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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虽也创设了实业学堂，但筹款不易，教员难觅。于是，清政府、各省官派急需的学生到开办了工商农林路矿等专门学校的西方留学成为潮流。其中，位于欧洲西部的比利时继英国之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拥有诸多实业专修机构，教育体系完备，煤铁资源丰富，工艺、制造、机械等享有盛誉，且交通便利，旅学二费较为便宜，是留学他国费用的三分之一。此外，比利时能平等看待中国学生，还有周到安排。1865年，《中比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签订，使得比利时在华获得特权。1902年，清政府设置驻比大使。1903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出于消弭湖北学界革命情绪、朝廷作育实用人才等原因，从各学堂选派学生赴日德英美俄法等国游学。其中，当年和次年2月分别派出24人、23人游学比利时。1904年，署理两江总督端方又选送80人出国学习实业，含8人赴比；湖南巡抚赵尔巽挑选3人赴比利时学习矿业；南洋公学派出13名赴比游学；四川总督锡良选派官员士子13名赴比学习路矿。

在反清救国的浪潮中，留学青年在出国后更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多希望直接拜访孙中山，以求革命。1905年1月上旬，在法、德、比等国中国留学生筹款资助下，孙中山受到留比激进学生贺子才等的约邀，由伦敦来到布鲁塞尔。在此期间，他们就革命的力量、组织、策略等进行了激烈讨论，并组织了统称“革命党”的团体，后在日本东京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比利时十分之九的中国留学生加盟其中。比利时是中立国，容易进入。孙中山随后在伦敦、柏林、巴黎活动，在留学生中建立革命组织，加深了对俄国革命事件以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

在比利时，孙中山此行会见了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书记卡米耶·胡斯曼，却未见到国际局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中文名“樊迪文”“樊德维”）。1900年12月，第二国际的常设联络和情报机构社会党国际局正式成立，其任务之一就是和各国工人党、议会党团、报刊等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国际局常同情、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书记处常接待各国到访人员。该局在成立当月的文件中就提到欧洲对中国的入侵，其1901年发出的《五一节宣言》以“黄色的王国”指代中国。1905年2月，胡斯曼担任该局书记，随着形势发展，对东方问题和中国事件更加关注。5月中旬，孙中山再次来到布鲁塞尔，为了向社会党国际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经贺子才联络，孙中山走访了位于“人民之家”大厦的社会党国际局。对此，由胡斯曼安排参与会面的英法语言翻译、《前进报》记者桑德在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日报佛来米（弗莱芒）语《前进报》5月18日上，以《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为题加以报道。5月20日，桑德又节译发表在社会党机关报法语《人民报》上，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1905年7月28日，日本《直言》周刊第2卷第26号根据后者以《清国之社会党》为题，报道了“出征军人某同志”对此的评论。8月6日《直言》第27号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为正题，以《孙逸仙访问万国社会党本部》为副题，报道了孙中山的讲话。

中国学界则通过1976年美国学者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一书转引的《人民报》内容，对此次访问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该报道中提到了王德威尔得，后以讹传讹，便认为孙中山见了王德威尔得。1930年9月29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刊发《第二国际领袖万德威尔在平演词汇纪》一文显示，9月10日，他在清华大学演讲说：“当时兄弟因事在外，致未会见。后来我有一位朋友曾与孙中山先生晤谈一次。其谈话虽无甚大意义，而其事实则甚为重要。”《申报》（上海版）1930年10月2日登载的《樊迪文昨在交大演讲》指出：“适余正在开会演讲，遂与余之友人等作长时间之谈话”。尽管这两次他都将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的时间分别说成了“1896年”和“1906年”，均有错，但王德威尔得在1931年出版的法文著作《透视中国革命：苏联与革命党》也表明，当孙中山和旅行同伴到访时，因其在议会演讲而由胡斯曼代替他与孙中山会面。王德威尔得1930年访华期间，还游览了曾暂厝孙中山先生遗体的西山碧云寺，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1905年访比利时之行，对其革命思想的转变、同盟会的创建都极为关键。受到鼓励的留比归国学生在辛亥革命等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访比等国后，孙中山等在国外或通过来华的外国人，与比、法、英、美等国左翼报刊的记者有了联系，这些社会主义报刊常登载或翻译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社会党国际局以及第二国际各成员党同中国革命党人、旅欧中国人的彼此了解互动也更加深入广泛。1906年3月，胡斯曼在社会党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书记处曾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访问。胡斯曼与孙中山后来还有书信来往，1956年，曾致电祝贺孙中山诞辰90周年。

（作者系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