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谈心

有一年正月，吃完午饭和父亲坐在院中晒太阳聊天。
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各自人生的道路上。
他们那个年代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一生如何如何...
我父亲这个人吧，总是认为自己一生怀才不遇，抑郁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到了晚年，整天愁眉不展。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起这个话题了，
那一年我准备透露我对于自己人生的价值观了，期望于自己的价值观能让父亲改变观念，这是我无数次安慰父亲的最后一次尝试。
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谈心、交心。
我说：
我说老爸，相比较你们那个年代或者奶奶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从出生开始可以讲，就没吃过什么苦，一些我们这个时代人所认为的苦，在你们那个年代都算不上什么。
因为现在人谈的所谓的生存，说白了就是生活好坏的问题，而你们讲的那个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

其实相比较于奶奶，我觉得老爸你的命运并没有你讲的那么差，你听听我下面讲的你认不认可：
奶奶那个年代处在建国初期，那个年代你也知道，发生了不少事，很多都是连饭都吃不上，饿死了很多的人，奶奶如果在世的话，得一百岁开外了，也就是晚年后生活好了一些。

而老爸你呢，你的青少年时期过后，吃不上饭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所以真要讲吃苦遭罪，也就是青年之前确实受了罪。改革开放以后，无论老爸你的命运如何，但可以说，再也没有遭过吃不上饭的那个苦了。我这一代更是只在传说中了解那个年代。

现代这个社会的生活条件，请老爸你告诉我，我们中华几千年各朝各代中哪个朝代有达到的吗？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哪怕再穷困的人，没有说吃不上饭的吧？没有说还有饿死的吧？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知识高低赚多赚少，他的收入都够他隔三差五的有肉吃、有酒喝、甚至有烟抽了，还能结余不少。
（随便一户人家都可以）
我接着说：
所以有时候你儿子就实在是想不通，咋这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不知足、不开心呢？
我笑着打趣老爸：
比如老爸你，一天三顿不愁，鸡鸭鱼肉冰箱堆满到你都不想吃，酒想喝就有，烟也不缺，吃完饭以后还能去天天打个牌，晚上回来吃完饭电视打开消遣消遣。

请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哪怕是过去的皇帝，某些地方也不可能达到现在我们最普通的条件吧！更不要讲老百姓了，就是有名的康熙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他们有现在的杂交稻收成吗？能天天每顿两大碗米饭这么吃吗？能天天鸡鸭鱼肉想吃就吃吗？不能吧。
（点头）

你老说我一天天的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啥也不着急。
我生在这个时代，我就高兴嘛。
老爸你老是讲自己命运不好有死去爷爷的原因，因果太重儿子背了。
那讲到因果前生，我有时候就在偷着乐：
我前世今生到底是要做多少善事，才会投胎到这个时代？
不愁吃、不愁穿、乐呵消遣的东西多的我都数不过来，现在我更是找到了自己的终生所求，只要一步步走就不可能有遗憾。
我为啥不高兴？

所以，这天底下的人，你们到底在愁啥！
是谈心，还是贪心？

明代武术家是总结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各朝代武艺形成的过程，而在汉代（前206—220年）就己经形成了“手搏”为“卡”，“角力”为武戏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亦完成了从徒手到持械，包括了对“冷兵器”之创作与“军旅武艺”整理过程。则应以“国术四书”等为研究读本依据。到了民国国术馆时期（1928—1937），是又一次对明代、清代武艺之挖掘整理，此时期，古典武艺达到最丰满、完备之水平。这是我十余年对古典武艺之研究的归纳。而以近代史为基点（1937年后），往下应归类于传统武术范围了。明代中叶，有一王姓武人在北京挂牌子“天下第一棍”名称是“五虎群羊棍”之十二个趟子，式法上高不过头、低不过膝，按拳理分析，棍子不会太长。而到了近代西北武术亦出了“鞭杆”十三法，并且有“单鞭震陕甘、天下笫一棍”之称，武艺内“套用”的东西甚多，只叹两条胳膊太少，才多出了文字生变。武人一个势子要练几年，甚至是几代人，而文人一天能写几万个字。于是武术中“花样”层出不穷。再说“八极拳”之“硬开门”吴秀峰先贤在津传艺之前就没有“硬开门”之说，“八极拳”是通称，而天下八极不开门怎么出势呢？哪一枝系开式都是“攉打顶肘”，而只要粘了“八极拳”的边，那必须是“崩憾突袭”（要看距离）此乃拳理亦。十多年前，孙师兄介绍一位开馆的来学艺，他告诉我:“自己视武术为生命”结果学棍时被我打了两回再也没来。亦好！不是虔诚的人真的搞不了武术！手艺人夲性上应该恪守问心无愧，手艺人，先学做人在学艺，让时间去考验艺之夲真，之出处。武道！乃诚实之道，诚信之道亦！所谓一技之长、技法自然是指有触碰、有揣摩、有体认，能得心应手亦。

【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