋，深度融入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武汉城市圈，深化大别山区域旅游与经济协作，积极加入淮河流域园区合作联盟，形成区域联动、资源共享，政策通用、市场共建的协同发展大格局。围绕沿大别山高速、G230等“大动脉”，整合交通、邮政、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构建内外联动、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网络，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是坚持一体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全面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提升城市品质。以前瞻30年、编细15年的要求看问题、定规划，实施“北进、东扩、西稳、南延”行动，合理确定城区规模、人口密度、建筑风貌、功能单元，科学调控房地产供应节奏和房价水平，力争202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达22平方公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区基础设施体系化网络化建设，加快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化全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绘就环山脉水、绿美相拥、人文昌盛新画卷。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减贫战略转变、工作体系转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创新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发展薄弱村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做好兴产业、稳就业、置家业“三业”文章，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强化规划引领和风貌管控，持续开展“百村传承、百村振兴”行动，做到“一乡一主题、一村一风情”，建成“红色传承”“豫风楚韵”“两山实践”三条主题线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全域建成新时代美丽乡村。积极探索“五大振兴”新路径，全面落实经营体系、金融服务、产业保险等改革措施，积极盘活耕地、山场、水面等资源，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不断拓展文化创意、农事体验、农产品定制等新业态，让农民在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基本形成以红色文化为魂、以绿色生态为本、以乡村旅游为基的乡村振兴新县模式。加快城乡融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商务中心区、商业综合体等建设，推动县城向中小城市转变，全面强化县城带动力。建设沙窝、千斤、箭厂河三个副中心，重点打造S338、S205两条关联互动的发展带，因地制宜培育一批特色小镇，把集镇建设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纽带、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推进省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乡村电气化工程试点县、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农民进城、产业下乡双向通道，努力构建精致县城精品集镇精美乡村新格局，建成省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县。（新县广播电视台）#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https://t.cn/Rwj7PIE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奋力争当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排头兵
把握“三新一高”要求
抓好老区振兴出彩
实现“#两个更好#”第一要务
“全面开启建设“四示范三高地一家园”新征程，是时代所赋、大局所在，全县上下要紧盯提速和提质双重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双重任务，围绕“五个坚持”，抓牢发展第一要务，一步一个脚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一是坚持调优结构，做强产业支撑。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构建强县富民有力支撑。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坚定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抓实“百园增效”行动，力争到2025年产业集聚区新增入驻规上企业20家以上。加快羚锐集团“二次创业”步伐，推动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主导产业链条从“前端向末端延伸”、价值链条从“低端向高端攀升”，建成百亿级医药制造产业集群；培优扶强长园集团，助力高端装备制造特色产业、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持续推进“三大改造”，强化品牌培育，支持龙头企业“机器换工”，力争未来5年企业技改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让工业成为强县之本、发展脊梁。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积极对接大别山种质资源库建设，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加快智慧农业建设，布局打造一批精品农业示范园区、特色农业强镇，促进农业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有效供给，带动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建成“三品一标”基地80万亩，基本建成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服务业向“全业态”拓展。围绕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进旅游与教育、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旅游由“一日游”向“多日游”、“过境地”向“目的地”、“休闲游”向“康养游”跨越。实施消费平台、消费业态和乡村消费升级行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让服务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二是坚持项目为王，夯实县域支撑。把抓投资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主抓手，把项目化产业化工程化信息化方案化作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聚精会神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精准争取求突破。紧盯国家产业政策、重大规划、重点投向，聚焦“两新一重”、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围绕上中下游产业配套，积极争取国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更多的项目支持，建好项目滚动储备库，力争每年新增储备项目总投资达400亿元以上，储备项目转化率达30%以上，“十四五”期间储备项目入库率达30%以上。精准对接抓招商。实行一抓到底的招商引资责任制，聚焦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先进产业等重点方向，围绕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布局创新链、配置要素链、健全制度链，深化“一把手”招商、项目团队招商、小分队招商等机制，持续实施“999”回归工程，促进以商招商、以企孵企、以业兴业，加强“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全程跟踪服务，着力引进一批投资大、前景好的产业性项目，力争每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额达100亿元以上，当年开工率达30%以上。精准调度重实效。把产业项目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中之重，把新基建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工程，把投产达效作为重要标尺，实施“五比五赛”专项行动，持续推进“三个一批”，强化规划、审批、环评、土地、融资、用人等要素保障，推动形成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滚动推进、源源不断良好格局，以先进生产要素投入换来先进生产力。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动能转换。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对老区创新生态进行系统性重塑。培育创新文化。从解放思想起步，探索建立领导干部“走出去”“引进来”“创新论坛”等工作机制，以“头脑风暴”促进富脑强能，用“集体换脑”引领全域创新。巩固推广“双创”大赛等活动成功经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弘扬群众首创精神、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推进科创、文创、乡创协同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争取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现代农业等领域科技基础设施落地新县。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建立奖补结合的资金支持机制，设立科创种子基金，今后五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增速。实行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双长制”，推动“五链”深度耦合，建立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一企一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量、完成产值实现“双倍”提升。发力创新经济。把“双新”融合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突破口，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主线，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培育计划，聚焦5G经济、在线经济、共享经济、流量经济等数字经济，瞄准智能制造、消费电子、跨境电商、卫星数据应用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智慧民生、智慧城市、智慧工业等场景应用取得新突破，构建一批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众创空间，加速实体经济智能化改造、高端化提升、融合化发展，让“十四五”成为老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重要转折点。
四是坚持改革开放，增添发展动力。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打造更多具有新县辨识度的“金名片”。深化“放管服效”改革。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建立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依法下放服务事项和行政执法权，全面推进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和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探索“一件事”集成改革，推进数字赋能和流程再造，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坚持把本地企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财源建设的重要支撑，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局长就是营商环境”等活动，推行“13710”工作机制，推广“亩均论英雄”改革，完善“标准地”制度，确保营商环境主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投资项目“全周期管理”改革，构建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持续放大PPP模式的合作效应，全力破除影响社会投资的机制障碍。为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服务，探索企业债券等方式，推进股权融资，助力企业对接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经营主体从主要依靠间接融资向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变，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畅通资本要素循环。深化农村改革。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套政策，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宅基地收益分配机制、县乡村宅基地审批监管机制，不断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深化开放合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依托老区政策叠加优势和资源富集禀赋，深度融入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武汉城市圈，深化大别山区域旅游与经济协作，积极加入淮河流域园区合作联盟，形成区域联动、资源共享，政策通用、市场共建的协同发展大格局。围绕沿大别山高速、G230等“大动脉”，整合交通、邮政、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构建内外联动、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网络，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是坚持一体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全面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提升城市品质。以前瞻30年、编细15年的要求看问题、定规划，实施“北进、东扩、西稳、南延”行动，合理确定城区规模、人口密度、建筑风貌、功能单元，科学调控房地产供应节奏和房价水平，力争202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达22平方公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区基础设施体系化网络化建设，加快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化全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绘就环山脉水、绿美相拥、人文昌盛新画卷。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减贫战略转变、工作体系转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创新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发展薄弱村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做好兴产业、稳就业、置家业“三业”文章，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强化规划引领和风貌管控，持续开展“百村传承、百村振兴”行动，做到“一乡一主题、一村一风情”，建成“红色传承”“豫风楚韵”“两山实践”三条主题线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全域建成新时代美丽乡村。积极探索“五大振兴”新路径，全面落实经营体系、金融服务、产业保险等改革措施，积极盘活耕地、山场、水面等资源，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不断拓展文化创意、农事体验、农产品定制等新业态，让农民在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基本形成以红色文化为魂、以绿色生态为本、以乡村旅游为基的乡村振兴新县模式。加快城乡融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商务中心区、商业综合体等建设，推动县城向中小城市转变，全面强化县城带动力。建设沙窝、千斤、箭厂河三个副中心，重点打造S338、S205两条关联互动的发展带，因地制宜培育一批特色小镇，把集镇建设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纽带、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推进省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乡村电气化工程试点县、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农民进城、产业下乡双向通道，努力构建精致县城精品集镇精美乡村新格局，建成省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县。（新县广播电视台）#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https://t.cn/Rwj7PIE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