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说南京# 志说南京 | 悠悠千载 烟雨固城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历史趣闻#【汉匈战争史上汉军最离奇的惨败！】#v光新星#
在汉匈百年战争史上，在汉武帝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匈奴汗国的时代，一支装备精良、具有极高战斗力的汉军精锐骑兵部队初战告捷后，却在匈奴骑兵再度进攻时，尚未接战，便主动弃械投降。这也许是汉军最离奇的一次惨败了。那么，这队汉军为何会选择不战而降呢？
公元前105年，匈奴汗国发生了件大事：老单于乌维去世，儿子詹师庐继位，因为年少，号儿单于。儿单于性情凶暴，好杀伐，其身边的亲贵臣子多有不满。而这一年冬天，天降大雪，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许多牲口都被冻死。生活如此艰难，人心思变，于是，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降汉，并遣人密报汉廷称，只要有汉军前来接应，自己便立马起事。
汉武帝获此消息喜出望外，多年的夙愿——让整个匈奴汗国对自己俯首称臣——即将成真。于是，汉武帝令因杅将军公孙敖于塞外修筑受降城，等待匈奴左大都尉举事来降。这还不够，第二年春天，汉武帝又派遣浞野侯赵破奴领两万骑兵出朔方。
赵破奴乃太原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员名将。他幼时曾在匈奴境内流浪，所以非常熟悉匈奴的地形，归汉后从军征战。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赵破奴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军，因战功卓著受封从骠侯。后因向皇帝献金成色不足而失侯。元封三年(前108年)，他仅率七百轻骑便攻破楼兰国，生擒楼兰王，后迅疾北上，大破车师国，大汉军威自此威震西域。赵破奴也因此战之功再度封侯，受封浞野侯。
如今，赵破奴领军出塞后，向匈奴腹地挺进两千余里，直到浚稽山，准备接应即将发动兵变的匈奴左大都尉。然而，左大都尉的谋逆之举被儿单于发现，他先发制人诛杀左大都尉，并发兵袭杀赵破奴军。
冰雪覆盖的漠北草原上，汉军和匈奴骑兵短兵相接，汉军大获全胜，杀虏匈奴数千人。儿单于大怒，当即增兵至八万，将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重重包围。不过，对赵破奴军来说，匈奴即便八万之多也并非致命的威胁。
从装备上来说，汉王朝的冶铁技术远远超过匈奴，铁制的强弓硬弩广泛装配部队，更兼专门为骑兵打造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铁刀让汉军骑兵无论在马上、马下，在与匈奴的弓箭弯刀的交锋中都所向披靡。
再说单兵素质。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征伐四夷的战争状态中，更为应对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西汉王朝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精于骑射、力能扼虎的兵卒。汉军的整体军事素质，特别是骑兵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今的汉军对阵匈奴，有着以一敌五之勇。
即便是汉军的马匹也比匈奴战马更为健壮。匈奴人的战马一般是在草原上自由放养，然而，经历了一冬的冻饿，战马都处于瘦饿的疲态之中。汉军的战马则是马厩粟米喂养，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匹匹膘肥体壮。
更为重要的是，受困地距离汉军屯守的受降城仅四百里地，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即能赶到。所以，只要稍事休整，赵破奴的军队杀出重围并非难事，甚至大败匈奴军队，生擒匈奴单于，建立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情在此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赵破奴军受困处无水。熟悉匈奴地形的赵破奴趁夜带亲随出营找水，却遇到了匈奴的斥候(侦查)部队，奋力搏杀之后，寡不敌众，竟被生擒。儿单于大喜，急忙挥军攻击汉军。
此时，赵破奴麾下的诸领兵校尉不免焦头烂额，倒不是因为失了主帅不知如何应战，而是因为依据汉律，大军失了主帅，全军受罚，诸领兵校尉更会被诛杀。无奈之下，被围两万汉军只得全军投降。《汉书.匈奴传》是这样记录的：“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
这是一段让后世之人读来，颇感荒诞的历史。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并非不能力战，而且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远，却甘愿投降敌军，也不敢突出重围，去面对自己国家的律法。
军法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文明进程形影相随的，却是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来约束士兵。春秋以前我国尚无成文法，所以，也不可能有军法。这个时候的部队出征前，多采用战争誓言的方式，由国君当众宣布，违背者需接受处罚。
比较完整的军事立法始于战国时期秦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法以及军事法律，比如《商君书》中的“军功授爵”、“军人什伍连坐”等。汉代的军事法律自汉初已有。《汉书.高帝纪》中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的记录。韩信所制定的“军法”，应该就是后来在战争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法律条文，包括本文所述的导致这次汉军全军投降离奇惨败的律法亦当源于此。
汉代的军法所规定的军事犯罪种类主要有：叛乱罪，乏军兴罪，失职罪，违令罪，亡将亡卒罪，降敌罪，逗留、畏懦和失期罪，临阵逃亡罪，喧哗罪，增功冒赏罪等。
导致这次汉军惨败的，便是这条“亡将亡卒罪”。根据《汉书》记载：“军吏畏亡将而诛……”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死罪。大军失了主帅，哪怕军队能够保全，将士们能够平安返回汉边，至少军中的各级军官都会依照军法被处以死刑。所以，军官们才会一致决定投降。
军队需要有铁的纪律，但如果把铁的纪律演化成没有基本的人性考量，那它就等同于颟顸，其功效只能适得其反。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因为惧怕“亡将罪”投降了匈奴;汉将李陵在箭尽路绝之际不得不投降匈奴，犯了“降敌罪”竟导致母弟妻儿全族被屠。当然，最糟糕的结果在《史记.陈涉世家》里。“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陈胜、吴广干脆揭竿而起，拉开了颠覆暴秦的序幕。
在汉匈百年战争史上，在汉武帝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匈奴汗国的时代，一支装备精良、具有极高战斗力的汉军精锐骑兵部队初战告捷后，却在匈奴骑兵再度进攻时，尚未接战，便主动弃械投降。这也许是汉军最离奇的一次惨败了。那么，这队汉军为何会选择不战而降呢？
公元前105年，匈奴汗国发生了件大事：老单于乌维去世，儿子詹师庐继位，因为年少，号儿单于。儿单于性情凶暴，好杀伐，其身边的亲贵臣子多有不满。而这一年冬天，天降大雪，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许多牲口都被冻死。生活如此艰难，人心思变，于是，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降汉，并遣人密报汉廷称，只要有汉军前来接应，自己便立马起事。
汉武帝获此消息喜出望外，多年的夙愿——让整个匈奴汗国对自己俯首称臣——即将成真。于是，汉武帝令因杅将军公孙敖于塞外修筑受降城，等待匈奴左大都尉举事来降。这还不够，第二年春天，汉武帝又派遣浞野侯赵破奴领两万骑兵出朔方。
赵破奴乃太原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员名将。他幼时曾在匈奴境内流浪，所以非常熟悉匈奴的地形，归汉后从军征战。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赵破奴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军，因战功卓著受封从骠侯。后因向皇帝献金成色不足而失侯。元封三年(前108年)，他仅率七百轻骑便攻破楼兰国，生擒楼兰王，后迅疾北上，大破车师国，大汉军威自此威震西域。赵破奴也因此战之功再度封侯，受封浞野侯。
如今，赵破奴领军出塞后，向匈奴腹地挺进两千余里，直到浚稽山，准备接应即将发动兵变的匈奴左大都尉。然而，左大都尉的谋逆之举被儿单于发现，他先发制人诛杀左大都尉，并发兵袭杀赵破奴军。
冰雪覆盖的漠北草原上，汉军和匈奴骑兵短兵相接，汉军大获全胜，杀虏匈奴数千人。儿单于大怒，当即增兵至八万，将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重重包围。不过，对赵破奴军来说，匈奴即便八万之多也并非致命的威胁。
从装备上来说，汉王朝的冶铁技术远远超过匈奴，铁制的强弓硬弩广泛装配部队，更兼专门为骑兵打造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铁刀让汉军骑兵无论在马上、马下，在与匈奴的弓箭弯刀的交锋中都所向披靡。
再说单兵素质。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征伐四夷的战争状态中，更为应对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西汉王朝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精于骑射、力能扼虎的兵卒。汉军的整体军事素质，特别是骑兵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今的汉军对阵匈奴，有着以一敌五之勇。
即便是汉军的马匹也比匈奴战马更为健壮。匈奴人的战马一般是在草原上自由放养，然而，经历了一冬的冻饿，战马都处于瘦饿的疲态之中。汉军的战马则是马厩粟米喂养，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匹匹膘肥体壮。
更为重要的是，受困地距离汉军屯守的受降城仅四百里地，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即能赶到。所以，只要稍事休整，赵破奴的军队杀出重围并非难事，甚至大败匈奴军队，生擒匈奴单于，建立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情在此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赵破奴军受困处无水。熟悉匈奴地形的赵破奴趁夜带亲随出营找水，却遇到了匈奴的斥候(侦查)部队，奋力搏杀之后，寡不敌众，竟被生擒。儿单于大喜，急忙挥军攻击汉军。
此时，赵破奴麾下的诸领兵校尉不免焦头烂额，倒不是因为失了主帅不知如何应战，而是因为依据汉律，大军失了主帅，全军受罚，诸领兵校尉更会被诛杀。无奈之下，被围两万汉军只得全军投降。《汉书.匈奴传》是这样记录的：“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
这是一段让后世之人读来，颇感荒诞的历史。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并非不能力战，而且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远，却甘愿投降敌军，也不敢突出重围，去面对自己国家的律法。
军法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文明进程形影相随的，却是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来约束士兵。春秋以前我国尚无成文法，所以，也不可能有军法。这个时候的部队出征前，多采用战争誓言的方式，由国君当众宣布，违背者需接受处罚。
比较完整的军事立法始于战国时期秦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法以及军事法律，比如《商君书》中的“军功授爵”、“军人什伍连坐”等。汉代的军事法律自汉初已有。《汉书.高帝纪》中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的记录。韩信所制定的“军法”，应该就是后来在战争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法律条文，包括本文所述的导致这次汉军全军投降离奇惨败的律法亦当源于此。
汉代的军法所规定的军事犯罪种类主要有：叛乱罪，乏军兴罪，失职罪，违令罪，亡将亡卒罪，降敌罪，逗留、畏懦和失期罪，临阵逃亡罪，喧哗罪，增功冒赏罪等。
导致这次汉军惨败的，便是这条“亡将亡卒罪”。根据《汉书》记载：“军吏畏亡将而诛……”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死罪。大军失了主帅，哪怕军队能够保全，将士们能够平安返回汉边，至少军中的各级军官都会依照军法被处以死刑。所以，军官们才会一致决定投降。
军队需要有铁的纪律，但如果把铁的纪律演化成没有基本的人性考量，那它就等同于颟顸，其功效只能适得其反。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因为惧怕“亡将罪”投降了匈奴;汉将李陵在箭尽路绝之际不得不投降匈奴，犯了“降敌罪”竟导致母弟妻儿全族被屠。当然，最糟糕的结果在《史记.陈涉世家》里。“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陈胜、吴广干脆揭竿而起，拉开了颠覆暴秦的序幕。
【#历史冷知识# 乾隆皇帝为何偏爱下江南】
公元1751年2月8日，清高宗乾隆踏上了首次南巡之旅，此后更是数次南下，共达六次，史称“乾隆下江南”。乾隆的南巡，并非平白无故，而是仿效视察民间，同样也下过六次江南的爷爷康熙。不过，除了带着政治任务参访以外，乾隆抱有更多玩兴，想要游历河山，大饱眼福，这才有了戏说乾隆的电视剧，把“下江南”添油加醋成许多故事。
然而，既然康熙也曾有过南巡，为什么我们只对“乾隆下江南”相对熟悉，甚至当作清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呢？
其实，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出巡便成为自古帝王宣示皇权的方式。比如，唐太宗与武则天都曾经东巡，南巡的皇帝，则有隋炀帝、宋仁宗与明武宗等人。就连国外的拿破仑、亚历山大、凯撒等，也有过出巡。而康熙与乾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下江南”的次数高居首位。
在这个PK榜上，本来乾隆有机会能领先康熙，成为第一，但康熙一直是他心中的榜样，因此他不愿意打破康熙创下的纪录。只是，同样南巡六次，乾隆下江南一事，可能更广为人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乾隆每次南巡排场都很大，对接驾的官员都会论功行赏，因此地方纷纷大兴土木，修建行宫，并且每次出巡，都会耗费四到五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出巡时间大抵在百日上下的康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于是，不想而知，乾隆南巡必定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其次，乾隆的出巡，留给野史不少讨论的空间。比如，出巡六次之中，就有四次住在了海宁陈阁老家，于是晚清天嘏所写的野史《满清外史》就展开了议论，说乾隆其实是陈阁老的儿子，也影响了金庸《书剑恩仇录》故事的诞生。
在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男主角陈家洛是乾隆的亲兄弟，同是陈阁老的儿子
然而，康熙出巡也曾四度住在曹寅家，为何就不足以招来热议呢？这是因为康熙与曹寅的关系，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曹寅不仅是康熙奶娘的儿子，也是康熙安排在江宁织造厂的“间谍”，两人关系亲近，南巡途中“借住”一番，顺理成章。但陈阁老是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乾隆元年便已逝世，难见其与乾隆的交情，而他的海宁老宅却成为日后皇帝出巡的必居之地，怎么不让人想入非非？
此外，乾隆身具才情，众所皆知，而比起康熙，他的出巡更有游山玩水的性质，因此《清稗类钞》与《梵天庐丛录》等野史，便给乾隆贴上了风流的标签，让他成为了才貌双全、游戏民间的“高富帅”，俘获许多江南美女的芳心。据传，江南各地所建的“娘娘庙”，也是因应这些故事而来。甚至有传说表示，第四次南巡时，皇后无故遣返回京，而后被废，是因为反对乾隆的风流所致。
这些原因，都让“乾隆下江南”有了独一无二的魅力，比更早的“康熙下江南”更红，成为了真正的“大IP”，纵使现在有人想要为康熙夺回“下江南”的商标，也是无益。然而，为什么江南如此重要，需要多次巡访呢？
第一，土壤肥沃、川流不息的江南地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命脉，虽自秦汉以来所开凿的漕运，已经能够维持“南粮北调”，但清代初年，黄河、淮河、运河常年溃决，于是进一步开展了黄河的治理工程，因此乾隆出巡时，曾专门视察当时位于江苏清口和洪泽湖的关键工程，以及浙江海塘工程。
第二，江南距京城甚远，一直以来，江南三大织造厂皆为皇帝的耳目，如曹寅、李煦等人，便是康熙安排的“线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皇帝还需不时亲自南巡，才能够更加了解情况。此外，乾隆亦曾加恩江浙一带士绅，除了想提拔知识分子之外，也有拢络汉族民心的目的。
第三，南京属于明朝的陪都，据传，当时有不少明代遗老活动于此，皇帝的出巡能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其实，在康熙、乾隆之时，有不下十余次的“朱三太子案”，即以明朝皇室之后为名，出面“反清复明”，引起骚动，浙江、江苏等地就有几场“朱三太子案”的暴发，因此乾隆南巡时曾特地拜谒明孝陵，或许确有安抚明室的心思。
然而在乾隆之后，清朝再也没有别的皇帝下江南，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乾隆多次出巡，使得国库已然耗尽。《清史稿》中曾记载，乾隆晚年反省他的南巡之举，认为过于劳民伤财，实不该有。而乾隆因缺钱默许和珅出计敛财，亦使得民不聊生，间接导致“白莲教之乱”的爆发，深深影响了清朝的国力。
第二，乾隆逝世之后，嘉道中衰，鸦片战争失败，使得中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的目标，这让皇帝根本无力作任何附庸风雅之事，更何况是巡访江南。
乾隆虽为清朝建立了许多功业，但不少人认为，清朝由盛转衰，始于乾隆，其中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劳民伤财的六次南巡。不过，“乾隆下江南”带来了无数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题材，变成令后人心向往之的风流场景，警醒的意味反而淡了许多，显示出历史的多种面貌。
公元1751年2月8日，清高宗乾隆踏上了首次南巡之旅，此后更是数次南下，共达六次，史称“乾隆下江南”。乾隆的南巡，并非平白无故，而是仿效视察民间，同样也下过六次江南的爷爷康熙。不过，除了带着政治任务参访以外，乾隆抱有更多玩兴，想要游历河山，大饱眼福，这才有了戏说乾隆的电视剧，把“下江南”添油加醋成许多故事。
然而，既然康熙也曾有过南巡，为什么我们只对“乾隆下江南”相对熟悉，甚至当作清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呢？
其实，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出巡便成为自古帝王宣示皇权的方式。比如，唐太宗与武则天都曾经东巡，南巡的皇帝，则有隋炀帝、宋仁宗与明武宗等人。就连国外的拿破仑、亚历山大、凯撒等，也有过出巡。而康熙与乾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下江南”的次数高居首位。
在这个PK榜上，本来乾隆有机会能领先康熙，成为第一，但康熙一直是他心中的榜样，因此他不愿意打破康熙创下的纪录。只是，同样南巡六次，乾隆下江南一事，可能更广为人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乾隆每次南巡排场都很大，对接驾的官员都会论功行赏，因此地方纷纷大兴土木，修建行宫，并且每次出巡，都会耗费四到五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出巡时间大抵在百日上下的康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于是，不想而知，乾隆南巡必定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其次，乾隆的出巡，留给野史不少讨论的空间。比如，出巡六次之中，就有四次住在了海宁陈阁老家，于是晚清天嘏所写的野史《满清外史》就展开了议论，说乾隆其实是陈阁老的儿子，也影响了金庸《书剑恩仇录》故事的诞生。
在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男主角陈家洛是乾隆的亲兄弟，同是陈阁老的儿子
然而，康熙出巡也曾四度住在曹寅家，为何就不足以招来热议呢？这是因为康熙与曹寅的关系，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曹寅不仅是康熙奶娘的儿子，也是康熙安排在江宁织造厂的“间谍”，两人关系亲近，南巡途中“借住”一番，顺理成章。但陈阁老是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乾隆元年便已逝世，难见其与乾隆的交情，而他的海宁老宅却成为日后皇帝出巡的必居之地，怎么不让人想入非非？
此外，乾隆身具才情，众所皆知，而比起康熙，他的出巡更有游山玩水的性质，因此《清稗类钞》与《梵天庐丛录》等野史，便给乾隆贴上了风流的标签，让他成为了才貌双全、游戏民间的“高富帅”，俘获许多江南美女的芳心。据传，江南各地所建的“娘娘庙”，也是因应这些故事而来。甚至有传说表示，第四次南巡时，皇后无故遣返回京，而后被废，是因为反对乾隆的风流所致。
这些原因，都让“乾隆下江南”有了独一无二的魅力，比更早的“康熙下江南”更红，成为了真正的“大IP”，纵使现在有人想要为康熙夺回“下江南”的商标，也是无益。然而，为什么江南如此重要，需要多次巡访呢？
第一，土壤肥沃、川流不息的江南地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命脉，虽自秦汉以来所开凿的漕运，已经能够维持“南粮北调”，但清代初年，黄河、淮河、运河常年溃决，于是进一步开展了黄河的治理工程，因此乾隆出巡时，曾专门视察当时位于江苏清口和洪泽湖的关键工程，以及浙江海塘工程。
第二，江南距京城甚远，一直以来，江南三大织造厂皆为皇帝的耳目，如曹寅、李煦等人，便是康熙安排的“线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皇帝还需不时亲自南巡，才能够更加了解情况。此外，乾隆亦曾加恩江浙一带士绅，除了想提拔知识分子之外，也有拢络汉族民心的目的。
第三，南京属于明朝的陪都，据传，当时有不少明代遗老活动于此，皇帝的出巡能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其实，在康熙、乾隆之时，有不下十余次的“朱三太子案”，即以明朝皇室之后为名，出面“反清复明”，引起骚动，浙江、江苏等地就有几场“朱三太子案”的暴发，因此乾隆南巡时曾特地拜谒明孝陵，或许确有安抚明室的心思。
然而在乾隆之后，清朝再也没有别的皇帝下江南，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乾隆多次出巡，使得国库已然耗尽。《清史稿》中曾记载，乾隆晚年反省他的南巡之举，认为过于劳民伤财，实不该有。而乾隆因缺钱默许和珅出计敛财，亦使得民不聊生，间接导致“白莲教之乱”的爆发，深深影响了清朝的国力。
第二，乾隆逝世之后，嘉道中衰，鸦片战争失败，使得中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的目标，这让皇帝根本无力作任何附庸风雅之事，更何况是巡访江南。
乾隆虽为清朝建立了许多功业，但不少人认为，清朝由盛转衰，始于乾隆，其中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劳民伤财的六次南巡。不过，“乾隆下江南”带来了无数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题材，变成令后人心向往之的风流场景，警醒的意味反而淡了许多，显示出历史的多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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