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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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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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生（11）
学道之人，但于一切诸法，无取无舍，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心如木石，刮削併当，令内外清净，方是逍遥自在底人。 不谤亦不嫉，当奉行于戒，饮食知止足，常乐在空闲，心定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真心妙体，本来不动，安静真常。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 六根俱所能，亦能收摄在一微尘。知之者谓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所以善巧方便说，莫不发明这个大用。若于日用不迷，自然纵横无碍也。 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道成，无一尘而非佛国。
饥来吃饭；睏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 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放旷任其去住，静鉴觉其源流；语默不失玄微，动静未离法界。 寅朝用粥充饥，斋时更餐一顿；心中了了总知，且作佯痴缚钝。
道楷和尚遗偈云：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无性是理，随缘成事。无性随缘，理不碍事。随缘无性，事不碍理。 身与空不空相应，则内同枯木，外现威仪。 得失是非都放却，经行坐卧无相拘，有时把柄白拂尘，有时持串乌木珠，有时欢喜身舞踏，有时默坐嘴芦都。懒举西来祖师意，说甚东鲁有诗书，归来洗足上床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幽鸟忽唤醒，一团红日悬松枝。 无缚真自在，无心真道人。 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慧律法师《茅蓬语录》
学道之人，但于一切诸法，无取无舍，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心如木石，刮削併当，令内外清净，方是逍遥自在底人。 不谤亦不嫉，当奉行于戒，饮食知止足，常乐在空闲，心定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真心妙体，本来不动，安静真常。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 六根俱所能，亦能收摄在一微尘。知之者谓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所以善巧方便说，莫不发明这个大用。若于日用不迷，自然纵横无碍也。 心心作佛，无一心而非佛心；处处道成，无一尘而非佛国。
饥来吃饭；睏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 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放旷任其去住，静鉴觉其源流；语默不失玄微，动静未离法界。 寅朝用粥充饥，斋时更餐一顿；心中了了总知，且作佯痴缚钝。
道楷和尚遗偈云：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无性是理，随缘成事。无性随缘，理不碍事。随缘无性，事不碍理。 身与空不空相应，则内同枯木，外现威仪。 得失是非都放却，经行坐卧无相拘，有时把柄白拂尘，有时持串乌木珠，有时欢喜身舞踏，有时默坐嘴芦都。懒举西来祖师意，说甚东鲁有诗书，归来洗足上床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幽鸟忽唤醒，一团红日悬松枝。 无缚真自在，无心真道人。 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慧律法师《茅蓬语录》
治疗脾胃病的“三味方”，所有胃病都能改善
选方用药方面，以《内经》“君一臣二”为宗旨，发挥经方遣药之义，临证用药多以三味为君臣药，故称“三味方”。主药明确，方证合拍，随症加减，疗效显著。
一、藿香、佩兰、砂仁（芳香三味饮）
三味为芳香健胃化湿之主药。藿香与佩兰配伍出自《时病论》，功效相仿，均有化湿、解表、止呕作用。
唯佩兰对脾经湿热之口中甘腻多涎最为合拍，而砂仁化湿醒脾作用明显。三味用于中焦湿浊不化之胃炎，症见胃脘痞闷，口淡乏味，或口有秽浊之气，肢体疲倦，脉缓舌白润腻等，起效快。
略予加减，对上消化道疾病颇有效验。
二、代代花、厚朴花、佛手花（芳香三花汤）
三花均为芳香理气化滞药。代代花偏于开胃宽胸，厚朴花偏于理气消胀，佛手花偏于疏解肝胃之郁。三味合用，对肝胃气郁于胸胁、脘腹，出现痞闷、胀痛、食后有堵塞不消化之感者，投之多效。
三味泡水代茶饮，还有消胀减肥之效。
三、大麦芽、稻芽、谷芽（开胃三芽饮）
三芽亦具芳香气味，有疏肝健脾开胃之用。麦芽为消食药，但有明显的疏肝作用；稻芽功用与麦芽相似，帮助消化，但药力缓和；谷芽是指北方小米的芽，性温和而暖胃，且有安神作用。
三味药合用，舒达肝气，开胃进食，并有温散湿邪的功效。
四、半夏、黄连、黄芩（辛开苦降散）
此三味为半夏泻心汤的君臣药，为辛开苦降之代表组合，又为苦寒与苦温之相反配伍。具有辛开湿浊散，苦降热邪除之功效。凡见心下痞满，隐隐作痛，泛泛欲呕，舌苔湿腻者，此三味为必选之药。
唯其用量，当视湿与热孰轻孰重而定，而湿热之孰轻孰重，又当以舌苔为标尺。
五、竹茹、生姜、芦根（清胃三味汤）
此三味为清胃降逆组合。用竹茹清胃止呕，一改过去单纯清肺化痰之用；芦根清胃生津的作用显著，凡胃热之呃逆、呕吐，常取竹茹30克，芦根30克，对胃热之逆，效果明显。
但竹茹略有克伐胃气之弊，加入辛温之生姜，既加强降逆作用，又可预防竹茹克伐胃气之虞。
六、砂仁、白蔻仁、公丁香（开胃醒脾方）
此三味均有芳香气味。砂仁与白豆蔻功效相仿，均有化湿、行气、温中止呕的作用；公丁香为温中降逆药，于胃寒之呕吐、呃逆、嗳气有益。
三味合用，对中焦寒湿不化所致的胃痛、泛泛欲呕、呃逆不断、时时吐浊者，每有良效。
七、青皮、陈皮、大腹皮（理气三皮饮）
此三味为理气消胀之品。青皮疏肝达下，陈皮调脾达中，大腹皮行气达三焦。小腹胀痛者，以青皮为主药；胃脘胀痛者，以陈皮为主药；脘腹皆胀而痛者，以大腹皮为主药。
三味合用，在舒理气机的基础上，又有健脾开胃之功效。服用后常有肠鸣下气之感。
八、鸡内金、鸡矢藤、神曲（二鸡神曲散）
此三味为健胃消食之药。鸡内金消食化石为百姓所公认，神曲的消食化积的作用比较强，特别是小儿吃多了不消化，晚上睡不好觉，又感冒，神曲应为首选药。
鸡矢藤是非常好的助消化药，此三味研粉冲服，或煎汤服均可，于老人、小儿服用效果更好。
微信:y3l6i3n6
在QQ、微博等平台，问的人很多，回不过来，所以一律不回，请谅解，中医治病，要方症对应，不要看网上到处都是药方，不对你的症，它没用，有病加微信，帮你对症开药方，怕出钱，不进群者别来加，加了也会删除，学药方不如学治法，学药方只治一种病，还要对症，不对症，吃反了加重病情，学治法治所有病，学治法就去微信搜公众号:紫竹仙姑
㊙️为啥中医要一人一方？
㊙️讲究六经辩证，阴阳寒热表里。不讲究这些，你没法判断，更没法治病，古中医能治大病。现在很多三甲大医院治不了的，在学古中医人的手上，那是轻而易举。
中医是以症状治病，凡是不以症状治病的人，你必治不好，就算好了以后也会复发。
这就是很多中医没人找他看病的原因，因为他不会治，别人吃了他的药如石沉大海或当时有用，过段时间又复发。
九、神曲、山楂、大麦芽（三仙饮）
此三味为“三仙饮”，在广大农村几乎都知道，是健胃消食的常用品。只是三味功效不同，神曲消面积，山楂消肉积，麦芽消果积。有的地方加上鸡内金，名为“四消散”，其消食作用更强。
但对于年老体弱者，还要加一点健脾药，如白术、山药、陈皮、白扁豆等，以防消而不化。
十、黄连、吴茱萸、刀豆子（左金豆子汤）
黄连、吴茱萸为左金丸，是苦寒与苦温组合，是清肝与暖胃结合。主药是黄连，“实则泻其子”，泻心火即清肝火，肝火不亢，无犯乎胃，则胃痛、呕吐、嘈杂吞酸，自行消失。
但苦寒有伤胃气，故佐以吴茱萸苦温，佐制黄连之苦寒，又有温胃暖肝的功效。刀豆子，有温中下气、和胃降逆之功。
三味合用，用于湿热聚中，肝胃气逆者，其清热降逆和胃之效，功效显著。
十一、薏苡仁、白蔻仁、砂仁（三仁化湿散）
此三味取“三仁汤”之义，以砂仁代杏仁。薏苡仁健脾渗湿，白蔻仁行气化湿，砂仁醒脾祛湿，三味合力，药性偏温，于脾湿、气滞之中焦湿困证，所见纳谷不馨，口淡乏味，或有秽浊之气，用之每有良效。
薏苡仁用量大一些，其他二味用量偏小。
十二、黄连、干姜、半夏（清温降逆汤）
此三味是张仲景半夏泻心汤、黄连汤之主药，为辛开苦降的代表组合。黄连苦寒清热，干姜辛温开结，半夏苦温燥湿，凡湿热蕴结于中焦，升降失序，纳运失和，症见脘腹痞满，泛泛欲呕，频作呃逆，食欲不振，或有烧心、泛酸，舌苔白腻或黄腻者，此三味为对证之举。
十三、炒山楂、肉豆蔻、石榴皮（止泻散）
此三味用于结肠炎之久泻，炒山楂健脾止泻，肉豆蔻固肾止泻，石榴皮涩肠止泻，若是溃疡性结肠炎，可加白芨、仙鹤草。还可将锡类散加入汤剂中，冲服。
十四、百合、乌药、甘草（百合乌药甘草汤）
此即百合乌药汤加一味甘草，百合乌药汤出自陈修园《时方歌括》，原方主治“心口痛，服诸药不效者，亦属气痛”。
原方百合一两，乌药三钱，重在通气和血。加一味甘草，意在缓急和中，用量多在10到15克。
用于胃脘痛或痞塞不和，但无吞酸者烧心者，此方平和而效捷。(注：用药请遵医嘱)
选方用药方面，以《内经》“君一臣二”为宗旨，发挥经方遣药之义，临证用药多以三味为君臣药，故称“三味方”。主药明确，方证合拍，随症加减，疗效显著。
一、藿香、佩兰、砂仁（芳香三味饮）
三味为芳香健胃化湿之主药。藿香与佩兰配伍出自《时病论》，功效相仿，均有化湿、解表、止呕作用。
唯佩兰对脾经湿热之口中甘腻多涎最为合拍，而砂仁化湿醒脾作用明显。三味用于中焦湿浊不化之胃炎，症见胃脘痞闷，口淡乏味，或口有秽浊之气，肢体疲倦，脉缓舌白润腻等，起效快。
略予加减，对上消化道疾病颇有效验。
二、代代花、厚朴花、佛手花（芳香三花汤）
三花均为芳香理气化滞药。代代花偏于开胃宽胸，厚朴花偏于理气消胀，佛手花偏于疏解肝胃之郁。三味合用，对肝胃气郁于胸胁、脘腹，出现痞闷、胀痛、食后有堵塞不消化之感者，投之多效。
三味泡水代茶饮，还有消胀减肥之效。
三、大麦芽、稻芽、谷芽（开胃三芽饮）
三芽亦具芳香气味，有疏肝健脾开胃之用。麦芽为消食药，但有明显的疏肝作用；稻芽功用与麦芽相似，帮助消化，但药力缓和；谷芽是指北方小米的芽，性温和而暖胃，且有安神作用。
三味药合用，舒达肝气，开胃进食，并有温散湿邪的功效。
四、半夏、黄连、黄芩（辛开苦降散）
此三味为半夏泻心汤的君臣药，为辛开苦降之代表组合，又为苦寒与苦温之相反配伍。具有辛开湿浊散，苦降热邪除之功效。凡见心下痞满，隐隐作痛，泛泛欲呕，舌苔湿腻者，此三味为必选之药。
唯其用量，当视湿与热孰轻孰重而定，而湿热之孰轻孰重，又当以舌苔为标尺。
五、竹茹、生姜、芦根（清胃三味汤）
此三味为清胃降逆组合。用竹茹清胃止呕，一改过去单纯清肺化痰之用；芦根清胃生津的作用显著，凡胃热之呃逆、呕吐，常取竹茹30克，芦根30克，对胃热之逆，效果明显。
但竹茹略有克伐胃气之弊，加入辛温之生姜，既加强降逆作用，又可预防竹茹克伐胃气之虞。
六、砂仁、白蔻仁、公丁香（开胃醒脾方）
此三味均有芳香气味。砂仁与白豆蔻功效相仿，均有化湿、行气、温中止呕的作用；公丁香为温中降逆药，于胃寒之呕吐、呃逆、嗳气有益。
三味合用，对中焦寒湿不化所致的胃痛、泛泛欲呕、呃逆不断、时时吐浊者，每有良效。
七、青皮、陈皮、大腹皮（理气三皮饮）
此三味为理气消胀之品。青皮疏肝达下，陈皮调脾达中，大腹皮行气达三焦。小腹胀痛者，以青皮为主药；胃脘胀痛者，以陈皮为主药；脘腹皆胀而痛者，以大腹皮为主药。
三味合用，在舒理气机的基础上，又有健脾开胃之功效。服用后常有肠鸣下气之感。
八、鸡内金、鸡矢藤、神曲（二鸡神曲散）
此三味为健胃消食之药。鸡内金消食化石为百姓所公认，神曲的消食化积的作用比较强，特别是小儿吃多了不消化，晚上睡不好觉，又感冒，神曲应为首选药。
鸡矢藤是非常好的助消化药，此三味研粉冲服，或煎汤服均可，于老人、小儿服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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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中医要一人一方？
㊙️讲究六经辩证，阴阳寒热表里。不讲究这些，你没法判断，更没法治病，古中医能治大病。现在很多三甲大医院治不了的，在学古中医人的手上，那是轻而易举。
中医是以症状治病，凡是不以症状治病的人，你必治不好，就算好了以后也会复发。
这就是很多中医没人找他看病的原因，因为他不会治，别人吃了他的药如石沉大海或当时有用，过段时间又复发。
九、神曲、山楂、大麦芽（三仙饮）
此三味为“三仙饮”，在广大农村几乎都知道，是健胃消食的常用品。只是三味功效不同，神曲消面积，山楂消肉积，麦芽消果积。有的地方加上鸡内金，名为“四消散”，其消食作用更强。
但对于年老体弱者，还要加一点健脾药，如白术、山药、陈皮、白扁豆等，以防消而不化。
十、黄连、吴茱萸、刀豆子（左金豆子汤）
黄连、吴茱萸为左金丸，是苦寒与苦温组合，是清肝与暖胃结合。主药是黄连，“实则泻其子”，泻心火即清肝火，肝火不亢，无犯乎胃，则胃痛、呕吐、嘈杂吞酸，自行消失。
但苦寒有伤胃气，故佐以吴茱萸苦温，佐制黄连之苦寒，又有温胃暖肝的功效。刀豆子，有温中下气、和胃降逆之功。
三味合用，用于湿热聚中，肝胃气逆者，其清热降逆和胃之效，功效显著。
十一、薏苡仁、白蔻仁、砂仁（三仁化湿散）
此三味取“三仁汤”之义，以砂仁代杏仁。薏苡仁健脾渗湿，白蔻仁行气化湿，砂仁醒脾祛湿，三味合力，药性偏温，于脾湿、气滞之中焦湿困证，所见纳谷不馨，口淡乏味，或有秽浊之气，用之每有良效。
薏苡仁用量大一些，其他二味用量偏小。
十二、黄连、干姜、半夏（清温降逆汤）
此三味是张仲景半夏泻心汤、黄连汤之主药，为辛开苦降的代表组合。黄连苦寒清热，干姜辛温开结，半夏苦温燥湿，凡湿热蕴结于中焦，升降失序，纳运失和，症见脘腹痞满，泛泛欲呕，频作呃逆，食欲不振，或有烧心、泛酸，舌苔白腻或黄腻者，此三味为对证之举。
十三、炒山楂、肉豆蔻、石榴皮（止泻散）
此三味用于结肠炎之久泻，炒山楂健脾止泻，肉豆蔻固肾止泻，石榴皮涩肠止泻，若是溃疡性结肠炎，可加白芨、仙鹤草。还可将锡类散加入汤剂中，冲服。
十四、百合、乌药、甘草（百合乌药甘草汤）
此即百合乌药汤加一味甘草，百合乌药汤出自陈修园《时方歌括》，原方主治“心口痛，服诸药不效者，亦属气痛”。
原方百合一两，乌药三钱，重在通气和血。加一味甘草，意在缓急和中，用量多在10到15克。
用于胃脘痛或痞塞不和，但无吞酸者烧心者，此方平和而效捷。(注：用药请遵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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