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西瓜”创年收益20亿，却被局部禁种，硒砂瓜到底有何危害？
说到夏天避暑的佳品，相信我们每个人第一个想到的水果都应该是西瓜，尤其是在炎热的夏日，吃上一块冰镇好的西瓜，简直令人肺腑生凉，十分的舒爽，那么在中国种植西瓜的地方那么多，最好吃的西瓜应该产自于哪里呢？
一般来说好吃的西瓜都应该符合一个特点——甜，如果说无法兼顾皮薄和内瓤脆甜的话，那么肯定是口感甜水分足的西瓜更受人们的青睐，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同一个品种的西瓜甜度却不同呢？西瓜的甜度实际上与西瓜的种植地区有很大的关系。
之所以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西瓜的汁水非常的甘甜，是因为西瓜的细胞当中细胞液当中是含有糖分的，这是西瓜在经过长时间的新陈代谢为自己储备的养料。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让西瓜增大“工作量”，并且减小西瓜的夜间消耗能量的效率的话，西瓜就会储存更多的有机物在细胞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将西瓜采摘下来，我们得到的就是口感非常甜蜜水分又饱满的西瓜。
长在石头上的硒砂瓜
宁夏的瓜农们便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特点，利用宁夏独特的气候条件，培养出了糖分比用作制糖的甘蔗还要甜的西瓜。这种西瓜就叫做硒砂瓜。
其实在中国各个省份几乎都有适宜种植西瓜的地区。但是由于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种植方法不同，形成西瓜的特点也不相同。比如说广西种植的西瓜主要是无籽品种，东台种植的西瓜则主要是黄壤西瓜和一种个头小但口感清甜的西瓜，还有甘肃种植的“旱砂瓜”，“旱砂瓜”的主要特点就是个头巨大，也被称为是“巨无霸瓜”。
虽然说西瓜对种植的环境有要求，但是只要满足温暖且干燥的气候，就可以大规模地种植西瓜。但是在我们一贯的印象当中西瓜应该种植在沙地上，但是在宁夏的种植区域当中，西瓜却全部都是“长在”石头上面的。
硒砂瓜的种植
这种特色也被称为是宁夏的一道奇特的景观，而之所以将西瓜“种”在石头上，是因为宁夏的地理环境非常特殊，虽然说宁夏日照充足，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但是宁夏在之前实际上并不适宜种植西瓜，虽然按理来说，丰富的日照就可以满足让西瓜尽量多合成有机物的需求了，但是由于宁夏这一片地区较多都是戈壁滩，土地无法锁住水分，也就不适宜种植作物。
但是戈壁滩上日照充足并且有大面积的平原，当地的瓜农以及科研人员都在努力地找寻着方法，好克服这一弊端，让宁夏戈壁滩也变得富饶起来。这时候人们想到了可以用岩石碎片来“压”住戈壁滩的水分，这样不就可以更好地种植“戈壁西瓜”了吗？
在这个效果实践之后，果然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反响，瓜农们通过在种植西瓜的土地上盖上一层岩石碎片，岩石碎片的铺设必须要保证有十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土壤保住水分，水分不会被强烈的日光蒸腾出去，另一方面岩石还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并且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岩石碎片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这个方法也被当地人称为“压砂法”。
当地人发现“压砂法”种出来的西瓜不仅可以吸收充足的水分，还可以合成丰富的糖类物质，使得西瓜的口感变得甘甜又爽脆，备受食客的喜爱。并且硒砂瓜的优点远远不止这些，瓜农们在种植硒砂瓜期间并不需要过多的灌溉和施肥，成熟的硒砂瓜富含维生素和氨基酸，非常利于人们食用。所以“压砂法”种植的西瓜也被人们称为硒砂瓜。
再加上硒砂瓜的种植周期较短，从当年的四月份开始种植一直到七月份就可以收获果实，而且由于口感佳等特点，硒砂瓜在市面上非常的受欢迎，一经面世便销量大增。有的瓜农种植的一车硒砂瓜甚至可以卖出六七千元的价格，但是同样一车甜瓜却只能卖四五百的价格，所以当地的瓜农们争相效仿这种种植方法，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硒砂瓜的种植已经给原产地创造了将近二十亿的年收益了。
一般来说在市场上，皮薄的西瓜更加受人们欢迎，但是实际上如果西瓜皮薄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果农储存西瓜以及长途运输，但是由于硒砂瓜长在戈壁滩上，长期的风吹日晒以及沙土地的洗礼使得硒砂瓜的皮较厚，但是较厚的皮反而降低了硒砂瓜的运输成本，并且延长了硒砂瓜的保质期，正常状态下硒砂瓜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保鲜条件下储存四五十天。
硒砂瓜给戈壁滩带来了生机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模式在不断地改变，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自古以来我们国家便是有名的农耕大国，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农耕的技术也在不断地改善，努力向着高效率机械化的方向迈进。
然而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以及土壤情况都不相同，所以不同区域的主要种植作物也大不相同。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既要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土壤,也要确保作物的产量可以创造足够的经济价值。
要想在荒凉的戈壁滩上种植作物，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当地的土壤环境恶劣的情况。虽然戈壁滩气候炎热，但是当地的土壤环境并不适宜种植瓜果蔬菜等等，所以说为了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科研人员也是伤透了脑筋。
直到硒砂瓜的出现，才大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使得干旱的戈壁滩也浮现了勃勃生机。一般来说普通的西瓜价格都在一元左右，但是硒砂瓜的卖出价格要比普通西瓜贵上三四倍，再加上硒砂瓜的水分足体积大，硒砂瓜可谓是给当地的瓜农带来巨大的收益，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整个宁夏有将近100万亩这样的瓜田。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政府却规定要局部禁种硒砂瓜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局部禁种硒砂瓜？
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地发展经济，是因为在早些年间我国的各个地区经济实力悬殊过大，所以为了大力发展经济，我们必须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根源解决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将贫困地区的人们“挪出来”就可以解决的，这也要求了地方的扶贫人员必须要结合实地情况找出致富的方法。
硒砂瓜虽然给当地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是久而久之问题也随之浮现了，硒砂瓜的种植会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危害极大。之所以当地长期较难种植经济作物，就是因为当地的土壤环境较为恶劣。然而硒砂瓜的种植虽然可以在短期之内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效，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会导致当地的土壤更加的贫瘠。
首先，硒砂瓜的种植需要砂石的覆盖，等这一批砂石里面的矿物质吸收完毕之后，再更换新的石子。但是很多人为了省事和节省成本，都不会选择在外地购买砂石，而是直接在山林另外找一片砂石地继续种植，或者是直接在山林内采集砂石来覆盖。这样一来，当地原本就比较薄弱的生态系统就必须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宁夏的生态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慢慢的这片土地连硒砂瓜都无法种植了，而且当地的水土流失率也会越来越高。
再加上要想硒砂瓜的品相好，就必须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宁夏地区本就干旱，土壤无法保水，硒砂瓜的植株就像一台台小小的抽水泵，不断的吸收着本就干旱的土壤。根据有关人员估计，一颗瓜苗就要吸收将近二三十斤的水分。瓜农们为了更好地保证硒砂瓜的产量，还要从黄河引水来灌溉瓜田，近年来黄河的水资源本就非常的紧张，这样更大的影响了黄河范围环境的治理。
种植这种极其耗费水的植物会给当地的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土壤不仅会干结，土壤的肥沃性也会慢慢地消失，比如说牛油果植株的过度种植给环境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国家开始对于硒砂瓜的种植制定了相应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并非是是不允许瓜农们继续种植了，而是种植的规模必须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并且不能与戈壁滩的长期发展战略相冲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须要实行局部限制种植硒砂瓜的方法，才能保证戈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性。
我们想在戈壁滩上发展独属于自己的经济，是因为我们的初衷是改善戈壁滩的环境，种植作物只是改善经济情况并改善当地环境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作物的种植反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可以称得上是本末倒置了。
说到夏天避暑的佳品，相信我们每个人第一个想到的水果都应该是西瓜，尤其是在炎热的夏日，吃上一块冰镇好的西瓜，简直令人肺腑生凉，十分的舒爽，那么在中国种植西瓜的地方那么多，最好吃的西瓜应该产自于哪里呢？
一般来说好吃的西瓜都应该符合一个特点——甜，如果说无法兼顾皮薄和内瓤脆甜的话，那么肯定是口感甜水分足的西瓜更受人们的青睐，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同一个品种的西瓜甜度却不同呢？西瓜的甜度实际上与西瓜的种植地区有很大的关系。
之所以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西瓜的汁水非常的甘甜，是因为西瓜的细胞当中细胞液当中是含有糖分的，这是西瓜在经过长时间的新陈代谢为自己储备的养料。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让西瓜增大“工作量”，并且减小西瓜的夜间消耗能量的效率的话，西瓜就会储存更多的有机物在细胞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将西瓜采摘下来，我们得到的就是口感非常甜蜜水分又饱满的西瓜。
长在石头上的硒砂瓜
宁夏的瓜农们便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特点，利用宁夏独特的气候条件，培养出了糖分比用作制糖的甘蔗还要甜的西瓜。这种西瓜就叫做硒砂瓜。
其实在中国各个省份几乎都有适宜种植西瓜的地区。但是由于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种植方法不同，形成西瓜的特点也不相同。比如说广西种植的西瓜主要是无籽品种，东台种植的西瓜则主要是黄壤西瓜和一种个头小但口感清甜的西瓜，还有甘肃种植的“旱砂瓜”，“旱砂瓜”的主要特点就是个头巨大，也被称为是“巨无霸瓜”。
虽然说西瓜对种植的环境有要求，但是只要满足温暖且干燥的气候，就可以大规模地种植西瓜。但是在我们一贯的印象当中西瓜应该种植在沙地上，但是在宁夏的种植区域当中，西瓜却全部都是“长在”石头上面的。
硒砂瓜的种植
这种特色也被称为是宁夏的一道奇特的景观，而之所以将西瓜“种”在石头上，是因为宁夏的地理环境非常特殊，虽然说宁夏日照充足，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但是宁夏在之前实际上并不适宜种植西瓜，虽然按理来说，丰富的日照就可以满足让西瓜尽量多合成有机物的需求了，但是由于宁夏这一片地区较多都是戈壁滩，土地无法锁住水分，也就不适宜种植作物。
但是戈壁滩上日照充足并且有大面积的平原，当地的瓜农以及科研人员都在努力地找寻着方法，好克服这一弊端，让宁夏戈壁滩也变得富饶起来。这时候人们想到了可以用岩石碎片来“压”住戈壁滩的水分，这样不就可以更好地种植“戈壁西瓜”了吗？
在这个效果实践之后，果然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反响，瓜农们通过在种植西瓜的土地上盖上一层岩石碎片，岩石碎片的铺设必须要保证有十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土壤保住水分，水分不会被强烈的日光蒸腾出去，另一方面岩石还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并且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岩石碎片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这个方法也被当地人称为“压砂法”。
当地人发现“压砂法”种出来的西瓜不仅可以吸收充足的水分，还可以合成丰富的糖类物质，使得西瓜的口感变得甘甜又爽脆，备受食客的喜爱。并且硒砂瓜的优点远远不止这些，瓜农们在种植硒砂瓜期间并不需要过多的灌溉和施肥，成熟的硒砂瓜富含维生素和氨基酸，非常利于人们食用。所以“压砂法”种植的西瓜也被人们称为硒砂瓜。
再加上硒砂瓜的种植周期较短，从当年的四月份开始种植一直到七月份就可以收获果实，而且由于口感佳等特点，硒砂瓜在市面上非常的受欢迎，一经面世便销量大增。有的瓜农种植的一车硒砂瓜甚至可以卖出六七千元的价格，但是同样一车甜瓜却只能卖四五百的价格，所以当地的瓜农们争相效仿这种种植方法，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硒砂瓜的种植已经给原产地创造了将近二十亿的年收益了。
一般来说在市场上，皮薄的西瓜更加受人们欢迎，但是实际上如果西瓜皮薄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果农储存西瓜以及长途运输，但是由于硒砂瓜长在戈壁滩上，长期的风吹日晒以及沙土地的洗礼使得硒砂瓜的皮较厚，但是较厚的皮反而降低了硒砂瓜的运输成本，并且延长了硒砂瓜的保质期，正常状态下硒砂瓜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保鲜条件下储存四五十天。
硒砂瓜给戈壁滩带来了生机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模式在不断地改变，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自古以来我们国家便是有名的农耕大国，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农耕的技术也在不断地改善，努力向着高效率机械化的方向迈进。
然而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以及土壤情况都不相同，所以不同区域的主要种植作物也大不相同。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既要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土壤,也要确保作物的产量可以创造足够的经济价值。
要想在荒凉的戈壁滩上种植作物，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当地的土壤环境恶劣的情况。虽然戈壁滩气候炎热，但是当地的土壤环境并不适宜种植瓜果蔬菜等等，所以说为了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科研人员也是伤透了脑筋。
直到硒砂瓜的出现，才大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使得干旱的戈壁滩也浮现了勃勃生机。一般来说普通的西瓜价格都在一元左右，但是硒砂瓜的卖出价格要比普通西瓜贵上三四倍，再加上硒砂瓜的水分足体积大，硒砂瓜可谓是给当地的瓜农带来巨大的收益，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整个宁夏有将近100万亩这样的瓜田。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政府却规定要局部禁种硒砂瓜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局部禁种硒砂瓜？
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地发展经济，是因为在早些年间我国的各个地区经济实力悬殊过大，所以为了大力发展经济，我们必须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根源解决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将贫困地区的人们“挪出来”就可以解决的，这也要求了地方的扶贫人员必须要结合实地情况找出致富的方法。
硒砂瓜虽然给当地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是久而久之问题也随之浮现了，硒砂瓜的种植会给当地的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危害极大。之所以当地长期较难种植经济作物，就是因为当地的土壤环境较为恶劣。然而硒砂瓜的种植虽然可以在短期之内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效，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会导致当地的土壤更加的贫瘠。
首先，硒砂瓜的种植需要砂石的覆盖，等这一批砂石里面的矿物质吸收完毕之后，再更换新的石子。但是很多人为了省事和节省成本，都不会选择在外地购买砂石，而是直接在山林另外找一片砂石地继续种植，或者是直接在山林内采集砂石来覆盖。这样一来，当地原本就比较薄弱的生态系统就必须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宁夏的生态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慢慢的这片土地连硒砂瓜都无法种植了，而且当地的水土流失率也会越来越高。
再加上要想硒砂瓜的品相好，就必须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宁夏地区本就干旱，土壤无法保水，硒砂瓜的植株就像一台台小小的抽水泵，不断的吸收着本就干旱的土壤。根据有关人员估计，一颗瓜苗就要吸收将近二三十斤的水分。瓜农们为了更好地保证硒砂瓜的产量，还要从黄河引水来灌溉瓜田，近年来黄河的水资源本就非常的紧张，这样更大的影响了黄河范围环境的治理。
种植这种极其耗费水的植物会给当地的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土壤不仅会干结，土壤的肥沃性也会慢慢地消失，比如说牛油果植株的过度种植给环境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国家开始对于硒砂瓜的种植制定了相应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并非是是不允许瓜农们继续种植了，而是种植的规模必须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并且不能与戈壁滩的长期发展战略相冲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须要实行局部限制种植硒砂瓜的方法，才能保证戈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性。
我们想在戈壁滩上发展独属于自己的经济，是因为我们的初衷是改善戈壁滩的环境，种植作物只是改善经济情况并改善当地环境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作物的种植反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可以称得上是本末倒置了。
【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