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作家singNsong提到的《灭亡后的世界》修订版已经于2月7号开始连载，同时漫画版也在刚刚登陆NAVER webtoon。
新版的《灭亡后的世界》与《全知读者视角》同属于一个宇宙，大概会出现客串角色。
“如果说《全读视》是为了防止世界毁灭而战的读者的物语的话，《灭亡后的世界》就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战的男人的故事。”
ps：漫画版是《我独自升级》的工作室redicestudio和全知漫画的工作室3B2S一起合作的
新版的《灭亡后的世界》与《全知读者视角》同属于一个宇宙，大概会出现客串角色。
“如果说《全读视》是为了防止世界毁灭而战的读者的物语的话，《灭亡后的世界》就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战的男人的故事。”
ps：漫画版是《我独自升级》的工作室redicestudio和全知漫画的工作室3B2S一起合作的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印光法师文钞》（2⃣️）
民国十二年（1923 年）至民国十六年（1926 年）间，该版本又多次添加内容，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先后增广刊行，是为《印光法师文钞•正编》。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印光法师应妙真法师的请求，同意将持国寺主持明道法师偷抄的若干文稿付梓，由德森法师主持出版，此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续编》在内容上增添了念观音益产妇、毒乳杀儿女等知识，是《正编》的续貂之作。在《续编•发刊序》中，印光法师谦称自己“幼失问学，长无所知，文极拙朴，不堪寓目”，但随后又肯定了《续编》的价值：
然其所说，皆取佛经祖语之意，而随机简略说之，不敢妄生意见以误人。又加五十余年之阅历，若肯略其文而取其义，不妨作一直指西归之木标。宜致力于西归，勇往直前，勿以木标恶劣，并西归之路程亦不愿视，则竖标归西，两无所憾矣。（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6 页。）
印光法师去世后，罗鸿涛居士在《弘化月刊》上征求印光法师之遗稿，经七年搜辑，共得到文稿 800 余篇。此外，罗鸿涛早年还曾在丁福保居士处见到印光法师文稿 20 余篇，都是《文钞》正、续编所遗漏的，于是罗鸿涛发心将这些文稿结集在一起收藏，待时出版，是为《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的雏形。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序》中，罗鸿涛对《三编》收集的经过有较详细的描述：
其后偶于丁福保居士处，见师手翰二十余通，皆文钞正续两编未收录者。因念遗稿乃法乳所寄，何可任其散佚，谨录存副本，是为搜辑兹编之嚆矢。师西归后，弘化月刊征求遗稿，纷纷应征，所获颇丰。尤以灵岩妙真和尚，杭州修仑法师悉以所存见示。诸方以手迹或副本见贻者，亦不下四五十人。惨淡搜求，计得书牍近七百通，杂文一百三十篇，其篇幅与增广文钞不相上下，题曰文钞第三编。珍惜藏之，以俟胜缘。果获问世，将大有助净宗之弘扬，与法门之维护。数载钞胥，区区微意，愿将东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共沾法益，同登觉岸云尔。公元一九五 O 年庚寅十一月初四日，老法师圆寂十周年，私淑弟子上虞罗邕鸿涛遂礼恭序。（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2 页。）
《三编》于 1950 年农历 11 月初 4 日正式结集成册，由慧容法师楷书抄写，并由妙真法师、德森法师、窦我存居士审阅校勘。1958 年，罗鸿涛将文钞重新装订成十六册，并目录一册，共十七册。但因故该文稿未能及时付梓。后来，罗鸿涛将《文钞三编》赠送给了妙真法师，妙真法师将其藏于灵岩山寺藏经楼。“十年文化运动”后，频遭破坏的灵岩山寺得以修复。1980 年，当时灵岩山的主持明学法师在藏经楼清刻龙藏橱中发现了罗鸿涛所编的《文钞•三编》的文稿，经和圆拙法师商量后，明学法师决定正式流通《文钞•三编》。1990 年，灵岩山为记念印光去世五十周年，先后重印了《文钞•正编》和《文钞•续编》，并首次出版《文钞•三编》。
《文钞•正编》刚刚出版时，便受到读者的好评。如梁启超赞之曰：“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法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10 页。）。弘一法师称它“是阿伽陀，以疗群疚，契理契机，十方宏覆”（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9 页。）。
《印光法师文钞》的内容丰富，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从通途与特别、自力与他力等角度阐释了净土宗是殊胜的法门。如在《文钞正编•印施极乐图序》中，它概括净土宗有“逊其奇特”的特点：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就当逊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宣挹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归者。偏圆顿渐入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李净通：《乐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上海佛学书局，2000 年，第 1 页。）
《文钞》说净土宗 “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即使是罪人也可以因为修此法门而得到解脱，故又可称其作特别法门。《文钞续编•致阮和卿居士书》有云：
念佛法门，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贤之大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恶之大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或已得三昧，及已断烦恼者，则一得往生，即入大菩萨位。一切法门，皆从此法门流出，一切法门，悉皆还归此法门。（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322 页。）
—— 待续 —— #佛教##佛法看世间##修行##佛学大智慧#
民国十二年（1923 年）至民国十六年（1926 年）间，该版本又多次添加内容，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先后增广刊行，是为《印光法师文钞•正编》。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印光法师应妙真法师的请求，同意将持国寺主持明道法师偷抄的若干文稿付梓，由德森法师主持出版，此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续编》在内容上增添了念观音益产妇、毒乳杀儿女等知识，是《正编》的续貂之作。在《续编•发刊序》中，印光法师谦称自己“幼失问学，长无所知，文极拙朴，不堪寓目”，但随后又肯定了《续编》的价值：
然其所说，皆取佛经祖语之意，而随机简略说之，不敢妄生意见以误人。又加五十余年之阅历，若肯略其文而取其义，不妨作一直指西归之木标。宜致力于西归，勇往直前，勿以木标恶劣，并西归之路程亦不愿视，则竖标归西，两无所憾矣。（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6 页。）
印光法师去世后，罗鸿涛居士在《弘化月刊》上征求印光法师之遗稿，经七年搜辑，共得到文稿 800 余篇。此外，罗鸿涛早年还曾在丁福保居士处见到印光法师文稿 20 余篇，都是《文钞》正、续编所遗漏的，于是罗鸿涛发心将这些文稿结集在一起收藏，待时出版，是为《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的雏形。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序》中，罗鸿涛对《三编》收集的经过有较详细的描述：
其后偶于丁福保居士处，见师手翰二十余通，皆文钞正续两编未收录者。因念遗稿乃法乳所寄，何可任其散佚，谨录存副本，是为搜辑兹编之嚆矢。师西归后，弘化月刊征求遗稿，纷纷应征，所获颇丰。尤以灵岩妙真和尚，杭州修仑法师悉以所存见示。诸方以手迹或副本见贻者，亦不下四五十人。惨淡搜求，计得书牍近七百通，杂文一百三十篇，其篇幅与增广文钞不相上下，题曰文钞第三编。珍惜藏之，以俟胜缘。果获问世，将大有助净宗之弘扬，与法门之维护。数载钞胥，区区微意，愿将东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共沾法益，同登觉岸云尔。公元一九五 O 年庚寅十一月初四日，老法师圆寂十周年，私淑弟子上虞罗邕鸿涛遂礼恭序。（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2 页。）
《三编》于 1950 年农历 11 月初 4 日正式结集成册，由慧容法师楷书抄写，并由妙真法师、德森法师、窦我存居士审阅校勘。1958 年，罗鸿涛将文钞重新装订成十六册，并目录一册，共十七册。但因故该文稿未能及时付梓。后来，罗鸿涛将《文钞三编》赠送给了妙真法师，妙真法师将其藏于灵岩山寺藏经楼。“十年文化运动”后，频遭破坏的灵岩山寺得以修复。1980 年，当时灵岩山的主持明学法师在藏经楼清刻龙藏橱中发现了罗鸿涛所编的《文钞•三编》的文稿，经和圆拙法师商量后，明学法师决定正式流通《文钞•三编》。1990 年，灵岩山为记念印光去世五十周年，先后重印了《文钞•正编》和《文钞•续编》，并首次出版《文钞•三编》。
《文钞•正编》刚刚出版时，便受到读者的好评。如梁启超赞之曰：“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法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10 页。）。弘一法师称它“是阿伽陀，以疗群疚，契理契机，十方宏覆”（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9 页。）。
《印光法师文钞》的内容丰富，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从通途与特别、自力与他力等角度阐释了净土宗是殊胜的法门。如在《文钞正编•印施极乐图序》中，它概括净土宗有“逊其奇特”的特点：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就当逊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宣挹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归者。偏圆顿渐入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李净通：《乐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上海佛学书局，2000 年，第 1 页。）
《文钞》说净土宗 “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即使是罪人也可以因为修此法门而得到解脱，故又可称其作特别法门。《文钞续编•致阮和卿居士书》有云：
念佛法门，乃如来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贤之大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恶之大罪人，亦可预入其中。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若或已得三昧，及已断烦恼者，则一得往生，即入大菩萨位。一切法门，皆从此法门流出，一切法门，悉皆还归此法门。（释印光著述，张育英校注：《印光法师文钞》，第 322 页。）
—— 待续 —— #佛教##佛法看世间##修行##佛学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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