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犯的罪，从古到今只有他一人。他一个人是一个罪名，可谓是千古唯一。
这个罪名叫“古稀罪”，这个人是当时的大理寺卿尹嘉诠。本来，年老的他已可以安安心心颐养天年，只可惜，一时糊涂竟亲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古稀是七十岁的意思，在乾隆七十岁的时候曾自封为“古稀老人”。
那么，尹嘉铨为什么又因古稀罪而被处死？这个古稀罪又是什么罪名呢？
乾隆46年时，乾隆巡五台山返京途中，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铨一心想参加接驾盛典，可却苦于名单中没有自己名字。他想到一个办法：于是草拟了奏折，一是给父亲尹会一奏请谥号，二是从祀孔子庙。
尹嘉铨在大清朝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乾隆元年由举人授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位列九卿之一。
尹嘉铨以为这样既可博个孝子的名声，还能让皇上注意到自己，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乾隆看到他的奏折后十分恼怒：“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这种结果，一般人自该反省不敢再造次。但是尹嘉铨仍坚持请奏。乾隆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随即下令除去尹嘉铨顶戴，交刑部审讯。
为附和乾隆心意，办案人员在查抄的书籍中抠字眼。倒如尹嘉铨称他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为“孔门四子”，称父母死为“薨”……先后发现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https://t.cn/Rx10f5e
这个罪名叫“古稀罪”，这个人是当时的大理寺卿尹嘉诠。本来，年老的他已可以安安心心颐养天年，只可惜，一时糊涂竟亲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古稀是七十岁的意思，在乾隆七十岁的时候曾自封为“古稀老人”。
那么，尹嘉铨为什么又因古稀罪而被处死？这个古稀罪又是什么罪名呢？
乾隆46年时，乾隆巡五台山返京途中，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铨一心想参加接驾盛典，可却苦于名单中没有自己名字。他想到一个办法：于是草拟了奏折，一是给父亲尹会一奏请谥号，二是从祀孔子庙。
尹嘉铨在大清朝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乾隆元年由举人授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位列九卿之一。
尹嘉铨以为这样既可博个孝子的名声，还能让皇上注意到自己，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乾隆看到他的奏折后十分恼怒：“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这种结果，一般人自该反省不敢再造次。但是尹嘉铨仍坚持请奏。乾隆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随即下令除去尹嘉铨顶戴，交刑部审讯。
为附和乾隆心意，办案人员在查抄的书籍中抠字眼。倒如尹嘉铨称他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为“孔门四子”，称父母死为“薨”……先后发现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https://t.cn/Rx10f5e
第一万条留给苏老爷和朝云小姐姐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的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相传，这个王朝云不但是苏轼的红粉知己，还是苏门弟子秦观的暗恋对象。秦观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据说就是为王朝云所写。苏轼是个明白人，看出来秦观的心意，就示意王朝云，要求秦观为其填词。据《苕溪鱼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记载：“东坡曾令朝云乞诗于秦观，秦观作《南歌子》词以赠，秦观词题作《赠东坡侍妾朝云》。”这首《南歌子》如此写道：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
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
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林语堂写苏轼时，最动情的就是写到他和王朝云的忘年恋。林语堂说:“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殢人娇·赠朝云》
这个“维摩”就是苏轼对王朝云的雅称。据林语堂记载，相传:“释迎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争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王朝云是苏轼流落时的慰藉，温存他那被雾霾笼罩的沮丧内心，他们在惠州如同神仙眷侣，修小屋，种树苗，苏轼那屋子取名为“白鹤居”，他在旁边的空地上，先后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楷杷树、桧树和桅子树，他和知己云雨恩爱，甚至琢磨起长生之术，只是，人在造化面前，毕竟过于渺小了，当苏轼好不容易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重重一击。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王朝云染上瘟疫而死，时年三十四岁，此时，苏轼到惠州不过两年。
时人记载：朝云一生向佛，临终前，她执着苏轼的手诵《金刚经》四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象梦幻泡影，又象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亲笔为她写下《墓志铭》，铭文道：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惠州民间传说：“王朝云葬后第三天，惠州突起暴风骤雨。次日早晨，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去探墓，发现墓的东南侧有五个巨人脚印，于是再设道场，为之祭奠，并因此写下《惠州荐朝云疏》。”其中说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王朝云死后，苏轼又先后写下了《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和《题栖禅院》，悼念这位他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并亲手写下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的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相传，这个王朝云不但是苏轼的红粉知己，还是苏门弟子秦观的暗恋对象。秦观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据说就是为王朝云所写。苏轼是个明白人，看出来秦观的心意，就示意王朝云，要求秦观为其填词。据《苕溪鱼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记载：“东坡曾令朝云乞诗于秦观，秦观作《南歌子》词以赠，秦观词题作《赠东坡侍妾朝云》。”这首《南歌子》如此写道：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
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
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林语堂写苏轼时，最动情的就是写到他和王朝云的忘年恋。林语堂说:“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殢人娇·赠朝云》
这个“维摩”就是苏轼对王朝云的雅称。据林语堂记载，相传:“释迎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争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王朝云是苏轼流落时的慰藉，温存他那被雾霾笼罩的沮丧内心，他们在惠州如同神仙眷侣，修小屋，种树苗，苏轼那屋子取名为“白鹤居”，他在旁边的空地上，先后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楷杷树、桧树和桅子树，他和知己云雨恩爱，甚至琢磨起长生之术，只是，人在造化面前，毕竟过于渺小了，当苏轼好不容易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重重一击。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王朝云染上瘟疫而死，时年三十四岁，此时，苏轼到惠州不过两年。
时人记载：朝云一生向佛，临终前，她执着苏轼的手诵《金刚经》四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象梦幻泡影，又象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亲笔为她写下《墓志铭》，铭文道：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惠州民间传说：“王朝云葬后第三天，惠州突起暴风骤雨。次日早晨，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去探墓，发现墓的东南侧有五个巨人脚印，于是再设道场，为之祭奠，并因此写下《惠州荐朝云疏》。”其中说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王朝云死后，苏轼又先后写下了《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和《题栖禅院》，悼念这位他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并亲手写下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论语‖晓日篇第二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译文‖
周朝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我虽然有至亲，却不如有仁德之人。百姓如果有罪过，应该由我来担承。”
检验并审定度量衡，修复已废弃的机关工作，全国的政令就都会通行了。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心悦诚服了。
钱穆‖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赉，赐予义。言周家受天大赐，富于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或说：武王克商，大封于庙，建国授土，皆善人也。是富犹言是贵。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至义。亲，近义。周亲不如仁人，文武用心如此，故能特富于善人。或说封王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以周亲为管、蔡，仁人为箕、微。今皆不从。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武王袭用商汤语。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汉书·历律志》：“周衰失政，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云云”，是汉儒认此下乃孔子语。承于尧、舜、禹、汤、武王之后，如孔子得行王道于天下，将如下云云也。权，秤也。量，斗斛。法度者，一说：度，丈尺，一字未足成句，故配以法字。一说：法度即律度。律谓十二律，度谓丈尺。后凡定制有限节者皆称法度。废官者，旧官有废，更修立之。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此亦孔子陈帝王之法语。兴灭国，如周初封建，立黄帝、尧、舜、夏、商之后是也。继绝世，谓贤人世绝不祀，为之立后，使仍得享祀也。举逸民，谓才行超特不仕者，举而授之官爵也。
所重民食、丧、祭：或说：民、食、丧、祭四者民为首，民以食为天，故重食。重丧以尽哀，重祭以致敬。重食，重在生民。重丧、祭，则由生及死，由今溯往，民生于是见悠久。或说：民食连文，是一事，与丧、祭为三事，当从之。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此《阳货》篇孔子告子张问仁语，上脱恭则不侮四字。又公则说三字，子张问仁章无之。或说：公字不见于《论语》，下至庄老之书始屡言之。据子张问仁章有“惠则足以使人”，公字疑当作惠。
《论语》编集孔子言行，至《微子》篇已讫。《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而以子贡之称道孔子四章殿其后，《论语》之书，可谓至此已竟。本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而又以孔子之言继之，自谨权量审法度以下，汉儒即以为是孔子之言，陈后王之法，因说此篇乃《论语》之后序，犹《孟子》之书亦以历叙尧、舜、汤、文、孔子之相承作全书之后序也。然此章全不著子曰字，是否孔子语，尚不可知。或谓此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殊无证。《泰伯》篇末已备载孔子论述尧、舜、禹、文、武之事，他章论尧、舜以下古帝王者尚亦有之，皆已数见，何必此章乃独为孔子常所讽道？且当时诸侯卿大夫及门弟子问政，孔子随而答之，其语散见于《论语》者亦已甚富，安见此章谨权量审法度以下乃为孔子陈后王之法，若其他各篇所记，反是零碎偶尔之辞，而此章所云始是孔子毕生抱负所在，而综括最举其纲要，此亦未必然。且孔子自云：“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舍吾其谁。”又曰：“吾久已不复梦见周公。”是孔子以文王、周公之道统自任，确已情见乎辞矣。若此章远溯上古，历叙尧、舜、禹、汤、武王而承以孔子自陈后王之法，则若孔子之意，乃以王者自任，此恐自战国晚年荀卿之徒，始有此等想像。孟子已言王天下，然尚不以孔子当王者。《论语》只言“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证孔子生时，其心中仅欲复兴周道，未尝有继尧、舜、禹、汤、文、武以新王自任之意。其弟子门人，亦从未以王者视孔子，此证之《论语》而可知。故疑此章乃战国末年人意见，上承荀子尊孔子为后王而来，又慕效《孟子》书末章而以己意附此于《论语》之末。或疑此章多有脱佚，似亦不然。盖此章既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门弟子之语，而自尧、舜、禹、汤而至武王，终以孔子，其次序有条不紊，其为全书后序而出于编订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殆可无疑。又此章下接子张问于孔子曰，体例甚不类。《汉书· 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篇，当是古《论语》即以此下子张问一章为另一《子张》篇，则《尧曰》篇实即以此章为一篇。体例正与《乡党》篇相同，亦只以一章为一篇。如是则上下论最后一篇均不分章，下论《尧曰》篇乃仿上论《乡党》篇之例而为之。
又按：此章末，“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数语，已见《阳货》篇子张问仁章。惟《阳货》篇以子张问仁横隔于公山佛肸连类并载之间，显见不伦。且《论语》载孔子答弟子问，皆仅称“子曰”， 独《阳货》篇子张问，及本篇下章子张问，皆称“孔子曰”，别成一体。或说：《阳货》篇子张问仁章原在古论《子张》篇之首，当是此两子张问合为一篇。而本章“宽则得众”数语，则为脱乱不尽之文，与上文不相蒙。后人谓《论语》后十篇多有脱误是也。今据此再为推说，或此两章裒集在后，故辞例不能与全书一律，而《鲁论》、《齐论》均以此两章附入《尧曰》篇合为一篇，为《论语》之旧。因上论下论各自十篇，不应下论独增一篇。又疑尧曰一章，或出自子张氏之儒之所为，故以所记子张问两章附于后。而古论乃将子张问两章分出别为一篇，不知何时子张问仁一章又误移入《阳货》篇中，而又于尧曰章末再出“宽则得众”数语，而“惠则足以使人”，又误成“公则说”三字。
今按《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门七十子后学讨论会集而成此书，厥功大矣。独此最后《尧日》一篇，章节之间，多留罅缝。又后有伪造古文《尚书》者，复剿窃尧曰章语以散人其所造《大禹漠》、《汤誓》、《泰誓》、《武成》等篇，后儒又转据伪尚书以说《论语》此章，于是疑辨遂滋，定论难求，实为此书一大缺点，亦千古一大憾事。因不惮辞费，采酌众说，详订之如此，然亦不知其果然与否。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译文‖
周朝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我虽然有至亲，却不如有仁德之人。百姓如果有罪过，应该由我来担承。”
检验并审定度量衡，修复已废弃的机关工作，全国的政令就都会通行了。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心悦诚服了。
钱穆‖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赉，赐予义。言周家受天大赐，富于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或说：武王克商，大封于庙，建国授土，皆善人也。是富犹言是贵。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至义。亲，近义。周亲不如仁人，文武用心如此，故能特富于善人。或说封王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以周亲为管、蔡，仁人为箕、微。今皆不从。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武王袭用商汤语。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汉书·历律志》：“周衰失政，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云云”，是汉儒认此下乃孔子语。承于尧、舜、禹、汤、武王之后，如孔子得行王道于天下，将如下云云也。权，秤也。量，斗斛。法度者，一说：度，丈尺，一字未足成句，故配以法字。一说：法度即律度。律谓十二律，度谓丈尺。后凡定制有限节者皆称法度。废官者，旧官有废，更修立之。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此亦孔子陈帝王之法语。兴灭国，如周初封建，立黄帝、尧、舜、夏、商之后是也。继绝世，谓贤人世绝不祀，为之立后，使仍得享祀也。举逸民，谓才行超特不仕者，举而授之官爵也。
所重民食、丧、祭：或说：民、食、丧、祭四者民为首，民以食为天，故重食。重丧以尽哀，重祭以致敬。重食，重在生民。重丧、祭，则由生及死，由今溯往，民生于是见悠久。或说：民食连文，是一事，与丧、祭为三事，当从之。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此《阳货》篇孔子告子张问仁语，上脱恭则不侮四字。又公则说三字，子张问仁章无之。或说：公字不见于《论语》，下至庄老之书始屡言之。据子张问仁章有“惠则足以使人”，公字疑当作惠。
《论语》编集孔子言行，至《微子》篇已讫。《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而以子贡之称道孔子四章殿其后，《论语》之书，可谓至此已竟。本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而又以孔子之言继之，自谨权量审法度以下，汉儒即以为是孔子之言，陈后王之法，因说此篇乃《论语》之后序，犹《孟子》之书亦以历叙尧、舜、汤、文、孔子之相承作全书之后序也。然此章全不著子曰字，是否孔子语，尚不可知。或谓此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殊无证。《泰伯》篇末已备载孔子论述尧、舜、禹、文、武之事，他章论尧、舜以下古帝王者尚亦有之，皆已数见，何必此章乃独为孔子常所讽道？且当时诸侯卿大夫及门弟子问政，孔子随而答之，其语散见于《论语》者亦已甚富，安见此章谨权量审法度以下乃为孔子陈后王之法，若其他各篇所记，反是零碎偶尔之辞，而此章所云始是孔子毕生抱负所在，而综括最举其纲要，此亦未必然。且孔子自云：“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舍吾其谁。”又曰：“吾久已不复梦见周公。”是孔子以文王、周公之道统自任，确已情见乎辞矣。若此章远溯上古，历叙尧、舜、禹、汤、武王而承以孔子自陈后王之法，则若孔子之意，乃以王者自任，此恐自战国晚年荀卿之徒，始有此等想像。孟子已言王天下，然尚不以孔子当王者。《论语》只言“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证孔子生时，其心中仅欲复兴周道，未尝有继尧、舜、禹、汤、文、武以新王自任之意。其弟子门人，亦从未以王者视孔子，此证之《论语》而可知。故疑此章乃战国末年人意见，上承荀子尊孔子为后王而来，又慕效《孟子》书末章而以己意附此于《论语》之末。或疑此章多有脱佚，似亦不然。盖此章既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门弟子之语，而自尧、舜、禹、汤而至武王，终以孔子，其次序有条不紊，其为全书后序而出于编订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殆可无疑。又此章下接子张问于孔子曰，体例甚不类。《汉书· 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篇，当是古《论语》即以此下子张问一章为另一《子张》篇，则《尧曰》篇实即以此章为一篇。体例正与《乡党》篇相同，亦只以一章为一篇。如是则上下论最后一篇均不分章，下论《尧曰》篇乃仿上论《乡党》篇之例而为之。
又按：此章末，“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数语，已见《阳货》篇子张问仁章。惟《阳货》篇以子张问仁横隔于公山佛肸连类并载之间，显见不伦。且《论语》载孔子答弟子问，皆仅称“子曰”， 独《阳货》篇子张问，及本篇下章子张问，皆称“孔子曰”，别成一体。或说：《阳货》篇子张问仁章原在古论《子张》篇之首，当是此两子张问合为一篇。而本章“宽则得众”数语，则为脱乱不尽之文，与上文不相蒙。后人谓《论语》后十篇多有脱误是也。今据此再为推说，或此两章裒集在后，故辞例不能与全书一律，而《鲁论》、《齐论》均以此两章附入《尧曰》篇合为一篇，为《论语》之旧。因上论下论各自十篇，不应下论独增一篇。又疑尧曰一章，或出自子张氏之儒之所为，故以所记子张问两章附于后。而古论乃将子张问两章分出别为一篇，不知何时子张问仁一章又误移入《阳货》篇中，而又于尧曰章末再出“宽则得众”数语，而“惠则足以使人”，又误成“公则说”三字。
今按《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门七十子后学讨论会集而成此书，厥功大矣。独此最后《尧日》一篇，章节之间，多留罅缝。又后有伪造古文《尚书》者，复剿窃尧曰章语以散人其所造《大禹漠》、《汤誓》、《泰誓》、《武成》等篇，后儒又转据伪尚书以说《论语》此章，于是疑辨遂滋，定论难求，实为此书一大缺点，亦千古一大憾事。因不惮辞费，采酌众说，详订之如此，然亦不知其果然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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