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青铜器上浮现的神秘微笑，让考古人员还原出一个未被史书记载的神秘古国】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艺术公开课#
湖北随州安居镇上一处小山丘上，发掘到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尊青铜器时，惊讶地发现器皿上的浮雕图案既像兽面又像人脸，隐隐透出一丝微笑。器上的铭文中，竟赫然记有“噩侯”二字……
这是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次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也让在史书上隐去踪迹的神秘古国“噩国”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噩侯家族墓地，再次将原以为西周晚期已经灭亡的噩国历史，再延续至春秋早期——这个被史书隐去的神秘古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轮廓。
位于上海博物馆四楼一隅的第三临时展厅，是整个上博最小的一个展厅。如今，60件噩国时期的青铜器在此聚集，在蜿蜒回环中静静诉说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考古学者们也正是从这一件件青铜器上，逐步考证推断出从未被史书记载的噩国历史。
据悉，这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是全国首次较完整展示噩国历史的青铜文物展。
青铜器上为何浮现“神秘的微笑”？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噩侯方罍。与当年发掘出这件文物的考古人员一样，不少观众目光接触这件青铜器的一刻，总感觉到上面雕刻的纹路似乎在“神秘的微笑”。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揭秘”了这种感觉的来源——青铜器上的纹路，虽然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构图相似，且有“兽面纹”特征，如耳朵如虎耳，口中长獠牙，头上还有兽角；但整体看则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和人的鼻子几乎一致。特别是这样的面庞眉眼弯弯，隐隐含着笑意，看上去并不像兽面纹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有种“慈眉善目”之感。“这样的纹饰是噩国所独有，因为这样的纹路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人面的写实，所以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
“神面纹”是噩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特征。与噩侯方罍相对应的兽面纹尊，除了独特的“神面纹”，细看器皿一侧，既显露出青铜本身的金色，又覆盖着泛蓝的锈色，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出独特的紫色。据介绍，这样独特的锈色也是噩国青铜器的特征之一，因制作工艺、掩埋地区水土等因素而形成。
“文物之美，在于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与噩侯方罍比邻的兽面纹卣一组两件，在“神面纹”基础上，多了华美奇诡的装饰，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是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者运用先进的扫描技术，探究和还原当年的铸造技艺。
从一句话到一个湮灭的王国
噩侯方罍内的铭文共有七字，正是其中“噩侯”二字，明确了它的主人——此次展览的多件噩国青铜器，前方都有器上铭文的拓本，其中不少是直接从器具上拓印下来的。
噩侯是谁？噩国真的存在过吗？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噩国的记载，只有《史记殷本纪》中的一句话——“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
能与西伯侯姬昌并称“三公”，当时的鄂侯势力应该不小。根据考证，“鄂”即噩，应在湖北境内——“鄂”至今仍是湖北的简称。按照这只言片语的信息，噩国应该与周国一样，同为商王国的附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随州安居镇当地居民在羊子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过少量青铜器，但并不能佐证噩国的存在。直到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有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9件都铸有“噩侯”铭文，应为一代噩侯的墓葬。除噩侯之外，铭文中还有噩叔、噩季与噩侯弟等——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一个原本强大的国家，为何在传世文献中仅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这次展览上的两件青铜器或许可以一窥缘由。离开展厅第一部分“噩侯家族”，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尊青铜噩侯驭方鼎——“驭方”是目前唯一所知的某一代噩侯的名字，他也成为噩国命运的转折点。
“根据目前考证，西周早期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晚期噩国还曾与周王室联姻。”韦心滢介绍，这尊噩侯驭方鼎见证了噩国与西周的“岁月静好”。鼎的内壁有铭文 86 字，记录了周王南征后，返程中当时的噩侯驭方设宴招待周王，饮宴之后两人还一起射箭，驭方屡中红心，周王亲赐了许多礼物，驭方为纪念此事专程铸造此鼎。
噩侯驭方鼎对角处矗立着1940年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禹鼎，鼎腹内壁的20行208字铭文，则记叙了周王与噩侯驭方关系的下半场：周厉王晚期，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周王两次伐噩，最后擒杀驭方、扑灭噩国，甚至“勿遗寿幼”。
噩国因叛周被讨伐后，从此几乎绝迹于正史记载。但后世出现的一些地名却仍带有噩国的痕迹，如战国时期楚国以“鄂”为地名用作封君，汉代在河南南阳设西鄂县等。
多地联手溯源中国历史
噩国是否就此终结？后续的考古发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走进展览第三部分“噩国再现”，展出的是2012年河南南阳市新店乡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侯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器具上仍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
据介绍，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四代噩侯的夫妇。夏饷铺噩侯墓地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驭方叛变之战的看法。
展厅里，一尊曲线圆滑的噩侯壶，铭文中提到这一器具是当时这位噩侯给女儿孟姬的陪嫁品。按照古代姓名的规则，说明此时的噩侯应该姓“姬”——与周王同姓。然而根据藏于台北故宫的另一件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驭方之前与周王联姻的噩侯族人姓“姞”。“究竟两个姓其实是同一族人，还是驭方覆灭之后周王重新分封自己的族人为噩国诸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依靠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逐渐拼贴出一个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王国，噩国的重现离不开各地文物工作者的携手合作。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噩国青铜器仅3件，此次展览的60件文物大部分为外借——其中36件来自河南的郑州博物馆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而2007年出土的27件噩国青铜器中，有19件从随州市博物馆借来上海。此外，禹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件则来自私人藏家。
“这是国内首次通过文物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噩国历史。”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期望通过还原历史，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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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粉丝无数，却在93岁拍了一部最“心碎”的片子[心]】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历经传奇，目睹过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景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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