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来,弥勒、白莲、罗祖三系互相融合,并与依附道教等的其它外道相混杂,衍生出静空、还源、西大乘、鸡足山大乘、黄天、弘阳、闻香、等道门。黄天教,由李宾(号“普明虎眼禅师”)明末北直隶万全卫(今北京万全县人)创立,暗承罗祖,外托禅宗,编造有《普明如来无为了义》等宝卷。其衍生物有收元教、长生教、圆顿教等。弘阳教具称“混元弘阳教”,由飘高(韩太湖)创立,明万历年间河北曲周县人,尊罗祖,造有《混元弘阳叹世真经》等数十部宝卷。闻香教,有弘封教、善友会、清茶门、清净门、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等别称,由蓟州皮匠王森(石自然)创立,明万历年间人,有《老九莲》、《续九莲》等经卷,教势甚大,衍生物是圆顿教、金幢教等,在台湾至今传续未绝。西大乘教由陕西尼吕氏(人称“吕菩萨”),在明正统时创立的教门,以北京西郊香山南麓的尼寺——保明皇姑寺为基地,与王森所创东大乘教(闻香教)有血缘关系,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等伪经。鸡足山大乘教,由清初云南大理贡生张保太在佛教圣地鸡足山开堂立“大乘教”而得名,又称“张保太大乘教”,乾隆帝斥为“邪教之尤”,镇压甚力。承袭永昌杨鹏翼之说,自称“西来教义”,长斋念经,以吃斋念佛烧香拜佛做会劝人入教。杨、张撰有《佛赦》、《三教指南》、《归元直指》等书。其教流布西南、江南十省,民初流行的归根道,即颇袭取其说。此外,明清以来流传的附佛邪门歪道还有多种,此不赘说。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三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 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已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迫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一同 、光时代的恪靖侯一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 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候所来云:‘ 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 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架欲即新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 面收复定海, 一面准其 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 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 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候,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 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已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迫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一同 、光时代的恪靖侯一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 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候所来云:‘ 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 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架欲即新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 面收复定海, 一面准其 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 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 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候,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黄天教,由李宾(号“普明虎眼禅师”)明末北直隶万全卫(今北京万全县人)创立,暗承罗祖,外托禅宗,编造有《普明如来无为了义》等宝卷。其衍生物有收元教、长生教、圆顿教等。弘阳教具称“混元弘阳教”,由飘高(韩太湖)创立,明万历年间河北曲周县人,尊罗祖,造有《混元弘阳叹世真经》等数十部宝卷。闻香教,有弘封教、善友会、清茶门、清净门、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等别称,由蓟州皮匠王森(石自然)创立,明万历年间人,有《老九莲》、《续九莲》等经卷,教势甚大,衍生物是圆顿教、金幢教等,在台湾至今传续未绝。西大乘教由陕西尼吕氏(人称“吕菩萨”),在明正统时创立的教门,以北京西郊香山南麓的尼寺——保明皇姑寺为基地,与王森所创东大乘教(闻香教)有血缘关系,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等伪经。鸡足山大乘教,由清初云南大理贡生张保太在佛教圣地鸡足山开堂立“大乘教”而得名,又称“张保太大乘教”,乾隆帝斥为“邪教之尤”,镇压甚力。承袭永昌杨鹏翼之说,自称“西来教义”,长斋念经,以吃斋念佛烧香拜佛做会劝人入教。杨、张撰有《佛赦》、《三教指南》、《归元直指》等书。其教流布西南、江南十省,民初流行的归根道,即颇袭取其说。此外,明清以来流传的附佛邪门歪道还有多种,此不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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