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 这座城】这位绿屏博士，让生态屏障“有数、有图、有真相”】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春光明媚，绿意丛生。
国家会展中心西南隅的一间简易办公室内，市绿色生态屏障现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边伟光向记者介绍着这样一组数字，“736平方公里的生态屏障，蓝绿空间占比达到65.1%，一级管控区内森林绿化覆盖率达到26%，绿屏建设近期目标已经顺利完成……”。
65.1、26%……这些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绿屏区内的哪片完成了生态修复？新种了多少树？修了几条生态路？水质、空气质量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指挥部里一切都是“有图有真相”，而这离不开绿屏的综合信息监管平台，通过这个信息平台，绿屏的建设进度和相关数据就能一目了然，而数据经过计算分析后又可以反过来指导、辅助绿屏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把数据收起来、管起来、用起来
功能强大的信息化平台，凝结着绿屏建设人的数年辛苦，现场指挥部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这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博士，从立项、方案策划到搭建，全程深度参与、推动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您看，这是现状造林，这是保留村庄，这是生态红线……”娄书荣指着一幅由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生成的示意图向记者介绍道。记者发现，这幅示意图分辨率高，标识丰富，直观形象，一块块图斑，指代的或是人工林，或是生态水面、复耕农田，反映着绿屏建设一个个成果。
据娄书荣介绍，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搭建，可以把生态屏障的所有数据都整合到一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指导、辅助绿屏下一步的建设，还有，通过逐步加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和绿屏物联网的建设，可以使平台在屏障区内水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森林碳汇、和森林防火等产生更大的实用价值。
“比如今年我们计划种多少树，要分布在哪些区域，信息平台的计算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帮助。”他总结道，这个信息化平台的作用，可以说就是把绿屏的所有相关数据收起来、管起来、用起来。
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绿屏建设日新月异，每一个项目的竣工都意味着变化的出现，也意味着新数据和信息的产生，如何获取这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平台建设团队的“空天地一体化”采集，即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航空影像、无人机、地面扫描车等多种先进科技手段来采集数据。
他们每年会有多轮数据采集，尤其是在草木的生长期，是数据采集的最佳窗口期，这样获取的图像和数据更加直观、形象。“比如五六月份植被比较好的季节，会通过无人机等获取现场图像，然后制作360度场景。”娄书荣表示。
下一步，他们要推动绿屏建设进入物联网时代，通过安装各种终端传感器，实时监测绿屏内水体、空气质量、树木生长、碳汇等指标。终端将数据直接反馈到信息平台，进行分析、计算和应用，进一步丰富综合监管平台的功能。“现在有的区域已经开始安装终端装置了。”
“这个信息平台，好比一个数字化的档案或数据库，但它不是一堆枯燥的数据和信息，而且是以可视化的方式让我们了解绿屏全貌，了解绿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娄书荣表示。
把绿屏“搬”到电脑上
一边是绿屏一线的建设，一边是后方的信息化系统搭建，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化的平台和系统，绿屏的建设就不会做到这么详细、科学。可以说，信息平台是和绿屏建设同样重要、同步开启的一项工作。
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绿屏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自进驻绿屏建设一线开始，现场指挥部就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平台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我们压力也很大，希望尽早建一个好的系统出来。”娄书荣说。
如何把绿屏搬到电脑上，坐在屋里就能清楚绿屏整体情况，如何把一堆干巴巴的数字形象地展示出来？作为用户或使用者、规划者，需要娄书荣和同事们拿出顶层设计和细化方案，再由工程师通过编程实现这些想法。在前期的立项和方案论证阶段，需要反复研究沟通、调整方案，经常加班加点。
“一开始的想法很宏观，不够具体，但要做具体设计，就需要把问题缩小，把目标分解、细化。”娄书荣坦言，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后，他们最终拿出了一个更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以绿屏蓝绿空间占比、森林覆盖率这两个重要指标为例，怎么能在系统上展示得更准确、更形象？一开始他们提供的是一个较粗的想法，后来的方案调整阶段，他们决定增加一个算法，根据这个算法，如果现场水面和林木面积数据更新了，系统就会计算出蓝绿空间和森林覆盖率的数值，并能反映出前后变化的过程。“一操作某个按键，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出实时的蓝绿空间占比。”
经过多轮修改，他们将方案制作成厚厚一本册子，在最后由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上，设计方案成功通过专家论证。
回忆整个系统的建设过程，娄书荣充满感慨，他直言，现在的成果是大家一起头脑风暴的结果，“我们追求的就是怎么让绿屏的数据有一个更好的表达，把数字变成图，呈现出很多的维度。比如某个区域一年内新增了多少树木，在平台上不只是一个数字，还能看到在哪里，能看到那一片都是绿的。”
夏天踩泥 冬天踏雪
娄书荣今年39岁，老家在河南开封通，2012年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来津工作。10年的天津工作和生活，他坦言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天津人，每每听到身边有朋友夸赞绿屏带来的生态效果，他都为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而由衷地高兴。
作为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的工作并不只是负责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设计工作，他和现场指挥部的同事们一起，还要承担绿屏建设的各项工作。三年来，他们的足迹走遍了绿屏全域，从规划范围最北端的永定新河，到最南端的独流减河，他们每年在绿屏中的行程可以达到2万公里。
对眼前的工作，娄书荣并不陌生，还在武大读博士时期，他和同学一起参与鄱阳湖水土流失课题研究。在整个鄱阳湖周边调查研究，通过卫星遥感图像解译，测算森林、植被和山体的变化，分析水土保持情况，形成一个信息化的成果，指导当地更好地做好水土保持。当时，他曾在一个月内跑了鄱阳湖流域的19个县。
娄书荣被选派到绿屏现场指挥部工作，正是缘于他的教育经历和专业背景。绿屏信息化平台的搭建，和他当年读博期间的课题非常相似，“就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通过计算分析数据，来指导建设工作。”
来到绿屏工作以来，娄书荣和同事们扎到绿屏建设一线，查勘点位和路线，夏天踩泥，冬天踏雪。有时候赶上一天下好几场雨，衣服被淋湿好几次。
“也不觉得辛苦，毕竟是在家门口工作！”娄书荣笑着说。
在同事边伟光看来，作为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发挥了专业人才在绿屏建设中的作用。“他总是挑头做工作，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中发挥出了博士生的作用，我们需要这样的高学历、高科技人才参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建设。”
而在组内同事的眼中，娄书荣又是一个低调、亲切的老大哥，“娄博士工作认真、务实，身体力行，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是精益求精，也非常关心身边的同事。”毕业于天津大学景观设计专业的王荣臣告诉记者。
736平方公里，相当于天津中心城区面积的两倍，绿屏的建设，彰显着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担当和努力，而像娄书荣和同事们，正在身体力行，参与其中。
“树多了，绿多了，气候更好了。绿屏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果，作为绿屏建设者中的一员，作为绿屏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推动者，我也感到有一份光荣。”
https://t.cn/A66OPf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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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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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春光明媚，绿意丛生。
国家会展中心西南隅的一间简易办公室内，市绿色生态屏障现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边伟光向记者介绍着这样一组数字，“736平方公里的生态屏障，蓝绿空间占比达到65.1%，一级管控区内森林绿化覆盖率达到26%，绿屏建设近期目标已经顺利完成……”。
65.1、26%……这些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绿屏区内的哪片完成了生态修复？新种了多少树？修了几条生态路？水质、空气质量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指挥部里一切都是“有图有真相”，而这离不开绿屏的综合信息监管平台，通过这个信息平台，绿屏的建设进度和相关数据就能一目了然，而数据经过计算分析后又可以反过来指导、辅助绿屏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把数据收起来、管起来、用起来
功能强大的信息化平台，凝结着绿屏建设人的数年辛苦，现场指挥部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这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博士，从立项、方案策划到搭建，全程深度参与、推动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您看，这是现状造林，这是保留村庄，这是生态红线……”娄书荣指着一幅由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生成的示意图向记者介绍道。记者发现，这幅示意图分辨率高，标识丰富，直观形象，一块块图斑，指代的或是人工林，或是生态水面、复耕农田，反映着绿屏建设一个个成果。
据娄书荣介绍，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搭建，可以把生态屏障的所有数据都整合到一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指导、辅助绿屏下一步的建设，还有，通过逐步加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和绿屏物联网的建设，可以使平台在屏障区内水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森林碳汇、和森林防火等产生更大的实用价值。
“比如今年我们计划种多少树，要分布在哪些区域，信息平台的计算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帮助。”他总结道，这个信息化平台的作用，可以说就是把绿屏的所有相关数据收起来、管起来、用起来。
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绿屏建设日新月异，每一个项目的竣工都意味着变化的出现，也意味着新数据和信息的产生，如何获取这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平台建设团队的“空天地一体化”采集，即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航空影像、无人机、地面扫描车等多种先进科技手段来采集数据。
他们每年会有多轮数据采集，尤其是在草木的生长期，是数据采集的最佳窗口期，这样获取的图像和数据更加直观、形象。“比如五六月份植被比较好的季节，会通过无人机等获取现场图像，然后制作360度场景。”娄书荣表示。
下一步，他们要推动绿屏建设进入物联网时代，通过安装各种终端传感器，实时监测绿屏内水体、空气质量、树木生长、碳汇等指标。终端将数据直接反馈到信息平台，进行分析、计算和应用，进一步丰富综合监管平台的功能。“现在有的区域已经开始安装终端装置了。”
“这个信息平台，好比一个数字化的档案或数据库，但它不是一堆枯燥的数据和信息，而且是以可视化的方式让我们了解绿屏全貌，了解绿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娄书荣表示。
把绿屏“搬”到电脑上
一边是绿屏一线的建设，一边是后方的信息化系统搭建，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化的平台和系统，绿屏的建设就不会做到这么详细、科学。可以说，信息平台是和绿屏建设同样重要、同步开启的一项工作。
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绿屏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自进驻绿屏建设一线开始，现场指挥部就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平台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我们压力也很大，希望尽早建一个好的系统出来。”娄书荣说。
如何把绿屏搬到电脑上，坐在屋里就能清楚绿屏整体情况，如何把一堆干巴巴的数字形象地展示出来？作为用户或使用者、规划者，需要娄书荣和同事们拿出顶层设计和细化方案，再由工程师通过编程实现这些想法。在前期的立项和方案论证阶段，需要反复研究沟通、调整方案，经常加班加点。
“一开始的想法很宏观，不够具体，但要做具体设计，就需要把问题缩小，把目标分解、细化。”娄书荣坦言，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后，他们最终拿出了一个更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以绿屏蓝绿空间占比、森林覆盖率这两个重要指标为例，怎么能在系统上展示得更准确、更形象？一开始他们提供的是一个较粗的想法，后来的方案调整阶段，他们决定增加一个算法，根据这个算法，如果现场水面和林木面积数据更新了，系统就会计算出蓝绿空间和森林覆盖率的数值，并能反映出前后变化的过程。“一操作某个按键，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出实时的蓝绿空间占比。”
经过多轮修改，他们将方案制作成厚厚一本册子，在最后由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上，设计方案成功通过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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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踩泥 冬天踏雪
娄书荣今年39岁，老家在河南开封通，2012年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来津工作。10年的天津工作和生活，他坦言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天津人，每每听到身边有朋友夸赞绿屏带来的生态效果，他都为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而由衷地高兴。
作为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的工作并不只是负责绿屏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设计工作，他和现场指挥部的同事们一起，还要承担绿屏建设的各项工作。三年来，他们的足迹走遍了绿屏全域，从规划范围最北端的永定新河，到最南端的独流减河，他们每年在绿屏中的行程可以达到2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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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书荣被选派到绿屏现场指挥部工作，正是缘于他的教育经历和专业背景。绿屏信息化平台的搭建，和他当年读博期间的课题非常相似，“就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通过计算分析数据，来指导建设工作。”
来到绿屏工作以来，娄书荣和同事们扎到绿屏建设一线，查勘点位和路线，夏天踩泥，冬天踏雪。有时候赶上一天下好几场雨，衣服被淋湿好几次。
“也不觉得辛苦，毕竟是在家门口工作！”娄书荣笑着说。
在同事边伟光看来，作为技术保障组组长，娄书荣发挥了专业人才在绿屏建设中的作用。“他总是挑头做工作，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中发挥出了博士生的作用，我们需要这样的高学历、高科技人才参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建设。”
而在组内同事的眼中，娄书荣又是一个低调、亲切的老大哥，“娄博士工作认真、务实，身体力行，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是精益求精，也非常关心身边的同事。”毕业于天津大学景观设计专业的王荣臣告诉记者。
736平方公里，相当于天津中心城区面积的两倍，绿屏的建设，彰显着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担当和努力，而像娄书荣和同事们，正在身体力行，参与其中。
“树多了，绿多了，气候更好了。绿屏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果，作为绿屏建设者中的一员，作为绿屏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推动者，我也感到有一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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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农 人勤春早】2月21日，巨野县柳林镇去年建设的5000亩高标准农田里，井灌设施已投入使用，刚刚浇过的麦苗春意浓浓。“这几年，俺们从种到收全部实现机械化了，但最难的是浇地，扯四五捆电线还到不了地头，有时为占井，都是夜里扛着被子睡在井边看井。自‘高标田’建设后，机井电桩插上卡，地头‘水龙头’流出水。”说起“高标田”，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荣军一脸喜色。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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