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1903－1965）名眉，别名小眉、小龙，江苏常州人，近代女画家。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陆小曼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五幕话剧《卞昆冈》。她还谙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因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
《娃哈哈的困境，宗庆后的难题》说起宗庆后，就会想到他一手创办的娃哈哈，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童年回忆了。https://t.cn/A6MlxMuX 有观点认为，娃哈哈之所以面临现在的窘境，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营销渠道出现问题
快消品牌如何赚钱？曾有专家说，对于快消品牌来说，渠道是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快消产品的渠道链也正是它的利益链。
虽然娃哈哈的“联销体”曾是它在行业内能站稳脚跟的“秘密武器”之一，但是在如今电商当家作主的时代，这种优势也正在成为劣势。
互联网时代电商的渠道很简单，几乎只有一两个环节，有时能甚至能从制造商那端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样的销售方式不但保证了销售效率，最重要的方便了消费者购买。只需要花点时间上网，想要的东西几乎都能买到，这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网上购物。相比之下，传统渠道的优势也越来越难以显现。

当前的情况已经很明了了，现在是电商的时代，老玩家想要继续以往的辉煌，只能摒弃传统的渠道模式，加入电商的游戏玩法。但是等宗庆后意识到这一点，想要屈尊加入电商做出转型尝试时，这条路对娃哈哈来说已经变得异常崎岖了。
第二、未能打开SKU品牌库
有人说，缺失品牌意识是国产老字号的通病，娃哈哈就是很好的例子。
传统品牌想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抓住年轻人的眼球，塑造品牌的良好形象无疑是通往成功的最快的路。
要么卖老品牌的情怀，要么用质量说话，要么以新鲜潮流的形象吸引年轻人。总之，树立出一个让大家能记住的品牌形象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娃哈哈一开始选择的是第三条路，想以大胆又新奇的形象获得消费者的关注。
于是，在2019年宗馥莉大胆的将娃哈哈AD钙奶的瓶身上印上“ 高中的时候,班里不知道是谁说喝AD钙奶可以从A变到D,然后就掀起了一阵风,班里女生都开始喝AD钙奶。”这样的广告语，企图和年轻人产生共鸣，宣传自己年轻的一面。但不曾想，这样的标语却被大家公认“低俗”，不但没有树立出良好的形象，还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
今年6月儿童节，娃哈哈又铺天盖地的打出“怀旧”的广告，企图以童年的情怀打动消费者。但是，娃哈哈的风头也仅仅维持在儿童节前后，儿童节一过，娃哈哈又归于平淡。
到现在，作为老牌饮料的娃哈哈也没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反而被年轻人冠上“落伍”的标签。
但是，同样“年老”的农夫山泉，却因为一句成功的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而奠定了它在矿泉水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它对自然的尊重和谦卑，赢得了消费者的尊重和信任，多年来一直未变。
第三、多元化转型的失败
曾经的娃哈哈，只有娃哈哈矿泉水和AD钙奶让消费者印象深刻。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更追求新鲜感。宗庆后意识到，在这个变化无穷的时代，一个品牌想要被年轻人记住，只能不断创新出新产品。
在意识到这点时候，娃哈哈也开始走上了创新之路。
这两年，娃哈哈的变革动作频频，什么能火就产什么。比如，脉动这类的功能饮料曾有一段时间备受市场青睐，于是娃哈哈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饮料——启力；啤酒类饮料大卖的时候，娃哈哈也相续推出啤儿茶爽和格瓦斯，甚至娃哈哈还创立了自己的商场……
但是，无论娃哈哈怎么拓展业务转型，都没溅起多大水花。毕竟术业有专攻，娃哈哈的主业是做营养液和矿泉水，大家对娃哈哈能信任的方面只在于它的矿泉水和营养液。而娃哈哈试图拓展的功能饮料、奶粉等产品，在这些领域内有更好的品牌选择。消费者对一个商品是否会产生购买欲，不但要看产品质量，他们同样在意品牌。
虽然企业进行品牌创新、多元化发展是自救的好办法，但是，这并不代表会有同样的用户信任。比如曾经当年的巨人集团涉足多个行业，又是保健品又是房地产，进入的诸多领域并非其优势所在，却急于铺摊子，最终导致财务危机。
而娃哈哈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巨人集团很像，又进军保健品业务，又建立商场，业务种类太多反而不易发展。娃哈哈即便要发展多元化，也应该在自己擅长的饮用水和营养液领域中做文章。
是神话也是诅咒
虽然上述问题都是娃哈哈必须解决的严峻的问题，但是二代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需要被重视。
娃哈哈的二代接班人一直被外界关注，毕竟宗庆后老先生都已经快80了，还像以前一样满世界谈业务也不是办法，娃哈哈对二代接班人的需要，迫在眉睫。

2018年，宗馥莉正式进入了娃哈哈集团。在她进入娃哈哈以后，她发现，娃哈哈想要再创辉煌，必须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不断创新。
于是，宗馥莉开始积极拓宽产品种类，先是在中秋节推出了“AD钙奶心月饼”，然后紧接着又换了十年没变的营养快线的包装，同时推出了相应的彩妆盘，在杭州还开了线下快闪化妆间。除此之外，她甚至还尝试过童装和白酒等业务。但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品牌年轻化，宗馥莉还将娃哈哈20多年的代言人王力宏撤了下来，这举动不但没达到她预期的效果，反而为娃哈哈引来骂声一片。
娃哈哈会陷入二代接班人的困境，一些“吃瓜群众”不得不把一部分原因归咎到宗庆后强势的性格上。多年来，娃哈哈内部一直施行的是以宗庆后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式管理，董事长、总经理这样的职位都是宗庆后一人担任，没有副职。虽然有不少人质疑宗庆后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太过强势，但宗庆后却不以为然，他多次公开表明：“我认为必须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领导，才会把事情做好。如果不强势，不受大家尊重的话，是管不好这个企业的。”
在一次采访中，还有娃哈哈员工在对宗庆后“深情告白”，表示宗庆后总能为公司做出正确的决策，娃哈哈能有现在的辉煌，全要靠他。
宗庆后带领下的娃哈哈取得的辉煌是无需质疑的，然而这一切像是个神话，也如同一个诅咒。就如昔日的日化龙头企业上海家化一样，在葛文耀离开后，几经易帅后上海家化都没有再度取得过去的辉煌，对于企业而言个人的魅力越大，这个“诅咒”越大！
第一、营销渠道出现问题
快消品牌如何赚钱？曾有专家说，对于快消品牌来说，渠道是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快消产品的渠道链也正是它的利益链。
虽然娃哈哈的“联销体”曾是它在行业内能站稳脚跟的“秘密武器”之一，但是在如今电商当家作主的时代，这种优势也正在成为劣势。
互联网时代电商的渠道很简单，几乎只有一两个环节，有时能甚至能从制造商那端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样的销售方式不但保证了销售效率，最重要的方便了消费者购买。只需要花点时间上网，想要的东西几乎都能买到，这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网上购物。相比之下，传统渠道的优势也越来越难以显现。

当前的情况已经很明了了，现在是电商的时代，老玩家想要继续以往的辉煌，只能摒弃传统的渠道模式，加入电商的游戏玩法。但是等宗庆后意识到这一点，想要屈尊加入电商做出转型尝试时，这条路对娃哈哈来说已经变得异常崎岖了。
第二、未能打开SKU品牌库
有人说，缺失品牌意识是国产老字号的通病，娃哈哈就是很好的例子。
传统品牌想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抓住年轻人的眼球，塑造品牌的良好形象无疑是通往成功的最快的路。
要么卖老品牌的情怀，要么用质量说话，要么以新鲜潮流的形象吸引年轻人。总之，树立出一个让大家能记住的品牌形象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娃哈哈一开始选择的是第三条路，想以大胆又新奇的形象获得消费者的关注。
于是，在2019年宗馥莉大胆的将娃哈哈AD钙奶的瓶身上印上“ 高中的时候,班里不知道是谁说喝AD钙奶可以从A变到D,然后就掀起了一阵风,班里女生都开始喝AD钙奶。”这样的广告语，企图和年轻人产生共鸣，宣传自己年轻的一面。但不曾想，这样的标语却被大家公认“低俗”，不但没有树立出良好的形象，还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
今年6月儿童节，娃哈哈又铺天盖地的打出“怀旧”的广告，企图以童年的情怀打动消费者。但是，娃哈哈的风头也仅仅维持在儿童节前后，儿童节一过，娃哈哈又归于平淡。
到现在，作为老牌饮料的娃哈哈也没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反而被年轻人冠上“落伍”的标签。
但是，同样“年老”的农夫山泉，却因为一句成功的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而奠定了它在矿泉水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它对自然的尊重和谦卑，赢得了消费者的尊重和信任，多年来一直未变。
第三、多元化转型的失败
曾经的娃哈哈，只有娃哈哈矿泉水和AD钙奶让消费者印象深刻。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更追求新鲜感。宗庆后意识到，在这个变化无穷的时代，一个品牌想要被年轻人记住，只能不断创新出新产品。
在意识到这点时候，娃哈哈也开始走上了创新之路。
这两年，娃哈哈的变革动作频频，什么能火就产什么。比如，脉动这类的功能饮料曾有一段时间备受市场青睐，于是娃哈哈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饮料——启力；啤酒类饮料大卖的时候，娃哈哈也相续推出啤儿茶爽和格瓦斯，甚至娃哈哈还创立了自己的商场……
但是，无论娃哈哈怎么拓展业务转型，都没溅起多大水花。毕竟术业有专攻，娃哈哈的主业是做营养液和矿泉水，大家对娃哈哈能信任的方面只在于它的矿泉水和营养液。而娃哈哈试图拓展的功能饮料、奶粉等产品，在这些领域内有更好的品牌选择。消费者对一个商品是否会产生购买欲，不但要看产品质量，他们同样在意品牌。
虽然企业进行品牌创新、多元化发展是自救的好办法，但是，这并不代表会有同样的用户信任。比如曾经当年的巨人集团涉足多个行业，又是保健品又是房地产，进入的诸多领域并非其优势所在，却急于铺摊子，最终导致财务危机。
而娃哈哈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巨人集团很像，又进军保健品业务，又建立商场，业务种类太多反而不易发展。娃哈哈即便要发展多元化，也应该在自己擅长的饮用水和营养液领域中做文章。
是神话也是诅咒
虽然上述问题都是娃哈哈必须解决的严峻的问题，但是二代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需要被重视。
娃哈哈的二代接班人一直被外界关注，毕竟宗庆后老先生都已经快80了，还像以前一样满世界谈业务也不是办法，娃哈哈对二代接班人的需要，迫在眉睫。

2018年，宗馥莉正式进入了娃哈哈集团。在她进入娃哈哈以后，她发现，娃哈哈想要再创辉煌，必须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不断创新。
于是，宗馥莉开始积极拓宽产品种类，先是在中秋节推出了“AD钙奶心月饼”，然后紧接着又换了十年没变的营养快线的包装，同时推出了相应的彩妆盘，在杭州还开了线下快闪化妆间。除此之外，她甚至还尝试过童装和白酒等业务。但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品牌年轻化，宗馥莉还将娃哈哈20多年的代言人王力宏撤了下来，这举动不但没达到她预期的效果，反而为娃哈哈引来骂声一片。
娃哈哈会陷入二代接班人的困境，一些“吃瓜群众”不得不把一部分原因归咎到宗庆后强势的性格上。多年来，娃哈哈内部一直施行的是以宗庆后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式管理，董事长、总经理这样的职位都是宗庆后一人担任，没有副职。虽然有不少人质疑宗庆后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太过强势，但宗庆后却不以为然，他多次公开表明：“我认为必须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领导，才会把事情做好。如果不强势，不受大家尊重的话，是管不好这个企业的。”
在一次采访中，还有娃哈哈员工在对宗庆后“深情告白”，表示宗庆后总能为公司做出正确的决策，娃哈哈能有现在的辉煌，全要靠他。
宗庆后带领下的娃哈哈取得的辉煌是无需质疑的，然而这一切像是个神话，也如同一个诅咒。就如昔日的日化龙头企业上海家化一样，在葛文耀离开后，几经易帅后上海家化都没有再度取得过去的辉煌，对于企业而言个人的魅力越大，这个“诅咒”越大！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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