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第12本书：《#书店四季：书店日记2-[英]肖恩·白塞尔[图书]#》
紧接上一本，书店店主的第二本“流水账”。
同样纪录了店里每天的生意，以及店主周围的人事变故。
虽说传统书店可能不那么景气，但书店所在的Wigtown小镇的一切都很令人着迷啊～希望这样的美好可以被更多的发现、被珍惜，行业也可以再坚持得久一点～
紧接上一本，书店店主的第二本“流水账”。
同样纪录了店里每天的生意，以及店主周围的人事变故。
虽说传统书店可能不那么景气，但书店所在的Wigtown小镇的一切都很令人着迷啊～希望这样的美好可以被更多的发现、被珍惜，行业也可以再坚持得久一点～
你是咖啡几级上瘾患者？ 文｜读者：静思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战疫斗贫卖“花黄”，木兰之乡绽放“花木兰”】“我妈妈是‘花木兰志愿者’，我从小就跟着妈妈做好事！”黄子轩说。听到这个荣获“商丘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12岁小姑娘这么说，高峰丽有点小激动。她是河南商丘虞城县花木兰志愿者协会会长。“我们协会，清一色的女将。”高峰丽说。“虞城是花木兰的故乡，盛产‘花木兰’。”
今年2月，疫情防控吃紧，“花木兰”们主动请缨，“包”下马牧集老街值守。48个姐妹排好班，顶风冒雪测体温、查车辆、发宣传单。
“花木兰”们不只是出力。志愿者卢君兰捐出5000多双一次性手套，侯美英捐给学校60桶消毒液，生产电动车的女老板丁艳玲，把制造电动车的架子拿来，加上帘子，送到防控点给社区人员遮风挡雨。
2013年成立以来，花木兰志愿者大大小小做过约700件志愿服务事项。她们曾帮扶过一位双目失明、无儿无女的老婆婆，送吃送穿，像亲闺女一般。村里人说，婆婆一辈子享的福，都没有遇见“花木兰”这一年多。
志愿者许亚却老说，我们志愿者得到的帮助更多。
许亚曾花近千元，给一个贫困户老爹买助听器。听说是给贫困户买助听器，店主又退给许亚300元：“这单我不赚你钱，再减你一百，算我一份心意。”
就像一条大河，花木兰志愿者协会吸引和接纳着涓涓小溪，流向久旱之地。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驻虞城利民镇西关村的扶贫女干部潘虹，曾把叹息声留在了离家乡千里之外的义乌。
西关村有不少上了年纪或身无长技的贫困户，增收渠道少。潘虹想到了小商品加工。“像饰品、儿童玩具这类，从工厂拿零件，挣个组装钱，没成本，门槛又低，多适合村里人！”
潘虹心里一亮，人就坐上火车到了义乌。她挨家店铺问，却碰了一鼻子灰。“人家信不过我们能干好！”
那就用事实说话。潘虹自费买了一批饰品零件，回到村里，组织留守老人、家庭妇女一起学组装。“大头连上小头，红色对着红色……”潘虹一遍遍“慢动作回放”。
闲坐堂屋的老两口，抱着娃的年轻媳妇，身有残疾的贫困户……先后有100多人参与进来，大家互相帮助，聊着家常加工小商品，在家门口领上了计件工资，平均下来，一天能拿60元。
平时走村入户，离开时，潘虹经常在车座上看见一瓶酱豆、几个榆钱馍，或是几根新摘的嫩黄瓜。
“为扶贫工作哭过，也笑过。”潘虹说。为啥哭？为了贫困户蒸了馍，还惦记给自己一个。为啥笑？为了贫困户不仅有馍吃，还加了肉、加了鱼咧！
是扶贫干部，也是女儿、警嫂、妈妈，潘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说起家庭，潘虹觉得愧对上小学的儿子，也让父母操劳太多。记者问，如果你的一天有30个小时，多出的6小时你想干什么？潘虹脱口而出：去贫困户家！
“本想活成小鸟依人，结果活成了大鹏展翅。”李倩芝在朋友圈自白。
她2013年从河北地质大学硕士毕业，回到家乡虞城做起女老板——开工厂，做钢卷尺外贸。
虞城是“中国钢卷尺城”，钢卷尺出口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李倩芝投身钢卷尺行业。
起步那年销售额10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5000万元，李倩芝带领着100多位工人，一年一个新台阶。“艰难辛苦没什么好说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方法总比困难多！”这个30岁出头的姑娘说。
起初，李倩芝采买原料，组装成品。但因无法控制零件质量和细节，会流失客户。“客户跟我打过一次交道，就再也不愿找我，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事情。”于是，李倩芝拿出积蓄，建了整条钢卷尺生产线。
从“什么都不懂”到“闭着眼就知道每个环节怎么操作”，李倩芝觉得自己选择了一条痛苦又充满成就感的路。“我的长期目标是实现钢卷尺产业的智能化生产。”李倩芝说，“我希望做行业的领军者。”
常有人说她是“女强人”，但她并不认同“女”字当头的评价。“管理工厂、谈客户都是脑力活，又不比谁力气大，男女性的差距拉平了。”李倩芝说。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大家好，我是红苹果，来自花木兰的故乡，我的性格像花木兰一样豪爽直率，我们的产品也像花木兰一样‘铁’。”又一场电商直播开始了。
在微信、火山小视频、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平台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电商主播“红苹果”，就是虞城县乔集乡侯庙村“70后”村民赵东勤。因为直播售卖苹果大受欢迎，“红苹果”反而成了赵东勤的“形象代言人”。
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赵东勤在网上看到碧桂园在虞城举办“电商进农村”培训班的消息后，三轮车换电动车、公交车加步行，一路辗转来听课。
“老师说，要抓住用户的痛点，找到自己产品的卖点。我记了两本笔记，笔水都用完了！”赵东勤边说边“抖”金句，“天道酬勤，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为完成“家庭作业”，赵东勤坚持每天直播一小时，“直播间”就是自家苹果地。最近因为进县城听课，赵东勤把直播时间放到早上五点多。“早上其实人气可少了，但听课更重要，耽误不得！”
在碧桂园扶贫工作队帮扶下，现在，赵东勤不仅通过电商销售自家地里的苹果，还高价收购村民的农产品，包括红薯、粉条，还有应景的自制月饼。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了农民销售的主动性，还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赵东勤挺起胸膛笑着说：“我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花木兰凯旋归乡后‘对镜贴花黄’，这花黄就是一种剪纸。”贾艳梅说。她是剪纸技艺非遗传承人。
不同于传统的窗花、鞋样，贾艳梅的剪纸借助于电脑技术和多达十余层的叠加技法，具有照片般的质感和写实感。剪景，能表现黄河故道的鹤影翩跹；剪人，能体现肌肤神情的岁月沧桑。
“贾艳梅的剪纸作品在我们办公室挂了三年，我听人说才知道这不是照片，竟然是剪出来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贾艳梅创作出“木兰从军”“美在商丘”等系列剪纸作品，作品还曾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府首脑及外交官。
对于剪纸，贾艳梅有种使命感。剪纸本是寻常百姓家中物，但随着时代变迁，实用性日益衰微，“农村上了年纪的妇女也十几年不提剪刀了”。
但贾艳梅想让剪纸艺术再次“飞入寻常百姓家”。她希望开发“半成品剪纸”，作为一种文创产品，唤起人们的兴趣，“尤其是让年轻人接触、了解剪纸。”
近年来，贾艳梅长期在商丘特殊学校教聋哑孩子剪纸，既是美学教育，也是传授技能。“聋哑孩子学剪纸仿佛有天赋，特别专注。”贾艳梅说。
若问这个温婉的女子有什么野心，她说，希望把家乡虞城李老家乡朱庙村打造成剪纸特色文化村，搭上文化旅游的快车增收致富。“到时候，剪纸不仅能帮聋哑孩子在社会立足，父老乡亲都能受益。”贾艳梅浅笑盈盈。
在虞城木兰祠内，盛放着一种植物，叶子绿中见红，叶片形如剑戟，雌雄同株，似花非花，当地人称之为“木兰花”。
在这片古老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各行各业，都有“木兰花”努力绽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若辰）
今年2月，疫情防控吃紧，“花木兰”们主动请缨，“包”下马牧集老街值守。48个姐妹排好班，顶风冒雪测体温、查车辆、发宣传单。
“花木兰”们不只是出力。志愿者卢君兰捐出5000多双一次性手套，侯美英捐给学校60桶消毒液，生产电动车的女老板丁艳玲，把制造电动车的架子拿来，加上帘子，送到防控点给社区人员遮风挡雨。
2013年成立以来，花木兰志愿者大大小小做过约700件志愿服务事项。她们曾帮扶过一位双目失明、无儿无女的老婆婆，送吃送穿，像亲闺女一般。村里人说，婆婆一辈子享的福，都没有遇见“花木兰”这一年多。
志愿者许亚却老说，我们志愿者得到的帮助更多。
许亚曾花近千元，给一个贫困户老爹买助听器。听说是给贫困户买助听器，店主又退给许亚300元：“这单我不赚你钱，再减你一百，算我一份心意。”
就像一条大河，花木兰志愿者协会吸引和接纳着涓涓小溪，流向久旱之地。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驻虞城利民镇西关村的扶贫女干部潘虹，曾把叹息声留在了离家乡千里之外的义乌。
西关村有不少上了年纪或身无长技的贫困户，增收渠道少。潘虹想到了小商品加工。“像饰品、儿童玩具这类，从工厂拿零件，挣个组装钱，没成本，门槛又低，多适合村里人！”
潘虹心里一亮，人就坐上火车到了义乌。她挨家店铺问，却碰了一鼻子灰。“人家信不过我们能干好！”
那就用事实说话。潘虹自费买了一批饰品零件，回到村里，组织留守老人、家庭妇女一起学组装。“大头连上小头，红色对着红色……”潘虹一遍遍“慢动作回放”。
闲坐堂屋的老两口，抱着娃的年轻媳妇，身有残疾的贫困户……先后有100多人参与进来，大家互相帮助，聊着家常加工小商品，在家门口领上了计件工资，平均下来，一天能拿60元。
平时走村入户，离开时，潘虹经常在车座上看见一瓶酱豆、几个榆钱馍，或是几根新摘的嫩黄瓜。
“为扶贫工作哭过，也笑过。”潘虹说。为啥哭？为了贫困户蒸了馍，还惦记给自己一个。为啥笑？为了贫困户不仅有馍吃，还加了肉、加了鱼咧！
是扶贫干部，也是女儿、警嫂、妈妈，潘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说起家庭，潘虹觉得愧对上小学的儿子，也让父母操劳太多。记者问，如果你的一天有30个小时，多出的6小时你想干什么？潘虹脱口而出：去贫困户家！
“本想活成小鸟依人，结果活成了大鹏展翅。”李倩芝在朋友圈自白。
她2013年从河北地质大学硕士毕业，回到家乡虞城做起女老板——开工厂，做钢卷尺外贸。
虞城是“中国钢卷尺城”，钢卷尺出口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李倩芝投身钢卷尺行业。
起步那年销售额10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5000万元，李倩芝带领着100多位工人，一年一个新台阶。“艰难辛苦没什么好说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方法总比困难多！”这个30岁出头的姑娘说。
起初，李倩芝采买原料，组装成品。但因无法控制零件质量和细节，会流失客户。“客户跟我打过一次交道，就再也不愿找我，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事情。”于是，李倩芝拿出积蓄，建了整条钢卷尺生产线。
从“什么都不懂”到“闭着眼就知道每个环节怎么操作”，李倩芝觉得自己选择了一条痛苦又充满成就感的路。“我的长期目标是实现钢卷尺产业的智能化生产。”李倩芝说，“我希望做行业的领军者。”
常有人说她是“女强人”，但她并不认同“女”字当头的评价。“管理工厂、谈客户都是脑力活，又不比谁力气大，男女性的差距拉平了。”李倩芝说。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大家好，我是红苹果，来自花木兰的故乡，我的性格像花木兰一样豪爽直率，我们的产品也像花木兰一样‘铁’。”又一场电商直播开始了。
在微信、火山小视频、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平台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电商主播“红苹果”，就是虞城县乔集乡侯庙村“70后”村民赵东勤。因为直播售卖苹果大受欢迎，“红苹果”反而成了赵东勤的“形象代言人”。
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赵东勤在网上看到碧桂园在虞城举办“电商进农村”培训班的消息后，三轮车换电动车、公交车加步行，一路辗转来听课。
“老师说，要抓住用户的痛点，找到自己产品的卖点。我记了两本笔记，笔水都用完了！”赵东勤边说边“抖”金句，“天道酬勤，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为完成“家庭作业”，赵东勤坚持每天直播一小时，“直播间”就是自家苹果地。最近因为进县城听课，赵东勤把直播时间放到早上五点多。“早上其实人气可少了，但听课更重要，耽误不得！”
在碧桂园扶贫工作队帮扶下，现在，赵东勤不仅通过电商销售自家地里的苹果，还高价收购村民的农产品，包括红薯、粉条，还有应景的自制月饼。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了农民销售的主动性，还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赵东勤挺起胸膛笑着说：“我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花木兰凯旋归乡后‘对镜贴花黄’，这花黄就是一种剪纸。”贾艳梅说。她是剪纸技艺非遗传承人。
不同于传统的窗花、鞋样，贾艳梅的剪纸借助于电脑技术和多达十余层的叠加技法，具有照片般的质感和写实感。剪景，能表现黄河故道的鹤影翩跹；剪人，能体现肌肤神情的岁月沧桑。
“贾艳梅的剪纸作品在我们办公室挂了三年，我听人说才知道这不是照片，竟然是剪出来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贾艳梅创作出“木兰从军”“美在商丘”等系列剪纸作品，作品还曾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府首脑及外交官。
对于剪纸，贾艳梅有种使命感。剪纸本是寻常百姓家中物，但随着时代变迁，实用性日益衰微，“农村上了年纪的妇女也十几年不提剪刀了”。
但贾艳梅想让剪纸艺术再次“飞入寻常百姓家”。她希望开发“半成品剪纸”，作为一种文创产品，唤起人们的兴趣，“尤其是让年轻人接触、了解剪纸。”
近年来，贾艳梅长期在商丘特殊学校教聋哑孩子剪纸，既是美学教育，也是传授技能。“聋哑孩子学剪纸仿佛有天赋，特别专注。”贾艳梅说。
若问这个温婉的女子有什么野心，她说，希望把家乡虞城李老家乡朱庙村打造成剪纸特色文化村，搭上文化旅游的快车增收致富。“到时候，剪纸不仅能帮聋哑孩子在社会立足，父老乡亲都能受益。”贾艳梅浅笑盈盈。
在虞城木兰祠内，盛放着一种植物，叶子绿中见红，叶片形如剑戟，雌雄同株，似花非花，当地人称之为“木兰花”。
在这片古老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各行各业，都有“木兰花”努力绽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若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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