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话科史 | 重症医学科主任隆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协和璀璨的百年史册
由全体协和人共同书写
这里既有令人高山仰止的
临床大师、教育大师、科学大师
也有推动医院管理变革、服务创新的
管理大师、护理大师
同样离不开行政后勤岗位中
敬业奉献的协和工匠
他们共同谱写了百年协和的交响乐章
站在协和新百年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回望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
医院开展专题活动
“主任话科史 · 薪火传百年”
让我们通过重症医学科主任
隆云的主题演讲
一同了解
重症医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讲述人 隆云
隆云，党员，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国委员及呼吸学组常委，中国卫生健康与大数据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危重病分会围手术期专业组副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症医学质控评价中心副主任委员。长期致力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重症感染、血流动力学紊乱等方面的救治和研究。
筚路蓝缕，开创我国重症医学事业
这是一个没有黑夜和白天之分的科室，这是一群看见危重患者就“心动”的医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迎接挑战、迎难而上的团队，这是一个关于协和重症人的故事。
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重症医学的起源地。1921年9月7日，协和收治了一名来自美国的患者。患者入院时已经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高烧40度，收缩压190mmHg，舒张压测不出，白细胞12.7*109/L。咽喉涂片检查发现患者是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喉炎和肾炎，伴发严重的脑水肿、肺水肿、休克。尽管医务人员积极抢救，但患者还是在入院后第19个小时去世了。
曾宪九教授是中国危重症医学的奠基人。他很早就意识到：需要有团队做疑难重症患者的“架桥工”，为外科重症术后患者保驾护航。
1979年，曾宪九委派陈德昌到法国巴黎第五大学科钦医院(Cochin Hospital )学习重症医学。1981年，陈德昌学成归来。1982年，曾宪九果断决定创建外科ICU（Intensive Care Unit），最开始只有一张床。1984年，参照国际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组织模式，国内第一家规范性的综合ICU在协和建立，有7张床位。这个新成立的临床专科被曾宪九亲自命名为“加强医疗科”，陈德昌担任首任科主任。
最开始，很多人不知道ICU能干什么。陈德昌和马遂经常到其他科室游说医生把危重症患者转过来，甚至冒着风险从院外把生命垂危的患者转到ICU。这是1983年3月30日的一份记录，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经我院陈德昌大夫会诊，并经陈敏章院长同意，急转我院”。
这位19岁的患者在外院接受手术，术中忽然出现呼吸抑制、血压剧烈波动，生命垂危。患者转入时，深度昏迷，瞳孔散大固定，顽固性心率失常，仅靠药物和呼吸机勉强支撑。上午10点半，时任ICU主管医生马遂急请神经科会诊。这个年轻的生命牵动着全科、全院医护人员的心，他们24小时守护，争分夺秒施治。不幸的是，尽管穷尽所有方法，患者还是在入院后第二天晚上10点去世。ICU的医生没有放弃，征得家属同意后，邀请病理科刘彤华团队进行遗体解剖，探索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一个屋，一张床，两个大夫，24小时轮流值班，逐渐探索出诊疗规范和治疗模式，赢得外科同行们的信任。ICU的队伍也逐步发展起来，护理团队、进修医生、研究生队伍也逐渐增大。
这一时期，重症医学科的病房还不是标准病房，只是老楼15楼1的走廊。但从15楼1的走廊里走出了不少如今重症医学界的领军人物，席修明、邱海波、马朋林、陈德昌（上海）……他们都曾在协和ICU学习和进修过。
中国重症医学在一代代协和重症人的艰苦努力下得到长足发展。1996年，陈德昌领导创立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刘大为领导创建了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并任首届及第二届主任委员。2018年，孙红任中华护理学会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综合排行榜公布以来，协和重症医学科始终蝉联第一。
奋楫笃行，传承与发展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等的新型跨专业临床学科，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产物。
ICU建科伊始，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紧跟国际前沿动态。手术之余，曾宪九经常会到15楼1和ICU医生们一起查房、讨论重症疾病。他曾在查房时发现15名患者出现了典型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高度怀疑为感染，有几次忍不住再次上台剖腹探查，却没有发现感染灶。“严重感染的患者为什么死亡？”曾教授向他的学生们提问，也在问自己。
感染所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时国际医学界共同面临的研究难题。陈德昌曾撰文介绍当时的研究背景，“细菌及其产物可造成全身炎症反应与代偿性的抗炎症反应综合征，导致广泛组织破坏，引起MODS。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用抗炎症介质治疗的多中心研究相继失败。三个及四个以上的器官功能障碍患者死亡率高达100%。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进行更深层次合作，才可能提高治疗的水平，改善预后。”
在曾宪九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注重创新思维和试验求证精神的影响下，陈德昌形成了与之一脉相承的善于临床思考、勇于研究探索的学术风格。
陈德昌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1982年至1999年间，协和ICU共收治危重患者3760名，其中MODS患者800余名，由严重感染而诱发的MODS占60%，这是当时国内最大宗的病例。
以此为基础，协和ICU团队对全身感染和MODS进行了系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使MODS的治疗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国际先进水平。陈德昌发现，这种感染不在局部而在全身，因此称之为“全身性感染”。“全身性感染”既没有脓也没有毒，一旦触发，就像原子核裂变一样，发生炎症瀑布式反应，导致一个个器官序贯性倒下，最终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进一步研究表明，细胞因子IL-1家族基因的多态性与全身性感染相关，如果能及时进行免疫调节和免疫干预，阻击炎症瀑布，全身性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可以从66%下降至44%，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2002年，陈德昌团队的“全身性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此同时，重症医学的技术和理念不断发展，血流动力学时代悄然来临。
2005年，刘大为在总结前辈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体系”，提出低CVP治疗、血流动力学评估和血流动力学治疗等新理念和新技术。刘大为带领团队举办了11届协和重症与血流动力学大会，形成《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北京共识》，将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从44%进一步下降至25%，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没有病情突然变化，只有病情变化被突然发现。从血流动力学监测到血流动力学治疗，从群体化治疗到个体化治疗，从对症支持到对因治疗，重症人用“血流动力学理念”管理治疗的全过程，治疗的精准度显著提高，治疗成功率也稳步上升。
踔厉奋发，持续领航与担当
经过几代协和人的努力和近40年的发展，ICU已经成为抢救危重患者、应对突发医疗事件的生力军。哪里有重病人，哪里就有ICU大夫。
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非洲到朝鲜，从矿洞到原始森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协和重症人总会冲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抗击新冠疫情，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从通化到广州，从南京到郑州……协和重症人一直奋斗在抗疫的第一线。
进入21世纪，重症医学科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重症医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重症医学专业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育部高度重视重症医学博士硕士人才培养工作，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发展和需要在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重症医学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支持大学附属医院积极承担重症医学专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建立重症医学培训中心。
在院内危重患者的救治和高危风险患者的保障工作中，协和重症医学科也硕果累累。从1997年到2021年有电子记录的短短24年间，重症医学科共获得协和医疗成果奖135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5项。
如何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治疗的精度，提高治愈率，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是协和重症人一直关注的方向。
协和重症人将继续建设以ARDS/sepsis重大疾病为需求的临床专科，保持血流动力学在国内领先的同时，以血流动力学、重症呼吸、重症感染为核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健全发展其他重症亚专业。协和重症人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协和新百年增光添彩。
协和璀璨的百年史册
由全体协和人共同书写
这里既有令人高山仰止的
临床大师、教育大师、科学大师
也有推动医院管理变革、服务创新的
管理大师、护理大师
同样离不开行政后勤岗位中
敬业奉献的协和工匠
他们共同谱写了百年协和的交响乐章
站在协和新百年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回望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
医院开展专题活动
“主任话科史 · 薪火传百年”
让我们通过重症医学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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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了解
重症医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讲述人 隆云
隆云，党员，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国委员及呼吸学组常委，中国卫生健康与大数据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危重病分会围手术期专业组副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症医学质控评价中心副主任委员。长期致力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重症感染、血流动力学紊乱等方面的救治和研究。
筚路蓝缕，开创我国重症医学事业
这是一个没有黑夜和白天之分的科室，这是一群看见危重患者就“心动”的医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迎接挑战、迎难而上的团队，这是一个关于协和重症人的故事。
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重症医学的起源地。1921年9月7日，协和收治了一名来自美国的患者。患者入院时已经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高烧40度，收缩压190mmHg，舒张压测不出，白细胞12.7*109/L。咽喉涂片检查发现患者是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喉炎和肾炎，伴发严重的脑水肿、肺水肿、休克。尽管医务人员积极抢救，但患者还是在入院后第19个小时去世了。
曾宪九教授是中国危重症医学的奠基人。他很早就意识到：需要有团队做疑难重症患者的“架桥工”，为外科重症术后患者保驾护航。
1979年，曾宪九委派陈德昌到法国巴黎第五大学科钦医院(Cochin Hospital )学习重症医学。1981年，陈德昌学成归来。1982年，曾宪九果断决定创建外科ICU（Intensive Care Unit），最开始只有一张床。1984年，参照国际先进的学术理念和组织模式，国内第一家规范性的综合ICU在协和建立，有7张床位。这个新成立的临床专科被曾宪九亲自命名为“加强医疗科”，陈德昌担任首任科主任。
最开始，很多人不知道ICU能干什么。陈德昌和马遂经常到其他科室游说医生把危重症患者转过来，甚至冒着风险从院外把生命垂危的患者转到ICU。这是1983年3月30日的一份记录，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经我院陈德昌大夫会诊，并经陈敏章院长同意，急转我院”。
这位19岁的患者在外院接受手术，术中忽然出现呼吸抑制、血压剧烈波动，生命垂危。患者转入时，深度昏迷，瞳孔散大固定，顽固性心率失常，仅靠药物和呼吸机勉强支撑。上午10点半，时任ICU主管医生马遂急请神经科会诊。这个年轻的生命牵动着全科、全院医护人员的心，他们24小时守护，争分夺秒施治。不幸的是，尽管穷尽所有方法，患者还是在入院后第二天晚上10点去世。ICU的医生没有放弃，征得家属同意后，邀请病理科刘彤华团队进行遗体解剖，探索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一个屋，一张床，两个大夫，24小时轮流值班，逐渐探索出诊疗规范和治疗模式，赢得外科同行们的信任。ICU的队伍也逐步发展起来，护理团队、进修医生、研究生队伍也逐渐增大。
这一时期，重症医学科的病房还不是标准病房，只是老楼15楼1的走廊。但从15楼1的走廊里走出了不少如今重症医学界的领军人物，席修明、邱海波、马朋林、陈德昌（上海）……他们都曾在协和ICU学习和进修过。
中国重症医学在一代代协和重症人的艰苦努力下得到长足发展。1996年，陈德昌领导创立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刘大为领导创建了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并任首届及第二届主任委员。2018年，孙红任中华护理学会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综合排行榜公布以来，协和重症医学科始终蝉联第一。
奋楫笃行，传承与发展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等的新型跨专业临床学科，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产物。
ICU建科伊始，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紧跟国际前沿动态。手术之余，曾宪九经常会到15楼1和ICU医生们一起查房、讨论重症疾病。他曾在查房时发现15名患者出现了典型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高度怀疑为感染，有几次忍不住再次上台剖腹探查，却没有发现感染灶。“严重感染的患者为什么死亡？”曾教授向他的学生们提问，也在问自己。
感染所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时国际医学界共同面临的研究难题。陈德昌曾撰文介绍当时的研究背景，“细菌及其产物可造成全身炎症反应与代偿性的抗炎症反应综合征，导致广泛组织破坏，引起MODS。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用抗炎症介质治疗的多中心研究相继失败。三个及四个以上的器官功能障碍患者死亡率高达100%。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进行更深层次合作，才可能提高治疗的水平，改善预后。”
在曾宪九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注重创新思维和试验求证精神的影响下，陈德昌形成了与之一脉相承的善于临床思考、勇于研究探索的学术风格。
陈德昌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1982年至1999年间，协和ICU共收治危重患者3760名，其中MODS患者800余名，由严重感染而诱发的MODS占60%，这是当时国内最大宗的病例。
以此为基础，协和ICU团队对全身感染和MODS进行了系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使MODS的治疗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国际先进水平。陈德昌发现，这种感染不在局部而在全身，因此称之为“全身性感染”。“全身性感染”既没有脓也没有毒，一旦触发，就像原子核裂变一样，发生炎症瀑布式反应，导致一个个器官序贯性倒下，最终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进一步研究表明，细胞因子IL-1家族基因的多态性与全身性感染相关，如果能及时进行免疫调节和免疫干预，阻击炎症瀑布，全身性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可以从66%下降至44%，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2002年，陈德昌团队的“全身性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此同时，重症医学的技术和理念不断发展，血流动力学时代悄然来临。
2005年，刘大为在总结前辈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体系”，提出低CVP治疗、血流动力学评估和血流动力学治疗等新理念和新技术。刘大为带领团队举办了11届协和重症与血流动力学大会，形成《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北京共识》，将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从44%进一步下降至25%，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没有病情突然变化，只有病情变化被突然发现。从血流动力学监测到血流动力学治疗，从群体化治疗到个体化治疗，从对症支持到对因治疗，重症人用“血流动力学理念”管理治疗的全过程，治疗的精准度显著提高，治疗成功率也稳步上升。
踔厉奋发，持续领航与担当
经过几代协和人的努力和近40年的发展，ICU已经成为抢救危重患者、应对突发医疗事件的生力军。哪里有重病人，哪里就有ICU大夫。
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非洲到朝鲜，从矿洞到原始森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协和重症人总会冲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抗击新冠疫情，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从通化到广州，从南京到郑州……协和重症人一直奋斗在抗疫的第一线。
进入21世纪，重症医学科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重症医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重症医学专业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育部高度重视重症医学博士硕士人才培养工作，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发展和需要在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重症医学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支持大学附属医院积极承担重症医学专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建立重症医学培训中心。
在院内危重患者的救治和高危风险患者的保障工作中，协和重症医学科也硕果累累。从1997年到2021年有电子记录的短短24年间，重症医学科共获得协和医疗成果奖135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5项。
如何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治疗的精度，提高治愈率，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是协和重症人一直关注的方向。
协和重症人将继续建设以ARDS/sepsis重大疾病为需求的临床专科，保持血流动力学在国内领先的同时，以血流动力学、重症呼吸、重症感染为核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健全发展其他重症亚专业。协和重症人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协和新百年增光添彩。
#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英美名篇精读课[超话]#@孔玮老师
世界经典精读课S2L2《月亮与六便士》
课后感悟：
1.什么是灵魂宁静的状态？
唯有灵魂安静的时候，才是我们和自己贴得最近的时候。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内心平和？——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一个人倘若想要走得更高，看得更远，向来都是以一种逆流的姿态在现世里游走。灵魂宁静的状态可以是一种放松、感恩、重获、满足、懒惰、清晰、自由与发泄。
2.为什么要做不喜欢的事？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
只有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才能看到自身的不足，挑战自己……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大脑在舒适、懒惰、放松、发泄的时候都是不思考的。而大脑在做不喜欢的事的时候，大脑不得不思考，于是我们才能够更高的提高自己的思考力、专注力，提高自己掌控当下的能力。于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同时还能够做得很出色，那才体现自己是很优秀的，还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有一个质的提升。我们都不愿意做温水里的青蛙，我们都希望获得肯定和尊重，我们都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闯下一片天！
牢记你不想要的东西
目标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你想要的东西，二是你不想要的东西。
虽然我不太精确说出我想要什么，但是我非常坚定我不想要的东西：懒惰、不求上进、自私自利、没有目标等等。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不要做那些事情，不应该把本该花在实现目标上和提升自我上的精力，一个个的消耗殆尽。
月亮与六便士并不是两个对立面，有人穷尽一生在追逐的月亮到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愿望，有人站在海边放弃了月亮，慢慢拾起了满地的六便士。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某个阶段你需要暂时放弃你的月亮去努力得到六便士，另一个阶段你更适合去追逐你的月亮。人生就是一道又一道选择题，没有答案，只有反复犯错，有些事情也终会明白。不管是月亮还是六便士，在这过程中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在当下，脚踏实地，做一个真正有灵魂的人。
世界经典精读课S2L2《月亮与六便士》
课后感悟：
1.什么是灵魂宁静的状态？
唯有灵魂安静的时候，才是我们和自己贴得最近的时候。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内心平和？——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一个人倘若想要走得更高，看得更远，向来都是以一种逆流的姿态在现世里游走。灵魂宁静的状态可以是一种放松、感恩、重获、满足、懒惰、清晰、自由与发泄。
2.为什么要做不喜欢的事？
顺流而下&逆流而上
只有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才能看到自身的不足，挑战自己……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大脑在舒适、懒惰、放松、发泄的时候都是不思考的。而大脑在做不喜欢的事的时候，大脑不得不思考，于是我们才能够更高的提高自己的思考力、专注力，提高自己掌控当下的能力。于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同时还能够做得很出色，那才体现自己是很优秀的，还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有一个质的提升。我们都不愿意做温水里的青蛙，我们都希望获得肯定和尊重，我们都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闯下一片天！
牢记你不想要的东西
目标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你想要的东西，二是你不想要的东西。
虽然我不太精确说出我想要什么，但是我非常坚定我不想要的东西：懒惰、不求上进、自私自利、没有目标等等。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不要做那些事情，不应该把本该花在实现目标上和提升自我上的精力，一个个的消耗殆尽。
月亮与六便士并不是两个对立面，有人穷尽一生在追逐的月亮到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愿望，有人站在海边放弃了月亮，慢慢拾起了满地的六便士。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某个阶段你需要暂时放弃你的月亮去努力得到六便士，另一个阶段你更适合去追逐你的月亮。人生就是一道又一道选择题，没有答案，只有反复犯错，有些事情也终会明白。不管是月亮还是六便士，在这过程中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在当下，脚踏实地，做一个真正有灵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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