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述古而明志
——纪录片《古蜀瑰宝》的文化格局探究
古蜀文明指的是远古延宕至春秋早期，在巴蜀地区出现的极具地域色彩的古文明，并有三星堆、金沙、宝敦等遗址留存至今。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一条神秘的平行发展轨迹，并被考古学专家视为千古谜团。距今3000——5000年的古代四川人，来自于哪里？他们的文化结构与中原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何关联？对于古蜀文明的考据能否弥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考古空白？它对于当代本土文明的发展与建构有何借鉴意义，这正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创作初衷与核心诉求。
《古蜀瑰宝》摄制组共计走访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首次采用4K超高清影像的方式全面梳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该片吸纳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以生动灵活的影像叙事建构了一条罕见的古蜀文脉。《古蜀瑰宝》突破了时空的领域，将古蜀与现代的双时间线并置，融合了故事讲述的诗意与科学考据的严谨，从考古遗珍折射出宏大的人类文化格局建构，是继《蜀道风流》《三国的世界》《沉银追踪》之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又一部文化精品力作。但与既往反映三星堆文明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古蜀瑰宝》具有清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以及一种揉合了科学考据方法的探究式编导思路，呈现出“广、深、疑”的特点。它不仅展现了当代优秀纪录片的多样魅力，还赋予了古蜀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视角。
“广”指的是《古蜀瑰宝》以比较研究、文脉追溯的方式，建构了动态交错型的纪录片叙述结构。该片以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为基础，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溯源与文脉推演。通过对器物、植物、城邑遗址等方面的比较，采用纵向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三星文化与巴蜀的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土著文化、金沙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玉器、礼器、纹样、服饰等研究，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互相印证，描绘出一幅古蜀先民迁徙、融合、交流发展的盛大画卷。同时，《古蜀瑰宝》还从器物考古、遗址追溯与古道研究等方面，探寻了古蜀文明对包括重庆、陕西在内的国内古文明，乃至诸如越南等国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输出与交流。此外，该片参考了阿卡德帝国、古希腊文明、埃及古文明等相关时间节点，将古蜀文明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体系中加以参考。这种从“文物发现”到“考古发掘”，最终“发现文明”的脉络，层层深入，辅之以大量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可以说，《古蜀瑰宝》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建构了一个以三星堆为切入口，从古蜀文明出发，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庞大而脉络清晰的中华文明融合路线。
“深”指的是在《古蜀瑰宝》中，结合了考古界诸多先进的专业手段与方法多维度求证，展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专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识微知著，把握古蜀文明发展的潜在脉搏。例如在介绍营盘山遗址时，用体质人类学方法鉴定祭祀坑骸骨的人种；在介绍宝墩遗址和高山古城时，引入了植物考古实验与作物加工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探索金沙文明与良渚文明的交叉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等。这些极具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究往往从一粒种子、一片丝绸，或是一种图案出发，揭示的却是中华各个史前古文明之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交流。所以，片名《古蜀瑰宝》不是单纯指向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而是指向表象深处的中华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疑”是推进整部纪录片从文物考古走向文明考古的重要动力。该片在第一集《发掘•发现》中就提出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疑问：如何解读三星堆玉器与良渚玉器的相似性？四川盆地区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是否有关联？三星堆文明拥有怎样的族群和社会形态？针对这些问题，第二集《迁徙•融合》解答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同时，此集在寻觅古蜀文明迁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域的史前文明的渗入融合，并指出三星堆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构作用。在纪录片第三集《交流•互鉴》中，回应了古蜀文明的流向问题。片中旁征博引，考据了古蜀文明的传承。经过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在吸纳其它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史前景观。正是这种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才诞生了今天的华夏族群和中华民族。片中清晰的古蜀流向展示不仅仅是对古蜀文明归路的探究，更是对中华民族来路的盛赞。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世界格局，怎样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保持自我身份，直面当代的文化共同体，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诚如《古蜀瑰宝》中所说：“古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原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历史的追问，对当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的使命与责任。《古蜀瑰宝》不仅是针对古蜀文明的优秀宣传作品，还是巴蜀文化的活态传承，展现了巴蜀文化新的气度与面向世界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王蓓，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纪录片《古蜀瑰宝》的文化格局探究
古蜀文明指的是远古延宕至春秋早期，在巴蜀地区出现的极具地域色彩的古文明，并有三星堆、金沙、宝敦等遗址留存至今。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一条神秘的平行发展轨迹，并被考古学专家视为千古谜团。距今3000——5000年的古代四川人，来自于哪里？他们的文化结构与中原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何关联？对于古蜀文明的考据能否弥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考古空白？它对于当代本土文明的发展与建构有何借鉴意义，这正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创作初衷与核心诉求。
《古蜀瑰宝》摄制组共计走访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首次采用4K超高清影像的方式全面梳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该片吸纳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以生动灵活的影像叙事建构了一条罕见的古蜀文脉。《古蜀瑰宝》突破了时空的领域，将古蜀与现代的双时间线并置，融合了故事讲述的诗意与科学考据的严谨，从考古遗珍折射出宏大的人类文化格局建构，是继《蜀道风流》《三国的世界》《沉银追踪》之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又一部文化精品力作。但与既往反映三星堆文明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古蜀瑰宝》具有清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以及一种揉合了科学考据方法的探究式编导思路，呈现出“广、深、疑”的特点。它不仅展现了当代优秀纪录片的多样魅力，还赋予了古蜀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视角。
“广”指的是《古蜀瑰宝》以比较研究、文脉追溯的方式，建构了动态交错型的纪录片叙述结构。该片以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为基础，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溯源与文脉推演。通过对器物、植物、城邑遗址等方面的比较，采用纵向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三星文化与巴蜀的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土著文化、金沙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玉器、礼器、纹样、服饰等研究，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互相印证，描绘出一幅古蜀先民迁徙、融合、交流发展的盛大画卷。同时，《古蜀瑰宝》还从器物考古、遗址追溯与古道研究等方面，探寻了古蜀文明对包括重庆、陕西在内的国内古文明，乃至诸如越南等国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输出与交流。此外，该片参考了阿卡德帝国、古希腊文明、埃及古文明等相关时间节点，将古蜀文明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体系中加以参考。这种从“文物发现”到“考古发掘”，最终“发现文明”的脉络，层层深入，辅之以大量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可以说，《古蜀瑰宝》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建构了一个以三星堆为切入口，从古蜀文明出发，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庞大而脉络清晰的中华文明融合路线。
“深”指的是在《古蜀瑰宝》中，结合了考古界诸多先进的专业手段与方法多维度求证，展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专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识微知著，把握古蜀文明发展的潜在脉搏。例如在介绍营盘山遗址时，用体质人类学方法鉴定祭祀坑骸骨的人种；在介绍宝墩遗址和高山古城时，引入了植物考古实验与作物加工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探索金沙文明与良渚文明的交叉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等。这些极具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究往往从一粒种子、一片丝绸，或是一种图案出发，揭示的却是中华各个史前古文明之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交流。所以，片名《古蜀瑰宝》不是单纯指向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而是指向表象深处的中华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疑”是推进整部纪录片从文物考古走向文明考古的重要动力。该片在第一集《发掘•发现》中就提出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疑问：如何解读三星堆玉器与良渚玉器的相似性？四川盆地区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是否有关联？三星堆文明拥有怎样的族群和社会形态？针对这些问题，第二集《迁徙•融合》解答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同时，此集在寻觅古蜀文明迁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域的史前文明的渗入融合，并指出三星堆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构作用。在纪录片第三集《交流•互鉴》中，回应了古蜀文明的流向问题。片中旁征博引，考据了古蜀文明的传承。经过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在吸纳其它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史前景观。正是这种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才诞生了今天的华夏族群和中华民族。片中清晰的古蜀流向展示不仅仅是对古蜀文明归路的探究，更是对中华民族来路的盛赞。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世界格局，怎样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保持自我身份，直面当代的文化共同体，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诚如《古蜀瑰宝》中所说：“古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原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历史的追问，对当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的使命与责任。《古蜀瑰宝》不仅是针对古蜀文明的优秀宣传作品，还是巴蜀文化的活态传承，展现了巴蜀文化新的气度与面向世界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王蓓，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俄逮捕乌间谍“婴儿”，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情报战牵动多方】#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这场战争将在何时、以什么方式结束，依然难以预测。除了武装部队的正面冲突和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激烈战场——情报战。3月初，一名参与谈判的乌方人员“离奇”死亡事件，让外界依稀看到这个战场的冰山一角。近日，乌军方情报机构公布600多名在欧洲活跃的“俄罗斯间谍”的详细信息，让观察家们开始思考这条战线会延至哪里。事实上，冲突早已不限于俄乌，自2月下旬以来，美欧多国已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宣布驱逐百余俄外交官。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武报恩寺（其七）
（国四 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位于平武报恩寺中轴线上的万佛阁形制宏敞隽伟，结构兼容并蓄，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万佛阁建于一单层须弥座上，外观两层，重檐三滴水。该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均设回廊，即《营造法式》中所称“副阶周匝”。下层回廊外檐柱间三面砌筑砖墙，正面明间、次间设槁扇，稍间砌槛墙。上层回廊立于平坐之上。楼阁主体部分为殿阁式结构，由柱框、铺作层和屋架层叠组成，其中柱框部分采用通柱造，内部金柱、中柱与山柱均采用两整根木以榫卯连接的方法，自台基直达上层天花，在上下层之间以楼板和天花隔出一暗层。
从外形上看，万佛阁由主体和上下两层副阶组成。从结构上分析，该阁可视为是一座加高了的单层殿堂，并在整体空间中进行了竖向的空间划分。
万佛阁外观为两层三重檐的楼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其中下层副阶出檐深远，上层副阶出檐较为狭窄，与上层主体部分出檐基本保持平齐，是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这种布局在中唐后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反映，现存实例以宋代的河北正定隆兴寺为最早，而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置方式。在这种布局中，处在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以智化为例，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在建筑体量与高度上逐渐加大，直至万佛阁前，达到空间序列的高潮。这种布局具有佛教建筑特殊意义，通过建筑在纵深方向的延展，不同尺度院落的逐层铺垫，使得朝拜者的虔诚之心愈加强烈，有效的烘托出了佛教建筑的氛围。与之相比较，报恩寺万佛阁所处的地位更加鲜明的展示出这种特征。智化寺位于明代京师，用地相对狭小，建筑空间布局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收放自如，而报恩寺地处明代边陲，地广人稀，四周群山围拱，绿水环绕，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环境特色为建筑艺术的创造奠定了优越的基础。报恩寺山门前宽阔的广场设有两座陀罗尼经幢，成为寺院的前导空间，同时又以高大的月台作为前导空间与寺院主体的过渡。从广场拾级而上，自山门起，经天王殿、大雄宝殿直至万佛阁，建筑形制越来越隆重，依次为：山门五开间单檐悬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五开间重檐歇山顶，万佛阁五开间三重檐，上下二层分别设副阶。同时为了烘托这种渐趋隆重的形制，各进建筑之间形成3个方向不同、尺度递增的院落，天王殿前为一横长的院落，院中横跨三孔石桥，布局较为紧凑。穿过天王殿，以大雄宝殿，两厢的华严殿、大悲殿及周围廊庑围合成一近似方形的宽阔院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过大雄宝殿，以两侧廊庑环绕又形成一座纵长深远的院落。 在两座御碑亭的映衬下，远处屹立着高大的万佛阁，此处空间艺术颇具特色，宗教氛围分外浓厚：首先,两侧通长的廊庑成为视线的引导，使得万佛阁获得了良好的观赏视角；其次,碑亭又与万佛阁形成了体量上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万佛阁的雄健高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处理，使人倍感个人的渺小与神佛的伟大，深切体会到现实世界与彼岸幻境的距离，不由得陡升无限的崇敬之情，从而将佛教建筑的气质充分的展现出来。至此，通过层层殿堂、道道院落的铺陈渲染，使得万佛阁处于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的最高潮，成为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
与报恩寺建造年代最接近（均建造于明正统年间）且布局相似的另一座敕建佛教寺庙——北京智化寺万佛阁同为平面三开间的两层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报恩万佛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出三重檐，而智化寺万佛阁仅底层设副阶，出两重檐，分别为底层副阶出檐和上层出檐。显然，前者的形制比后者隆重，而建造这两座寺庙的主人分别是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正六品）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正四品），根据明代朝廷颁布的制度，建筑形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所以同为皇帝批准的敕修寺庙，六品官主持建造的楼阁等级竟然超越四品官，这也清晰的传达出了批准修建报恩寺的圣旨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本来用意。
万佛阁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式与地方做法的结合，第二，古今做法的共存。万佛阁结构分为主体和副阶这两大部分，作为历经多次重大地震考验而岿然屹立了500多年的木构，主体部分的优异抗震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作为上层副阶主要支撑的平坐部分，在具有典型明代特征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前期的某些形式，从而为我们更好的探索楼阁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万佛阁主体结构采用典型的殿阁式结构,即由屋架层、铺作层和柱框三部分组成。万佛阁在这三大部分中分别运用了出色的结构形式使得整座楼阁获得了优异的抗震性能。其中屋架层采用了四川当地的穿斗式做法，即用脊瓜柱、瓜柱连以穿枋组成草架，而不是官式建筑中常用的三、五、七架梁层叠的方式，万佛阁草架部分的这种用材等级较之于官式建筑显著降低，使得屋架层自重大大减轻，对于稳定结构十分有利。
柱框作为最主要的承重结构，采用通柱造的做法，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在内檐各柱间，上下两层各以枋木串连，形成垂直交叉的方格网，上下两道，就像是两道水平刚性环,增强了抵抗水平荷载的能力。在屋架和柱框之间的铺作层虽然承重作用较唐宋时期降低，但这种斗棋密布的形式，在结构上起到了弹性过梁的作用，使得建筑在抵抗地震波冲击时留够了充足的能量缓冲余地。除此之外，万佛阁所有檐柱、金柱、山柱均采用侧脚，使整个构架产生了向内收进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抗震性能。
万佛阁平坐部分特色鲜明，古风犹存。平坐，据《营造法式》记载，其名有五：“一曰阁道，二曰墱道，三曰飞陛，四曰平坐，五曰平坐。”关于平坐和楼阁的密切关系，刘志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结构》中指出“栈道或复道上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 .....一般的阁都带平坐，这平坐可以说是楼宇格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屋上建屋为楼，平坐上建屋为阁。”由此可见，无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平坐都是楼阁的必要组成部分。
《营造法式》所载之平坐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叉柱造、缠柱造和永定柱造。叉柱造做法，结构自上而下，一层柱框，一层斗拱相重叠，上层柱根插于下层斗拱的大斗之上。在宋代以前的楼阁中常见这样的结构形式，而继承了唐代风格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就属于这种类型。叉柱造在形式上产生了平坐暗层，而暗层的存在可以称得上是叉柱造楼阁的主要特征。对于永定柱造，其特点是二层平坐柱子直接从地立起，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是此种结构的唯一实例。
万佛阁平坐采用于下层副阶挑尖梁上栽童柱，童柱伸出副阶屋盖承托平坐斗拱及二层楼面铺版枋出挑部分的做法，平坐斗拱外跳为五踩重棋计心造，最上层要头支撑铺版枋，铺版枋外遮以雁翅版。斗棋后尾均为实拍拱，层层垫托于铺版枋底。同时以上层楼板和下层天花隔出一暗层空间。这种平坐作法与永定柱造、叉柱造都有联系。首先，支承平坐斗拱的童柱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很可能是从永定柱造演化而来，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童柱不落地而立于挑尖梁上，根据现有明代楼阁实例如智化寺万佛阁和瞿昙寺大鼓楼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做法。但在同时期的楼阁中，像报恩寺万佛阁这样保留平坐暗层的做法又极为罕见。所以万佛阁平坐不仅反映出永定柱造不断演进的结果，并且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叉柱造楼阁的形式特征。这种做法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又蕴含古风，从而为研究古代楼阁结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https://t.cn/z820xsD
（国四 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位于平武报恩寺中轴线上的万佛阁形制宏敞隽伟，结构兼容并蓄，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万佛阁建于一单层须弥座上，外观两层，重檐三滴水。该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均设回廊，即《营造法式》中所称“副阶周匝”。下层回廊外檐柱间三面砌筑砖墙，正面明间、次间设槁扇，稍间砌槛墙。上层回廊立于平坐之上。楼阁主体部分为殿阁式结构，由柱框、铺作层和屋架层叠组成，其中柱框部分采用通柱造，内部金柱、中柱与山柱均采用两整根木以榫卯连接的方法，自台基直达上层天花，在上下层之间以楼板和天花隔出一暗层。
从外形上看，万佛阁由主体和上下两层副阶组成。从结构上分析，该阁可视为是一座加高了的单层殿堂，并在整体空间中进行了竖向的空间划分。
万佛阁外观为两层三重檐的楼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其中下层副阶出檐深远，上层副阶出檐较为狭窄，与上层主体部分出檐基本保持平齐，是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这种布局在中唐后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反映，现存实例以宋代的河北正定隆兴寺为最早，而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置方式。在这种布局中，处在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以智化为例，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在建筑体量与高度上逐渐加大，直至万佛阁前，达到空间序列的高潮。这种布局具有佛教建筑特殊意义，通过建筑在纵深方向的延展，不同尺度院落的逐层铺垫，使得朝拜者的虔诚之心愈加强烈，有效的烘托出了佛教建筑的氛围。与之相比较，报恩寺万佛阁所处的地位更加鲜明的展示出这种特征。智化寺位于明代京师，用地相对狭小，建筑空间布局受到较大限制，难以收放自如，而报恩寺地处明代边陲，地广人稀，四周群山围拱，绿水环绕，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环境特色为建筑艺术的创造奠定了优越的基础。报恩寺山门前宽阔的广场设有两座陀罗尼经幢，成为寺院的前导空间，同时又以高大的月台作为前导空间与寺院主体的过渡。从广场拾级而上，自山门起，经天王殿、大雄宝殿直至万佛阁，建筑形制越来越隆重，依次为：山门五开间单檐悬山顶，天王殿五开间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五开间重檐歇山顶，万佛阁五开间三重檐，上下二层分别设副阶。同时为了烘托这种渐趋隆重的形制，各进建筑之间形成3个方向不同、尺度递增的院落，天王殿前为一横长的院落，院中横跨三孔石桥，布局较为紧凑。穿过天王殿，以大雄宝殿，两厢的华严殿、大悲殿及周围廊庑围合成一近似方形的宽阔院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过大雄宝殿，以两侧廊庑环绕又形成一座纵长深远的院落。 在两座御碑亭的映衬下，远处屹立着高大的万佛阁，此处空间艺术颇具特色，宗教氛围分外浓厚：首先,两侧通长的廊庑成为视线的引导，使得万佛阁获得了良好的观赏视角；其次,碑亭又与万佛阁形成了体量上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万佛阁的雄健高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处理，使人倍感个人的渺小与神佛的伟大，深切体会到现实世界与彼岸幻境的距离，不由得陡升无限的崇敬之情，从而将佛教建筑的气质充分的展现出来。至此，通过层层殿堂、道道院落的铺陈渲染，使得万佛阁处于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的最高潮，成为报恩寺中形制最隆重的建筑。
与报恩寺建造年代最接近（均建造于明正统年间）且布局相似的另一座敕建佛教寺庙——北京智化寺万佛阁同为平面三开间的两层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报恩万佛阁上下两层均设副阶，出三重檐，而智化寺万佛阁仅底层设副阶，出两重檐，分别为底层副阶出檐和上层出檐。显然，前者的形制比后者隆重，而建造这两座寺庙的主人分别是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正六品）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正四品），根据明代朝廷颁布的制度，建筑形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所以同为皇帝批准的敕修寺庙，六品官主持建造的楼阁等级竟然超越四品官，这也清晰的传达出了批准修建报恩寺的圣旨中“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本来用意。
万佛阁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式与地方做法的结合，第二，古今做法的共存。万佛阁结构分为主体和副阶这两大部分，作为历经多次重大地震考验而岿然屹立了500多年的木构，主体部分的优异抗震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作为上层副阶主要支撑的平坐部分，在具有典型明代特征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前期的某些形式，从而为我们更好的探索楼阁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先，万佛阁主体结构采用典型的殿阁式结构,即由屋架层、铺作层和柱框三部分组成。万佛阁在这三大部分中分别运用了出色的结构形式使得整座楼阁获得了优异的抗震性能。其中屋架层采用了四川当地的穿斗式做法，即用脊瓜柱、瓜柱连以穿枋组成草架，而不是官式建筑中常用的三、五、七架梁层叠的方式，万佛阁草架部分的这种用材等级较之于官式建筑显著降低，使得屋架层自重大大减轻，对于稳定结构十分有利。
柱框作为最主要的承重结构，采用通柱造的做法，增强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在内檐各柱间，上下两层各以枋木串连，形成垂直交叉的方格网，上下两道，就像是两道水平刚性环,增强了抵抗水平荷载的能力。在屋架和柱框之间的铺作层虽然承重作用较唐宋时期降低，但这种斗棋密布的形式，在结构上起到了弹性过梁的作用，使得建筑在抵抗地震波冲击时留够了充足的能量缓冲余地。除此之外，万佛阁所有檐柱、金柱、山柱均采用侧脚，使整个构架产生了向内收进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抗震性能。
万佛阁平坐部分特色鲜明，古风犹存。平坐，据《营造法式》记载，其名有五：“一曰阁道，二曰墱道，三曰飞陛，四曰平坐，五曰平坐。”关于平坐和楼阁的密切关系，刘志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及结构》中指出“栈道或复道上有屋宇的叫阁或阁道， .....一般的阁都带平坐，这平坐可以说是楼宇格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陈明达先生在《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一书中也曾指出“屋上建屋为楼，平坐上建屋为阁。”由此可见，无论是外观还是结构，平坐都是楼阁的必要组成部分。
《营造法式》所载之平坐做法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叉柱造、缠柱造和永定柱造。叉柱造做法，结构自上而下，一层柱框，一层斗拱相重叠，上层柱根插于下层斗拱的大斗之上。在宋代以前的楼阁中常见这样的结构形式，而继承了唐代风格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就属于这种类型。叉柱造在形式上产生了平坐暗层，而暗层的存在可以称得上是叉柱造楼阁的主要特征。对于永定柱造，其特点是二层平坐柱子直接从地立起，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河北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是此种结构的唯一实例。
万佛阁平坐采用于下层副阶挑尖梁上栽童柱，童柱伸出副阶屋盖承托平坐斗拱及二层楼面铺版枋出挑部分的做法，平坐斗拱外跳为五踩重棋计心造，最上层要头支撑铺版枋，铺版枋外遮以雁翅版。斗棋后尾均为实拍拱，层层垫托于铺版枋底。同时以上层楼板和下层天花隔出一暗层空间。这种平坐作法与永定柱造、叉柱造都有联系。首先，支承平坐斗拱的童柱与下层檐柱相距甚近，很可能是从永定柱造演化而来，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童柱不落地而立于挑尖梁上，根据现有明代楼阁实例如智化寺万佛阁和瞿昙寺大鼓楼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做法。但在同时期的楼阁中，像报恩寺万佛阁这样保留平坐暗层的做法又极为罕见。所以万佛阁平坐不仅反映出永定柱造不断演进的结果，并且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叉柱造楼阁的形式特征。这种做法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前提下又蕴含古风，从而为研究古代楼阁结构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https://t.cn/z820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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