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国新办发布会，王贺胜详解本轮疫情四个原因，再敲警钟！
3月18日（星期五）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我们这次的疫情确实呈现出了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从2021年12月开始，全球新冠肺炎进入了第四波的流行高峰，现在已经连续11周，每周报告的病例数都超过了1000万，目前仍然是处于高位流行的水平。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快速上升，与我国疫情水平的“压力差”不断增大。今年1-2月，每天输入的感染者数日均是91例，远高于2020年的22例和2021年的32例。今年3月以来，日均输入感染者数超过200例，单日最高能超过300例。可以说，近期疫情输入的压力明显增加。
二是近期全球主要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特别是BA.2亚分支，较以往病毒株的传播性和隐匿性都更强，早期发现难度确实更大了，导致疫情发现时往往已经波及了一定的范围，可以说疫情处置、控制的难度也更加大了。
三是今年2月下旬恰逢我国春节假期结束，学生春季学期开学，企业工人复工等等，带来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加之会议培训、婚丧嫁娶等各类人员聚集性的活动增加，可以说成为了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甚至是跨区域的传播。
四是有的地方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有“歇歇脚、缓一缓”的心态，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针对近期全国局部地区发生的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疫情重点地区的防控指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坚决采取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迅速开展疫情应急处置。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迅速派出国家工作组赴吉林、山东、广东、黑龙江等省份指导疫情处置工作，会同当地共同分析研判疫情形势，研究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开展核酸筛查、流调排查和区域协查等措施，落实“四早”要求，全力做好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全力阻断疫情的扩散蔓延。
二、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加强口岸高风险岗位人员管理，严格闭环管理，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和高风险非冷链物品等风险防范；持续加强边境口岸管控，加大非法出入境活动打击力度。大力推进与陆地邻国边境地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共同做好边境防疫与货物通关工作。
三、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和疫情处置能力。完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隔离医学观察、社区（村）疫情防控、样本采集和检测等防控方案，实施核酸初筛阳性后“逢阳必报、逢阳即报、接报即查、先管后筛”，规范疫情发生后风险人员排查、密切接触者管理、风险区域划定等工作。坚持中西医并重，同质化、规范化做好患者救治。全面加强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和院感防控措施，对7000多家发热门诊和800多家定点医院进行台账式管理。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全国总体检测能力超过4000万份/天。
四、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指导各地稳妥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工作，不断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全球本轮疫情高位流行，近期不会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我们组织专家分析研判，大家都认为，全球本轮疫情是高位流行，而且近期不会结束。我国仍将持续面临同时段多地发生以奥密克戎病毒株为主的疫情防控局面，可以说防控的形势日趋严峻复杂。
同时，流调溯源结果也显示，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都是境外输入来源引起的，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后，多以轻症和无症状为主，导致输入来源更加隐匿，传播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多地的疫情存在多条传播链条，疫情来源也错综复杂，给溯源和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本轮疫情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的灵敏性，健全多点触发的监测机制，切实提高疫情的“早发现”能力。
加强学校、商超等重点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疫情防控成果来之不易，要继续加强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
一、尽快控制住局部聚集性疫情。指导疫情重点地区加快核酸筛查和风险人员排查、流调和管控，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二、坚决守住外防输入防线。做好入境前远端防控，突出人员闭环管理。扩大重点人员监测覆盖面。压实口岸专班责任，加强海、河岸线巡逻和防疫力量布控。
三、加强重点场所和重点地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指导学校、养老院、监所等重点场所，交通场站、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冷链、商超、物流等场所的从业人员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四、进一步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完善多点触发预警机制。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指导地方科学精准防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月18日（星期五）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我们这次的疫情确实呈现出了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从2021年12月开始，全球新冠肺炎进入了第四波的流行高峰，现在已经连续11周，每周报告的病例数都超过了1000万，目前仍然是处于高位流行的水平。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快速上升，与我国疫情水平的“压力差”不断增大。今年1-2月，每天输入的感染者数日均是91例，远高于2020年的22例和2021年的32例。今年3月以来，日均输入感染者数超过200例，单日最高能超过300例。可以说，近期疫情输入的压力明显增加。
二是近期全球主要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特别是BA.2亚分支，较以往病毒株的传播性和隐匿性都更强，早期发现难度确实更大了，导致疫情发现时往往已经波及了一定的范围，可以说疫情处置、控制的难度也更加大了。
三是今年2月下旬恰逢我国春节假期结束，学生春季学期开学，企业工人复工等等，带来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加之会议培训、婚丧嫁娶等各类人员聚集性的活动增加，可以说成为了疫情的“传播器”和“放大器”，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甚至是跨区域的传播。
四是有的地方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有“歇歇脚、缓一缓”的心态，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针对近期全国局部地区发生的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疫情重点地区的防控指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坚决采取更加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迅速开展疫情应急处置。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迅速派出国家工作组赴吉林、山东、广东、黑龙江等省份指导疫情处置工作，会同当地共同分析研判疫情形势，研究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开展核酸筛查、流调排查和区域协查等措施，落实“四早”要求，全力做好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全力阻断疫情的扩散蔓延。
二、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加强口岸高风险岗位人员管理，严格闭环管理，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和高风险非冷链物品等风险防范；持续加强边境口岸管控，加大非法出入境活动打击力度。大力推进与陆地邻国边境地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共同做好边境防疫与货物通关工作。
三、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和疫情处置能力。完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隔离医学观察、社区（村）疫情防控、样本采集和检测等防控方案，实施核酸初筛阳性后“逢阳必报、逢阳即报、接报即查、先管后筛”，规范疫情发生后风险人员排查、密切接触者管理、风险区域划定等工作。坚持中西医并重，同质化、规范化做好患者救治。全面加强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和院感防控措施，对7000多家发热门诊和800多家定点医院进行台账式管理。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全国总体检测能力超过4000万份/天。
四、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指导各地稳妥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工作，不断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全球本轮疫情高位流行，近期不会结束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我们组织专家分析研判，大家都认为，全球本轮疫情是高位流行，而且近期不会结束。我国仍将持续面临同时段多地发生以奥密克戎病毒株为主的疫情防控局面，可以说防控的形势日趋严峻复杂。
同时，流调溯源结果也显示，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都是境外输入来源引起的，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后，多以轻症和无症状为主，导致输入来源更加隐匿，传播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多地的疫情存在多条传播链条，疫情来源也错综复杂，给溯源和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本轮疫情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的灵敏性，健全多点触发的监测机制，切实提高疫情的“早发现”能力。
加强学校、商超等重点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介绍，疫情防控成果来之不易，要继续加强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
一、尽快控制住局部聚集性疫情。指导疫情重点地区加快核酸筛查和风险人员排查、流调和管控，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二、坚决守住外防输入防线。做好入境前远端防控，突出人员闭环管理。扩大重点人员监测覆盖面。压实口岸专班责任，加强海、河岸线巡逻和防疫力量布控。
三、加强重点场所和重点地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指导学校、养老院、监所等重点场所，交通场站、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冷链、商超、物流等场所的从业人员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四、进一步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完善多点触发预警机制。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指导地方科学精准防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征拆维权# 【最高法判例：村民在其宅基地获得安置补偿之外又继承其父母宅基地的安置补偿利益，是否违背一户一宅？】
通过一些案例，特别是最高法，知道更多办案突破口。
【裁判要点】
1.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一般而言，未约定履行期限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在当事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行政机关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2.在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中，可将行政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和依据进行审查。既要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要与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行政协议存在重大、明显违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相关条款才能确认无效，不作为履行行政协议的依据，否则应当认可行政协议的效力。本案村民因继承其父母的补偿安置权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与其母亲生前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案涉安置协议在签订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应已了解案涉房屋及宅基地情况和相关补偿规定，虽然该村民曾与行政机关签订了另一份安置协议，但另一协议系基于其家庭占有使用另一宅基地的事实而签订的，村民与其父母并不在同一户口中，行政机关提出案涉安置协议违背一户一宅的理由不能成立，该理由不足以认定案涉协议存在无效情形。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政通路**。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时某某，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马寨镇刘胡垌村**。
再审申请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因时明强诉其不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28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二七区政府申请再审称：
1.时某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起诉。一、二审法院虽查明了该事实，却予以回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时某某要求继续履行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及拆迁安置补偿办法“一户一宅”、“子随父母、不能单独为户”的强制性规定。
3.涉案协议为行政协议，双方在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再审申请人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行使行政优益权。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对本案再审，驳回时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时某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二七区政府称时某某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该条文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案再审申请人时某某母亲（已去世）于2013年10月30日与二七区政府设立的二七区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签订了《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某某于2018年6月19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履行该行政协议。故本案系要求履行行政协议的案件，应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般而言，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二七区政府于2016年4月29日给时明强下达了纠错通知单，此时时某某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日起，时某某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另时某某曾于2017年8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该案终审裁定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相关诉讼期间应予扣除。因此，时某某于2018年6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二七区政府认为行政协议不应履行问题，本院认为，在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中，可将行政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和依据进行审查。既要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要与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行政协议存在重大、明显违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相关条款才能确认无效，不作为履行行政协议的依据，否则应当认可行政协议的效力。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审查，既要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亦可在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本案中，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是二七区政府在实施××合村并城拆迁改造过程中，与时某某母亲经过充分协商自愿签订的行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时某某的母亲（已去世）生前与安置指挥部签订了安置协议，本案时明强继承其母亲的协议权益要求二七区政府履行协议。虽然时某某曾与安置指挥部签订了另一份安置协议，但另一协议系基于时某某的家庭占有使用另一宅基地的事实而签订的，其母亲与时某某一家并不在同一户口中，二七区政府提出其母亲与安置指挥部签订的行政协议违背一户一宅的理由不能成立，该理由不足以认定案涉行政协议存在无效情形。案涉安置补偿协议在签订过程中，二七区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应已了解案涉房屋及宅基地情况和相关补偿规定，双方在协议中对案涉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已经进行了确认。且二七区政府仅通知时明强纠正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但未行使行政协议解除权，又履行了包括支付部分过渡费等协议约定的义务。现二七区政府以涉案协议违背一户一宅、子女随父母不能单独为户为由，在未对该协议依法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单方停止支付剩余的过渡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审法院判决二七区政府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鸿达
审判员 李小梅
审判员 仝 蕾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慧
书记员 王宁
京尹律师提醒：相关法规为被征收人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身边有人在拆迁中权益受到损害时，拆迁户应第一时间寻求法律帮助，把握维权黄金时间，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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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一般而言，未约定履行期限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在当事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行政机关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2.在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中，可将行政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和依据进行审查。既要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要与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行政协议存在重大、明显违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相关条款才能确认无效，不作为履行行政协议的依据，否则应当认可行政协议的效力。本案村民因继承其父母的补偿安置权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与其母亲生前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案涉安置协议在签订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应已了解案涉房屋及宅基地情况和相关补偿规定，虽然该村民曾与行政机关签订了另一份安置协议，但另一协议系基于其家庭占有使用另一宅基地的事实而签订的，村民与其父母并不在同一户口中，行政机关提出案涉安置协议违背一户一宅的理由不能成立，该理由不足以认定案涉协议存在无效情形。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政通路**。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时某某，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马寨镇刘胡垌村**。
再审申请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因时明强诉其不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28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二七区政府申请再审称：
1.时某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起诉。一、二审法院虽查明了该事实，却予以回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时某某要求继续履行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及拆迁安置补偿办法“一户一宅”、“子随父母、不能单独为户”的强制性规定。
3.涉案协议为行政协议，双方在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再审申请人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行使行政优益权。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对本案再审，驳回时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时某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二七区政府称时某某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该条文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
本案再审申请人时某某母亲（已去世）于2013年10月30日与二七区政府设立的二七区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签订了《马寨镇合村并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某某于2018年6月19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履行该行政协议。故本案系要求履行行政协议的案件，应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般而言，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二七区政府于2016年4月29日给时明强下达了纠错通知单，此时时某某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日起，时某某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另时某某曾于2017年8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该案终审裁定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相关诉讼期间应予扣除。因此，时某某于2018年6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二七区政府认为行政协议不应履行问题，本院认为，在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中，可将行政协议作为主要证据和依据进行审查。既要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要与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行政协议存在重大、明显违法，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时，相关条款才能确认无效，不作为履行行政协议的依据，否则应当认可行政协议的效力。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审查，既要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亦可在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本案中，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是二七区政府在实施××合村并城拆迁改造过程中，与时某某母亲经过充分协商自愿签订的行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时某某的母亲（已去世）生前与安置指挥部签订了安置协议，本案时明强继承其母亲的协议权益要求二七区政府履行协议。虽然时某某曾与安置指挥部签订了另一份安置协议，但另一协议系基于时某某的家庭占有使用另一宅基地的事实而签订的，其母亲与时某某一家并不在同一户口中，二七区政府提出其母亲与安置指挥部签订的行政协议违背一户一宅的理由不能成立，该理由不足以认定案涉行政协议存在无效情形。案涉安置补偿协议在签订过程中，二七区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应已了解案涉房屋及宅基地情况和相关补偿规定，双方在协议中对案涉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已经进行了确认。且二七区政府仅通知时明强纠正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但未行使行政协议解除权，又履行了包括支付部分过渡费等协议约定的义务。现二七区政府以涉案协议违背一户一宅、子女随父母不能单独为户为由，在未对该协议依法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单方停止支付剩余的过渡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审法院判决二七区政府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鸿达
审判员 李小梅
审判员 仝 蕾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慧
书记员 王宁
京尹律师提醒：相关法规为被征收人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身边有人在拆迁中权益受到损害时，拆迁户应第一时间寻求法律帮助，把握维权黄金时间，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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