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承负？何为阴德？积大阴德，改变命运！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
分粥赈饥是积阴德；
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
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
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一、什么是承负？
说起承负，最常熟悉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底什么是承负？根据老子“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的教义思想，“承负”可解释自然和社会上的各种报应现象，也就是说“承负”是道教的报应观。
《太平经》是最早对承负思想做出较为系统阐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承负说有两种解释：其一，人世间的承负，把今人受到的福祸归结为祖先的善恶，祖先积德行善，泽被子孙后代，祖先有过失或作恶多端，其恶果于后代子孙。其二，自然、社会的承负，顺“道”而行，自然、社会就昌盛发达；违“道”而行，自然、社会就衰败枯萎。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里。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以前的祖宗的行为，任然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为父母祖宗者，为后世儿孙考量。
“承负”的核心内容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置于“承者为前，负者为后”的循环逻辑发展之中，用天道、地道来论证人道。说明天灾之发、地祸之起的原因，在于违背自然之道的人道承负。社会动乱，王朝更迭，亦是人为所致。任何自然、社会现象都蕴涵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的承负结局中。
二、什么是阴德
经常听人家说“积阴德”，究竟为何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积德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会去做，但是，为何又有积阴德和积阳德之分呢？
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精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
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这样得的福报才大。也有说是：阴德指在人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也指暗中做的好事。
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
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骘”，道教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无论我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
《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表明了“善得福，造恶得祸”的原理。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
在阴德的阐述中，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教则用承负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是用其道理的。试想想做好事就是多交好朋友，而造恶为非则会树立冤家敌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朋友多才是好事嘛！
因此，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
三、如何积阴德
行善为人所知是阳善，为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
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罣碍；
古人的「怜蛾不点灯，为鼠常留饭」是积阴德；
分粥赈饥是积阴德；
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
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
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阴德见于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之中 ；
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
北宋《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
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
据《神仙传》记载，一个道医就是因为广实行善，治病救人而得道成仙。阴德就是播出希望，收获未来；道家思想也提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
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获福灭罪的机会，祸稔恶盈，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
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隐德。”
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如袁了凡的改变命运，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岳阳楼记》姊妹篇：欧阳修《偃虹堤记》
天下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鲜有人知道欧阳修的《偃虹堤记》。
其实两篇文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都是滕子京请北宋两大文豪所著，都是为岳阳的两大工程撰文，都成稿于庆历六年（1046年），都是才华横溢的千古雄文，都借物言志忧国忧民，都收录入作者的个人文集，都曾流传一时广为人知，但后世的影响迥异，一个流传千古，一个默默无闻，几乎是天壤之别。
事情还得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说起。滕子京曾任泾州知州驻守前线。庆历二年，西夏元昊进犯，宋军大将葛怀敏战死，元昊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泾州边境。滕子京临危不乱，发动全城百姓抗敌。危急时刻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马疾驰救援，解了泾州之围。滕子京举一城财力为援军庆功犒军。因抵御西夏有功，由范仲淹推荐，擢天章阁待制，不久徙庆州。
《宋史》称滕子京“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为官勤勉、抱负远大，却仕途坎坷；才干超群、崇尚实干，偏屡遭弹劾。庆历三年，因遭人举报“泾州公款案”，贬官凤翔府，继贬虢州，三贬岳州，任巴陵郡守。从此开启了为时三年的与岳阳的不解情缘。
虽屡遭贬谪，但滕公并没有因而沉沦，而是怀揣理想，扎根在洞庭之滨。迁建岳州学宫，修建山塘水库，开挖排灌沟渠，修筑紫荆堤坝……还有最大的两件“政绩”：一是重修岳阳楼，二是修筑偃虹堤。后人王辟之说他“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舜钦祭曰：“忠义平生事，声名美翟闻。”
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岳阳楼得以重修，竣工之日，滕子京凭栏恸哭，并写下《临江仙》一词，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滕公认为，作记与建楼修堤同等重要，如果楼堤配不上好文，于人心无震撼，于记忆无久远，于社会无教化。于是决定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请欧阳修为偃虹堤作记。于是便有了以上两篇姊妹雄文。
当时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欧公认为，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其中，充分肯定了滕子京对岳州和百姓的贡献，也含有继续举荐的意思。同时也两次提到了建造工程很用心，但担心被后人遗弃荒废。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 ，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
“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客观的说，欧阳修的才华和名气，一点也不比范仲淹低，但两篇记文还是有一些差距。《岳阳楼记》更显磅礴大气、朗朗上口，直抒胸臆，在时空中纵横驰骋，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而《偃虹堤记》语言平实，不事雕琢，亦未写景，缺乏信马由缰的想象力，是一篇朴素的叙事散文。只能说，欧阳修当年没有范仲淹那么用心，也没那么动情。当然如果下笔时若知是一场作文竞赛，或知对后世影响会如此深远，估计他会像写《醉翁亭记》那样更加用心。
欧阳修提到了为民着想和为长远计，以及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既为歌颂滕子京的政绩，也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他更是极具预见性的指出，“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许多工程建的时候很用心，但后来多遭荒废遗弃。这的确是说中了要害，事实上古今多少工程大计都遭遇到了欧公所担心的命运。其实岂止是工程？
当然《偃虹堤记》没有《岳阳楼记》出名，还有一个原因是偃虹堤似乎并没有完工。庆历七年，滕子京被调往苏州任知府，修堤之事也不了了之。同年，滕公逝于苏州任上，时年56岁。偃虹堤不像白堤和苏堤那样留存至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无法暏物思人、睹物思文，因此在历史长河里逐渐被淡忘。
这就是文的命运，它就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命运。作品完成之日，它便离开了主人，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就像孩子长大后，也会离开父母，去闯出自己的路。文章写成后的命运，更多取决于读者的喜好，而非作者本人。当然，如果《偃虹堤记》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将飙升。
不管怎么说，《偃虹堤记》与《岳阳楼记》一样，依然是千古文章，值得被后人尤其是岳阳人铭记。
附：《偃虹堤记》原文：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https://t.cn/R2WxRIL
天下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鲜有人知道欧阳修的《偃虹堤记》。
其实两篇文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都是滕子京请北宋两大文豪所著，都是为岳阳的两大工程撰文，都成稿于庆历六年（1046年），都是才华横溢的千古雄文，都借物言志忧国忧民，都收录入作者的个人文集，都曾流传一时广为人知，但后世的影响迥异，一个流传千古，一个默默无闻，几乎是天壤之别。
事情还得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说起。滕子京曾任泾州知州驻守前线。庆历二年，西夏元昊进犯，宋军大将葛怀敏战死，元昊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泾州边境。滕子京临危不乱，发动全城百姓抗敌。危急时刻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马疾驰救援，解了泾州之围。滕子京举一城财力为援军庆功犒军。因抵御西夏有功，由范仲淹推荐，擢天章阁待制，不久徙庆州。
《宋史》称滕子京“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为官勤勉、抱负远大，却仕途坎坷；才干超群、崇尚实干，偏屡遭弹劾。庆历三年，因遭人举报“泾州公款案”，贬官凤翔府，继贬虢州，三贬岳州，任巴陵郡守。从此开启了为时三年的与岳阳的不解情缘。
虽屡遭贬谪，但滕公并没有因而沉沦，而是怀揣理想，扎根在洞庭之滨。迁建岳州学宫，修建山塘水库，开挖排灌沟渠，修筑紫荆堤坝……还有最大的两件“政绩”：一是重修岳阳楼，二是修筑偃虹堤。后人王辟之说他“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舜钦祭曰：“忠义平生事，声名美翟闻。”
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岳阳楼得以重修，竣工之日，滕子京凭栏恸哭，并写下《临江仙》一词，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滕公认为，作记与建楼修堤同等重要，如果楼堤配不上好文，于人心无震撼，于记忆无久远，于社会无教化。于是决定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请欧阳修为偃虹堤作记。于是便有了以上两篇姊妹雄文。
当时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欧公认为，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其中，充分肯定了滕子京对岳州和百姓的贡献，也含有继续举荐的意思。同时也两次提到了建造工程很用心，但担心被后人遗弃荒废。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 ，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
“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客观的说，欧阳修的才华和名气，一点也不比范仲淹低，但两篇记文还是有一些差距。《岳阳楼记》更显磅礴大气、朗朗上口，直抒胸臆，在时空中纵横驰骋，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而《偃虹堤记》语言平实，不事雕琢，亦未写景，缺乏信马由缰的想象力，是一篇朴素的叙事散文。只能说，欧阳修当年没有范仲淹那么用心，也没那么动情。当然如果下笔时若知是一场作文竞赛，或知对后世影响会如此深远，估计他会像写《醉翁亭记》那样更加用心。
欧阳修提到了为民着想和为长远计，以及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既为歌颂滕子京的政绩，也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他更是极具预见性的指出，“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许多工程建的时候很用心，但后来多遭荒废遗弃。这的确是说中了要害，事实上古今多少工程大计都遭遇到了欧公所担心的命运。其实岂止是工程？
当然《偃虹堤记》没有《岳阳楼记》出名，还有一个原因是偃虹堤似乎并没有完工。庆历七年，滕子京被调往苏州任知府，修堤之事也不了了之。同年，滕公逝于苏州任上，时年56岁。偃虹堤不像白堤和苏堤那样留存至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无法暏物思人、睹物思文，因此在历史长河里逐渐被淡忘。
这就是文的命运，它就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命运。作品完成之日，它便离开了主人，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就像孩子长大后，也会离开父母，去闯出自己的路。文章写成后的命运，更多取决于读者的喜好，而非作者本人。当然，如果《偃虹堤记》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将飙升。
不管怎么说，《偃虹堤记》与《岳阳楼记》一样，依然是千古文章，值得被后人尤其是岳阳人铭记。
附：《偃虹堤记》原文：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https://t.cn/R2WxRIL
【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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