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噩梦骑士塔】玩家在游戏中扮演一名身材矮小的骑士，骑在一个摇晃的木桶火箭上上升到巨大的塔楼下，解救国王的女儿[睡]。骑士开始弱爆了，但胜在无比顽强，可以在无数次的失败中爬起，不断累积经验不断强大，最终迎来冲顶一刻!本作虽然简单，但游戏的节奏非常酷，玩家需要时刻接受刺激的挑战[无限手套]。
【购买的330万元额温枪去哪儿了？】（健康时报记者 王振雅）健康时报记者接到西安某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狄方（化名）的投诉，他全额付款330万元购买了1万只鱼跃牌额温枪，然而直到合同到期，一支额温枪都没见到，还被打伤了。
急于要额温枪货源，找到了“资源”
狄方是西安某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疫情期间，由于多次捐赠消毒水、口罩等物资，让西安当地许多人认识了这家“爱心老板”。
不少机构都来找狄方寻找防疫物资，有的需要购买、有的需要捐赠。随着疫情的好转，西安某县疾控中心、联通公司等不少企业、单位准备复产复工，他们急需额温枪，委托狄方联系代购。为了筹措物资，狄方开始四处寻找额温枪货源。
“鱼跃牌额温枪、有现货，需要的联系。”这天，狄方的合作伙伴陈军（化名）将这条货源信息告诉给了他。经过多天的沟通，发布该条货源信息的王泽坤声称“自己手里有10万支额温枪现货资源，分配出一万支不成问题。”王泽坤称其资源，是从一家名为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进货，据说该公司是鱼跃医疗公司的代理商。
为此，王泽坤提供了鱼跃医疗营业执照以及相关额温枪产品说明。狄方与陈军很快就有了合作意向。作为中间人的王泽坤通过促成双方的买卖，与狄方与陈军索要诚意金（好处费）30万。
2月23日，狄方、陈军与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1万只额温枪价值330万元。同日，狄方、陈军支付王泽坤好处费30万。2月24日，狄方在一天之内分5次将330万全额打到了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
中间人失联，上门要货反被打
据天眼查显示，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销售；从事医疗器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其法人为黄春明。
“与对方约定在2月25日、2月29日、3月1日分别发给我们3000支额温枪，最晚在3月5日前，1万支额温枪全部到货。”陈军告诉记者，然而他们在2月25日并没有收到首批货物，联系中间人王泽坤打算询问原因时，发现他已经联系不上了。
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狄方、陈军于2月26日中午紧急赶到了江苏泰州，准备与供货方江苏康顺公司的负责人黄春明进行沟通。
“你们放心，我们都是用国务院红头文件调货，你们1万支额温枪没有问题。”2月25日中午，黄春明请狄方、陈军在嘉福国际城大酒店吃饭，简单几句话安抚了两人的急躁的绪。
然而直到3月7日，对方仍没有发货，这期间黄春明用了各种理由。
“3月3日，黄春明说货已生产好了，6号前一次性发出。3月4号，黄春明却说需要拿到江苏省政府通关文件才能把货物顺利发出，在等江苏省政府的批复文件。3月5日，黄春明以货物被政府征用，并出示政府相关红头文件。3月7日，黄春明又说，他可以再弄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可以给我们一些货。”
3月7日下午3点左右，再也不相信黄春明的狄、陈二人，再次赶到江苏泰州市姚王镇找黄春明，要求退回330万元货款。然而不但没要回钱款，反而遭遇一顿“毒打”。
“电话里联系黄春明，他说他不在江苏去了广州，可我们到他的厂子逮了个现行，我们觉得被骗了，让他退款。”陈军回忆，黄春明一股“江湖气”的说，“这是他的地盘，谁敢找事。”
从陈军提供的视频来看，黄春明光着膀子露出纹身，开始在厂门口打人。 “后来把我们拽进房子里打我们，有人抢了我们的手机，拿着板凳、桌子打我们，一直打了20多分钟，我们一直没有还手。”
在民警赶到的时候，狄、陈二人几乎处于昏迷状态，身上有多处伤痕，狄方出现了尿血的情况。
震惊：“黄春明”为冒用身份
黄春明与狄、陈二人被民警带到泰州市姚王镇派出所录取笔供。
“到了派出所我们才知道，这个人不是黄春明，他的名字叫王琼。”陈军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名字、身份都是冒用的。其它的信息呢？我们应该是被骗了。
根据陈军提供的《泰州公安局姚王派出所调解协议书》显示，王琼赔偿狄、陈二人医药费2600元，王琼承诺3月17日之前退款，若无退款，双方可进行法律诉讼。
3月19日下午3点38分，健康时报记者拨打了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春明的电话，让记者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王琼。
“我不是黄春明，我是王琼，是江苏康顺的实际控制人。”王琼说，目前手里还有几万个额温枪货源，如果需要采购，可以给他的个人QQ邮箱发采购函。
3月20日下午2点，健康时报记者再次致电王琼，“没有及时发货是因为货物被国务院调走了，我只是经销商，现在我的货物就在仓库里，让他们来拿呀，我不接受退款，我联系不到他们啊。”
截至3月20日发稿时，陈军告诉记者，1万支额温枪仍不见踪影，330万货款仍未返还。
这属于诈骗案还是经济纠纷？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额温枪如果没有发货，是否构成诈骗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告诉记者，该案件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案件，也可能是诈骗案件，关键要看江苏康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有意愿履行合同。
周浩进一步解释，疫情期间，被政府征用物资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果是物资被征用了无法按时履行合同、按时发货，这样的情况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如果，供货方本身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生产额温枪，也没有额温枪的现货，没有提供货物的真实意图，虚构文件、虚构事实，这就是诈骗案件。如果构成诈骗事实，涉及资金330万，并不是调解退钱可以解决的，必须由当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调查处理。
对此，3月19日上午11时，健康时报记者致电江苏泰州姚王派出所负责该案件的民警，该民警表示，案件进展不方便透露。
3月19日下午3点35分，健康时报记者致电鱼跃医疗，该公司公共关系部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期间，类似案件遇到过许多，江苏康顺是否是经销商需要进一步核实，建议受害人进行报警处理，报警后，警方会对相关文件真伪与我们进行一一核实。
对于王琼所说的国务院防疫物资征用函一事，记者向鱼跃医疗进行了核实。2月2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给江苏鱼跃医疗发去了《重点防控物资任务调运单》，要求鱼跃将5.3万台额温枪分期分批运送至北京市、重庆市、吉林省等地。
江苏鱼跃医疗公共关系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调运单是真的。但是这并无法证明江苏康顺公司发不出货与此有何关系。
对于打人一事，王琼业给出了另一个说法。“我没打人，他们当天来了5个人把我打了。”当记者问到对于打人视频作何解释，王琼则表示，“我不需要向你解释，公道自在人心，你可以来实地取证调查。”
狄方和陈军价值330万的额温枪到底去哪了？被征用了，还是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一切都还需要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我们只想要回货款，去了就打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陈军在接收记者采访的同时正在前往西安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的路上。（图1 被打伤住院的狄方与陈军 陈军供图）
急于要额温枪货源，找到了“资源”
狄方是西安某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疫情期间，由于多次捐赠消毒水、口罩等物资，让西安当地许多人认识了这家“爱心老板”。
不少机构都来找狄方寻找防疫物资，有的需要购买、有的需要捐赠。随着疫情的好转，西安某县疾控中心、联通公司等不少企业、单位准备复产复工，他们急需额温枪，委托狄方联系代购。为了筹措物资，狄方开始四处寻找额温枪货源。
“鱼跃牌额温枪、有现货，需要的联系。”这天，狄方的合作伙伴陈军（化名）将这条货源信息告诉给了他。经过多天的沟通，发布该条货源信息的王泽坤声称“自己手里有10万支额温枪现货资源，分配出一万支不成问题。”王泽坤称其资源，是从一家名为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进货，据说该公司是鱼跃医疗公司的代理商。
为此，王泽坤提供了鱼跃医疗营业执照以及相关额温枪产品说明。狄方与陈军很快就有了合作意向。作为中间人的王泽坤通过促成双方的买卖，与狄方与陈军索要诚意金（好处费）30万。
2月23日，狄方、陈军与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1万只额温枪价值330万元。同日，狄方、陈军支付王泽坤好处费30万。2月24日，狄方在一天之内分5次将330万全额打到了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
中间人失联，上门要货反被打
据天眼查显示，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销售；从事医疗器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其法人为黄春明。
“与对方约定在2月25日、2月29日、3月1日分别发给我们3000支额温枪，最晚在3月5日前，1万支额温枪全部到货。”陈军告诉记者，然而他们在2月25日并没有收到首批货物，联系中间人王泽坤打算询问原因时，发现他已经联系不上了。
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狄方、陈军于2月26日中午紧急赶到了江苏泰州，准备与供货方江苏康顺公司的负责人黄春明进行沟通。
“你们放心，我们都是用国务院红头文件调货，你们1万支额温枪没有问题。”2月25日中午，黄春明请狄方、陈军在嘉福国际城大酒店吃饭，简单几句话安抚了两人的急躁的绪。
然而直到3月7日，对方仍没有发货，这期间黄春明用了各种理由。
“3月3日，黄春明说货已生产好了，6号前一次性发出。3月4号，黄春明却说需要拿到江苏省政府通关文件才能把货物顺利发出，在等江苏省政府的批复文件。3月5日，黄春明以货物被政府征用，并出示政府相关红头文件。3月7日，黄春明又说，他可以再弄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可以给我们一些货。”
3月7日下午3点左右，再也不相信黄春明的狄、陈二人，再次赶到江苏泰州市姚王镇找黄春明，要求退回330万元货款。然而不但没要回钱款，反而遭遇一顿“毒打”。
“电话里联系黄春明，他说他不在江苏去了广州，可我们到他的厂子逮了个现行，我们觉得被骗了，让他退款。”陈军回忆，黄春明一股“江湖气”的说，“这是他的地盘，谁敢找事。”
从陈军提供的视频来看，黄春明光着膀子露出纹身，开始在厂门口打人。 “后来把我们拽进房子里打我们，有人抢了我们的手机，拿着板凳、桌子打我们，一直打了20多分钟，我们一直没有还手。”
在民警赶到的时候，狄、陈二人几乎处于昏迷状态，身上有多处伤痕，狄方出现了尿血的情况。
震惊：“黄春明”为冒用身份
黄春明与狄、陈二人被民警带到泰州市姚王镇派出所录取笔供。
“到了派出所我们才知道，这个人不是黄春明，他的名字叫王琼。”陈军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名字、身份都是冒用的。其它的信息呢？我们应该是被骗了。
根据陈军提供的《泰州公安局姚王派出所调解协议书》显示，王琼赔偿狄、陈二人医药费2600元，王琼承诺3月17日之前退款，若无退款，双方可进行法律诉讼。
3月19日下午3点38分，健康时报记者拨打了江苏康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春明的电话，让记者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王琼。
“我不是黄春明，我是王琼，是江苏康顺的实际控制人。”王琼说，目前手里还有几万个额温枪货源，如果需要采购，可以给他的个人QQ邮箱发采购函。
3月20日下午2点，健康时报记者再次致电王琼，“没有及时发货是因为货物被国务院调走了，我只是经销商，现在我的货物就在仓库里，让他们来拿呀，我不接受退款，我联系不到他们啊。”
截至3月20日发稿时，陈军告诉记者，1万支额温枪仍不见踪影，330万货款仍未返还。
这属于诈骗案还是经济纠纷？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额温枪如果没有发货，是否构成诈骗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告诉记者，该案件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案件，也可能是诈骗案件，关键要看江苏康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有意愿履行合同。
周浩进一步解释，疫情期间，被政府征用物资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果是物资被征用了无法按时履行合同、按时发货，这样的情况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如果，供货方本身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生产额温枪，也没有额温枪的现货，没有提供货物的真实意图，虚构文件、虚构事实，这就是诈骗案件。如果构成诈骗事实，涉及资金330万，并不是调解退钱可以解决的，必须由当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调查处理。
对此，3月19日上午11时，健康时报记者致电江苏泰州姚王派出所负责该案件的民警，该民警表示，案件进展不方便透露。
3月19日下午3点35分，健康时报记者致电鱼跃医疗，该公司公共关系部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期间，类似案件遇到过许多，江苏康顺是否是经销商需要进一步核实，建议受害人进行报警处理，报警后，警方会对相关文件真伪与我们进行一一核实。
对于王琼所说的国务院防疫物资征用函一事，记者向鱼跃医疗进行了核实。2月2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给江苏鱼跃医疗发去了《重点防控物资任务调运单》，要求鱼跃将5.3万台额温枪分期分批运送至北京市、重庆市、吉林省等地。
江苏鱼跃医疗公共关系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调运单是真的。但是这并无法证明江苏康顺公司发不出货与此有何关系。
对于打人一事，王琼业给出了另一个说法。“我没打人，他们当天来了5个人把我打了。”当记者问到对于打人视频作何解释，王琼则表示，“我不需要向你解释，公道自在人心，你可以来实地取证调查。”
狄方和陈军价值330万的额温枪到底去哪了？被征用了，还是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一切都还需要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我们只想要回货款，去了就打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陈军在接收记者采访的同时正在前往西安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的路上。（图1 被打伤住院的狄方与陈军 陈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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