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在全世界疯狂敛财的吸血鬼# ！】#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已有月余，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不仅造成两国士兵和平民死伤，还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正当国际社会心急如焚，众多国家纷纷出面调停时，有一个国家不仅不拿出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反而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不断在背后“递刀子”，生怕这场仗打得还不够大、不够久。这个国家就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而是与其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本质有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指美国的军队、工业、政府、国会等密切合作，并勾结智库、媒体等结成利益团体。这一团体在全球不断制造“敌人”，通过挑起他国冲突大发战争财，而俄乌冲突就是这群“吸血鬼”找到的最新猎物。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人口流动大洗牌：#北京天津人口出现负增长# 】近日，各省区市陆续公布了2021年常住人口增量。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统计发现，浙江、广东、湖北、江苏、福建，2021年人口增量规模居全国前五，去年一年常住人口数量分别净增72万、60万、54.7万、28.1万、26万。
全国有8个省区市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它们是河南、黑龙江、河北、天津、甘肃、内蒙古、江西、北京等省区市，尤其是河南省，已成为全国人口流出最严重省份，去年常住人口数量骤降58万；黑龙江人口减少46万；河北省人口减少16万。
从已公布数据的各大城市人口增量排名来看，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成为此轮抢人大战中大赢家，去年人口净流入数量为24.5万、23.9万；作为老牌直辖市的天津，在人口增量排名中垫底，去年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13.6万。
"逃离北上广"不是一句笑言，无奈背后是真实的人口迁徙流向。数据显示，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广州人口增加7.03万，人口吸引力均远远不及新一线城市。
人口加速流向强二线城市
目前，我国共有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2000万以上，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其中，成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与第六次相比，人口净流入将近600万，总人口已经正式跻身全国四强。
但无论是上海和北京，从人口增速来看明显有着放缓趋势，成都依然保持强劲人口吸引力。
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数量为2119.2万，比上年末增加24.5万，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增加25.42万人；2010-2020年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量高达581.89万。
成都所在的四川省去年人口仅增长1万，这说明成都对全省人口吸引力仍然巨大。目前，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为25.31%。这意味着，每4个四川人中，就有1个成都人，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相当高。
成都与重庆，被称为西南双城，一个是四川省省会、一个是直辖市，都是国家中心城市。但去年一年，重庆新增人口仅3.5万，与成都已形成差距。
人口增量第二大城市是杭州。2021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220.4万，与2020年末常住人口1196.5万相比，增加23.9万。2010年-2020年，杭州新增人口共计323.56万，比苏州还要多100万，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到杭州工作、生活、落户。
近几年，杭州发展突飞猛进，一方面，大力收割"人口红利"，另一方面，疯狂卖地。2016-2020年，杭州卖地收入累计超过1万亿元，为全国最高；2021年杭州卖地收入3029.9亿元，同比增涨20%，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
大量人口流入必然会催生巨大的住房需求。以杭州为例，2017-2019年，杭州每年商品房成交量都超10万套；2021年杭州新房成交总套数约18.7万套，成交金额高达6200亿元，均创下近几年新高。
南昌市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三，2021年一年新增人口18.3万。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南昌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2015-2020年，南昌每年常住人口增量仅约六七万。
直到2020年，南昌地铁三号线通车，高铁东站建设开工，南昌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大南昌都市圈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合作在南昌正式启动，随之人口迎来一小波上扬，2020年新增人口65.44万。2021年，南昌常住人口达到644万，城镇人口数量突破500万，成为特大城市。
但就江西省而言，2021年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去年人口减少1.46万。这意味着，江西省内，除南昌以外其他城市几乎都是人口减少趋势，也就是，南昌新增18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南昌周边县市，这与杭州人口增长的逻辑完全不同。
人口增量第四大城市是青岛，2021年常住总人口1025.67万，较上年增加15.1万。青岛是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2021年GDP为14136.46亿元，在山东省的首位度由2020年16.96%提高到2021年17.01%。青岛对人口的吸引力、承载力在不断增强。2010至2020年10年间，青岛人口增加量居全省首位，比增量排第二、三位的济南、临沂分别多增26.67万、37.76万。
人口增量第五大城市是郑州。2021年末，郑州常住人口数量为1274.2万，一年增加14.2万。2010年-2020年10年间，郑州人口增量高达397.41万，超过了杭州。整个河南省则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此外，宁波、嘉兴、南京、福州4个城市，2021年人口增量均超10万。按照南京官宣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南京常住人口达942.34万，占全省的11%；一年内新增人口数量为10.37万，占整个江苏省去年28.1万新增人口的比重为36.7%。南京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近年来南京人才落户政策的效果。
武汉市2021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365.5万，增量较2020年达到100多万。不过由于2020年正值武汉疫情又是人口普查，也许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或求职人员未及时返回武汉引起普查数据偏差，故未统计在排名之内。
截至记者发稿，长沙、西安等均尚未公布去年末人口数量，但这些城市都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抢人"之城，人口增量亦颇丰。
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陕西省常住人口数量为3952.9万，西安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295.29万，西安常住人口已占全省人口的32.8%，即每3个陕西人中，就有1个西安人。2017-2019年，西安3年人口总增量为128.87万。
近日，长沙市市长郑建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5年来，长沙每年净流入人口30万左右，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过去10年，长沙常住人口净增加300万以上，2021年净增人口也在15万以上。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认为，成都、郑州、长沙、武汉、西安、重庆等强二线城市，近几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集聚都十分迅速，收入与一线城市差距越来越小，居住条件好，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人留在了这些城市。
这些强二线城市，如今亦被称为"新一线"城市，未来发展或可比肩北上广深。
这些城市人口流失严重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减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而2020年、2019年这一数据分别是1.45‰、3.34‰。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0.34‰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绝对的零人口增长迈近了一步，但不会在2022年就迎来人口负增长，而是会在几年"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后，然后才进入常态化负增长阶段。
届时，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因此，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并最终留住人才，对一个城市而言就变得更为重要。
作为GDP第一省，广东在过去这些年堪称吸引流动人口的"黑洞"，2017-2019年，每年常住人口增量都在170万以上。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之间，广东全省常住人口增量更是达到惊人的2170.94万。但2021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增量却只有60万。常住人口增量方面，浙江已超越广东，位居第一。
这或许是老牌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2021年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合计增长7.7万，不及成都、杭州单个城市人口增量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北京，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其中，城镇人口数量1916.1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7.5%；常住外来人口数量834.8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1%。202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数量为841.8万，占当年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5%。明显看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在减少
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至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净增22.8万人，上海平均每年净增18.5万人，广州平均每年净增59.7万人，加起来合计101万人。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强二线城市先后掀起"抢人"大战，落户门槛一再降低，其中西安只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落户，堪称"零门槛"。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也一直在不断拆除落户的藩篱。
反观之，北京、上海，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仍是"一户难求"。这些超大城市的住房成本，也是外来人口所不能承受之重。
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建设，以人口净流入大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整个京津冀区域的人口吸引力都在下降。
天津最明显。近几年，天津经济比较低迷，GDP不增反减，人口吸引力也有所下降。2020年，天津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386万，与十年前（1294万）相比，仅增加92万，与成都、杭州、郑州等城市差距甚大。
天津还有不少市辖区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如著名的滨海新区。2020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有207万，占天津常住人口（1387万）的14.92%，位居全市第一。然而，2010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数量为242万，与10年前相比，人口减少了65万。
在天津的二手房市场上，据贝壳找房数据，有着15.5万套的库存，等待有人来"接盘"。
整个河北省亦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石家庄、唐山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分别减少3.68万、2.1万。
整个东北地区人口发展已先后经历了高速增长、稳定增长、低速增长和负增长四个阶段，现在仍处于人口加速下滑期。2010-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了1099.8万。
房地产发展长期看人口。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大城市群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中国房地产报、头条新闻）
全国有8个省区市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它们是河南、黑龙江、河北、天津、甘肃、内蒙古、江西、北京等省区市，尤其是河南省，已成为全国人口流出最严重省份，去年常住人口数量骤降58万；黑龙江人口减少46万；河北省人口减少16万。
从已公布数据的各大城市人口增量排名来看，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成为此轮抢人大战中大赢家，去年人口净流入数量为24.5万、23.9万；作为老牌直辖市的天津，在人口增量排名中垫底，去年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13.6万。
"逃离北上广"不是一句笑言，无奈背后是真实的人口迁徙流向。数据显示，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广州人口增加7.03万，人口吸引力均远远不及新一线城市。
人口加速流向强二线城市
目前，我国共有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2000万以上，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其中，成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与第六次相比，人口净流入将近600万，总人口已经正式跻身全国四强。
但无论是上海和北京，从人口增速来看明显有着放缓趋势，成都依然保持强劲人口吸引力。
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数量为2119.2万，比上年末增加24.5万，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增加25.42万人；2010-2020年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量高达581.89万。
成都所在的四川省去年人口仅增长1万，这说明成都对全省人口吸引力仍然巨大。目前，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为25.31%。这意味着，每4个四川人中，就有1个成都人，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相当高。
成都与重庆，被称为西南双城，一个是四川省省会、一个是直辖市，都是国家中心城市。但去年一年，重庆新增人口仅3.5万，与成都已形成差距。
人口增量第二大城市是杭州。2021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220.4万，与2020年末常住人口1196.5万相比，增加23.9万。2010年-2020年，杭州新增人口共计323.56万，比苏州还要多100万，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到杭州工作、生活、落户。
近几年，杭州发展突飞猛进，一方面，大力收割"人口红利"，另一方面，疯狂卖地。2016-2020年，杭州卖地收入累计超过1万亿元，为全国最高；2021年杭州卖地收入3029.9亿元，同比增涨20%，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
大量人口流入必然会催生巨大的住房需求。以杭州为例，2017-2019年，杭州每年商品房成交量都超10万套；2021年杭州新房成交总套数约18.7万套，成交金额高达6200亿元，均创下近几年新高。
南昌市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三，2021年一年新增人口18.3万。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南昌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2015-2020年，南昌每年常住人口增量仅约六七万。
直到2020年，南昌地铁三号线通车，高铁东站建设开工，南昌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大南昌都市圈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合作在南昌正式启动，随之人口迎来一小波上扬，2020年新增人口65.44万。2021年，南昌常住人口达到644万，城镇人口数量突破500万，成为特大城市。
但就江西省而言，2021年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去年人口减少1.46万。这意味着，江西省内，除南昌以外其他城市几乎都是人口减少趋势，也就是，南昌新增18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南昌周边县市，这与杭州人口增长的逻辑完全不同。
人口增量第四大城市是青岛，2021年常住总人口1025.67万，较上年增加15.1万。青岛是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2021年GDP为14136.46亿元，在山东省的首位度由2020年16.96%提高到2021年17.01%。青岛对人口的吸引力、承载力在不断增强。2010至2020年10年间，青岛人口增加量居全省首位，比增量排第二、三位的济南、临沂分别多增26.67万、37.76万。
人口增量第五大城市是郑州。2021年末，郑州常住人口数量为1274.2万，一年增加14.2万。2010年-2020年10年间，郑州人口增量高达397.41万，超过了杭州。整个河南省则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此外，宁波、嘉兴、南京、福州4个城市，2021年人口增量均超10万。按照南京官宣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南京常住人口达942.34万，占全省的11%；一年内新增人口数量为10.37万，占整个江苏省去年28.1万新增人口的比重为36.7%。南京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近年来南京人才落户政策的效果。
武汉市2021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365.5万，增量较2020年达到100多万。不过由于2020年正值武汉疫情又是人口普查，也许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或求职人员未及时返回武汉引起普查数据偏差，故未统计在排名之内。
截至记者发稿，长沙、西安等均尚未公布去年末人口数量，但这些城市都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抢人"之城，人口增量亦颇丰。
陕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陕西省常住人口数量为3952.9万，西安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295.29万，西安常住人口已占全省人口的32.8%，即每3个陕西人中，就有1个西安人。2017-2019年，西安3年人口总增量为128.87万。
近日，长沙市市长郑建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5年来，长沙每年净流入人口30万左右，位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过去10年，长沙常住人口净增加300万以上，2021年净增人口也在15万以上。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认为，成都、郑州、长沙、武汉、西安、重庆等强二线城市，近几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集聚都十分迅速，收入与一线城市差距越来越小，居住条件好，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人留在了这些城市。
这些强二线城市，如今亦被称为"新一线"城市，未来发展或可比肩北上广深。
这些城市人口流失严重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减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而2020年、2019年这一数据分别是1.45‰、3.34‰。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0.34‰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绝对的零人口增长迈近了一步，但不会在2022年就迎来人口负增长，而是会在几年"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后，然后才进入常态化负增长阶段。
届时，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因此，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并最终留住人才，对一个城市而言就变得更为重要。
作为GDP第一省，广东在过去这些年堪称吸引流动人口的"黑洞"，2017-2019年，每年常住人口增量都在170万以上。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之间，广东全省常住人口增量更是达到惊人的2170.94万。但2021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增量却只有60万。常住人口增量方面，浙江已超越广东，位居第一。
这或许是老牌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2021年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合计增长7.7万，不及成都、杭州单个城市人口增量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北京，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其中，城镇人口数量1916.1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7.5%；常住外来人口数量834.8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1%。2020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数量为841.8万，占当年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5%。明显看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在减少
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至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净增22.8万人，上海平均每年净增18.5万人，广州平均每年净增59.7万人，加起来合计101万人。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强二线城市先后掀起"抢人"大战，落户门槛一再降低，其中西安只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落户，堪称"零门槛"。广东作为人口第一大省，也一直在不断拆除落户的藩篱。
反观之，北京、上海，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仍是"一户难求"。这些超大城市的住房成本，也是外来人口所不能承受之重。
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建设，以人口净流入大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整个京津冀区域的人口吸引力都在下降。
天津最明显。近几年，天津经济比较低迷，GDP不增反减，人口吸引力也有所下降。2020年，天津市常住人口数量为1386万，与十年前（1294万）相比，仅增加92万，与成都、杭州、郑州等城市差距甚大。
天津还有不少市辖区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如著名的滨海新区。2020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有207万，占天津常住人口（1387万）的14.92%，位居全市第一。然而，2010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数量为242万，与10年前相比，人口减少了65万。
在天津的二手房市场上，据贝壳找房数据，有着15.5万套的库存，等待有人来"接盘"。
整个河北省亦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石家庄、唐山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分别减少3.68万、2.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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