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传统。在前后辈作家的关系方面，传统文学史观历来强调影响关系的积极作用。布鲁姆却反其道而思之，摒弃了“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传统影响观，不再将影响与继承等同起来，反而把它与压抑、焦虑等内在心理相联系。在他看来，一部诗的历史就是一部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家庭罗曼史”，作家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面对文学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两者存在一种对立关系：在时间上具有优势的“父亲”企图压抑和毁灭“儿子”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后辈则始终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处于创作主题和技巧已被前辈用完了的焦虑中，这就是“影响的焦虑”。

一个人多行善事，为何还会灾祸连连?这个故事告诉你的答案!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人姓俞名都，字良臣。读私塾时他与十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等善行，而且他坚持这样的行为已经有很多年了。尽管如此他却参加了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俞都的妻子生有五男四女，四个儿子都早早就夭折了，仅留一男。其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愛。但儿子六岁那年在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四个女儿也死了三个，仅剩一个。妻子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最终导致双目失明。俞都更是终年潦倒、贫穷日急。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

四十岁后，每年腊月将终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疏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这样过了七年之久，没有任何应验。在四十七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俞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服，头发半苍的老人。

進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座，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俞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

俞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俞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疏文。

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疏文也是满纸抱怨的期望，亵渎了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哪。”俞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必录，丝毫不爽。我与同社的诸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哪？”

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诸生动辄用字纸糊房裹物，擦拭桌椅，还因纸有污损就去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家中庖厨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记统。君之语言敏妙，讪谤嘲讽，舌锋所及，怒触鬼神不知有多少；“邪淫”之事虽没做下，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遣，只是无邪缘相成而已！而君却以妄为真、以简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疏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忆往期来、恩仇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

俞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

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意恶，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象种荆棘而期嘉禾，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摒淫、制妒，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虔洁，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進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俞都悟到适才之老人即是司命之灶神，随后焚香叩谢。

第二天大年初一，俞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净意道人，立志祛除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忙闲、不晓人知、不思力继，都躬身親行，事成而止。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

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

这样过了三年，俞都五十岁了，正好是明万历二年。朝廷宰相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俞都。获聘后俞都携妻挈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四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進士。

一日，俞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叫养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十六，俞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的姓氏闾里。”俞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痣还在。俞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

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俞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俞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加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舐其目，其母即双眼复明。俞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疏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俞都，遂其所愿。

俞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力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七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俞都的耕读传统。俞都更是书写了親遇灶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八十有八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俞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事据清代史玉函所编《德育古鉴》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引热议# #哲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篇作文，反正我是看吐了。原文我附在结尾了。

全篇充斥着各种晦涩的词语和佶屈聱牙的哲学引用，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英国G5毕业的哲学硕士，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简直不知所云。哲学家们的棺材板要按不住了。

先抛开思辨性不谈，就单论其引用的哲学语句，我认为他并不理解这些哲学家原本的意思，只是用来炫技而已。

第一句话是：海德格尔的“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

作为一个语文水平还不错，拿过国家级作文奖项的人，这个嚆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且，作为一篇说理议论文，我认为我一个读者，并没有责任去查嚆矢是什么意思。反而作者有必要给我解释清楚什么是嚆矢。

其次，引用的海德格尔的话，没有给出出处和语境上下文。也没有交代这句话在哲学史上的前后联系，也没有解释这句话与题目有什么关系。

最关键的是，很多哲学词汇在哲学家那里的意思，与常人所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

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我思，黑格尔的存在也不是你以为的存在。

海德格尔的“实践”，也与我们理解的实践有很大的不同。实践传统更不是作者笔下的家庭与社会传统。

而且海德格尔也不会突然抛出来一个“实践传统”“此在”而不作任何解释。

后面维特根斯坦的引言，也有同样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究要讲的究竟是“闭嘴保平安”，还是一个语言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作者根本就不知道。

此人对哲学家的处理也颇为跳跃。素材从海德格尔跳到麦金太尔跳到维特根斯坦又跳到卡尔维诺，这几个人的哲学方向是大不相同的，给人的观感很不连贯。

正常来说如果要讲海德格尔，可以与胡塞尔，萨特，或者后来的福柯德里达之流，这几个人是一脉相承的。

不知道此人对于哲学史了解有多少，为什么思维会如此跳跃。不过听说这作文化用了陈嘉映老师的书，也就难怪了。估计是从书里东拼西凑，然后放到作文里。

哲学的问题先讲到这里。

如果这是个文学作品或者随笔，作者这么写当然没问题。

但是以议论文来说，这篇文章行文晦涩，前后逻辑不清晰，没有承前启后，引用有明显知识错误，给读者设置了很大的阅读障碍，我认为是不及格的。

如果在大学的学术科班训练中，写出这样的论文，教授读不懂，会给判很低的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浙江阅卷组会给出满分，还觉得“逻辑严谨，说理到位”，应该是阅卷组的评分标准出现了大问题。

什么才算得上好文章，什么才是好议论文？阅卷组对于文章的审美偏好还是太落后了。倒是那位给39分的老师更有水平。

其实写这种作文完全是考生的自由，但是判满分的影响太恶劣。估计明年又会出现一大堆掉书袋作文。

本来哲学就普遍被污名化，现在更是加重了“哲学不说人话”“哲学就是掉书袋”之类的负面印象。对于哲普的工作真是开倒车。

我们哲学系写论文都要求简单简单再简单，清楚清楚再清楚，结果现在来了一个复杂复杂再复杂。真是又无语又心累。

最后，如果对哲学感兴趣，想要写一些文学性质的哲学作品，千万不要学这篇文章。就算作为一篇文学性质的哲学文章，此文也是很差劲的。

可以去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或者看我附图里的文章。

写文章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更要让读者知道你在写什么。

达不到这两个基本要求的都是废话。

最后引用一句话，“他的写作如此晦涩，以至你搞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是昏昧主义的一面；而如果你批判他，他总会说,“你没有理解我，你这个蠢货”，这是恐怖主义的一面。”

附原文：

生活在树上by浙江一考生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