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北京的春天不冷不热 刮的风也不像我们这样肆意洒脱 她刚刚脱下的大衣里是一身山河的长裙 在北京坊的屋顶 阳光恰好照耀在古风古韵的墙壁上 她躲在墙角探头看我 明媚的笑容带着阳光的温度伴着微风和她独有的爽朗的笑声萦绕在我身边 一如每一次见面 她从远处向我跑来的样子
四月一日 是我们最开始相见的日子 今天早上发的节目单又见到了熟悉的名字 手比脑快点开大麦 却发现并过不去 以前我们的距离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的飞机
我曾为她拍过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不同的前门 不一样的北京
也曾为他们奔波在一年四季 一样的大栅栏
我从来不过愚人节 从很多很多年前开始
又因为一个愚人节的小意外让我喜欢上了这一天
我总是希望疫情早些过去 就像是每年盼春暖花开 樱花依旧 北海公园的鸭子可以如期而至 塔哥和小铃铛的故事可以说到更远的地方去
谁不希望想见面的人可以说见就见 哪怕翻山越岭只要平安
谁不希望熟悉的人还在熟悉的地方说着熟悉的故事唱着熟悉的曲儿
谁不希望 可以再去看看北京的春天呢✈️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北京呢
可能是因为我青春这几年所有的喜欢
都留在了北京吧
四周年快乐
以及 我很想你们。[心]
四月一日 是我们最开始相见的日子 今天早上发的节目单又见到了熟悉的名字 手比脑快点开大麦 却发现并过不去 以前我们的距离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的飞机
我曾为她拍过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不同的前门 不一样的北京
也曾为他们奔波在一年四季 一样的大栅栏
我从来不过愚人节 从很多很多年前开始
又因为一个愚人节的小意外让我喜欢上了这一天
我总是希望疫情早些过去 就像是每年盼春暖花开 樱花依旧 北海公园的鸭子可以如期而至 塔哥和小铃铛的故事可以说到更远的地方去
谁不希望想见面的人可以说见就见 哪怕翻山越岭只要平安
谁不希望熟悉的人还在熟悉的地方说着熟悉的故事唱着熟悉的曲儿
谁不希望 可以再去看看北京的春天呢✈️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北京呢
可能是因为我青春这几年所有的喜欢
都留在了北京吧
四周年快乐
以及 我很想你们。[心]
公元219年，许昌街头秋风瑟瑟，曹操下令将杨修押到闹市处斩。临死前杨修看着鬼头刀神色黯然：“我一生以聪明自诩，到头来却是反被聪明误啊！”说完闭目不语，随后鲜血飞溅一代才子黯然谢幕。
杨修是官宦世家出身，三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大才子，曹操听闻他的名声特地任用他为主薄。他才思敏捷擅长揣摩人心，杨修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曹操在这方面都不是他的对手。举个例子：
有一天，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曹操见碑上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思前想后想不出这八个字是出自那本书是何解释，就问杨修说：“德祖（杨修字），这八个字你怎么解？”
杨修不假思索：“回禀丞相，在下知道出处和含义。”说完就准备说出答案但是被曹操阻拦，曹操让他把答案写在纸上等自己想出来后再验证。
但是曹操边走边想，边想边走得过了三十多里路才想出答案。他让杨修把答案给他看，只见杨修在纸上写着：“黄色的绢是带颜色的丝绸，组成一个‘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组成‘妙’字。外孙呢是指女儿的儿子，就是一个‘好’字。齑臼是指捣碎佐料让人吃起来有滋味，但是这些佐料都有辛辣滋味，所以是一个‘辞’字。组在一起就是‘绝妙好辞’。”
曹操看完感叹不已，对杨修说：“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想出来，没想到你须臾之间就得出了答案啊！看来吾与你之才也相距三十里啊。”对于曹操的话《智囊》上记载，“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曹操是什么人？汉末大文豪，建安派的开创人。他如此夸奖说明对杨修的才智也钦佩不已。
而一般人对于上司的夸奖会怎么做呢？肯定是要谦虚客套几句。尤其上司也是才智卓绝的人更要客套说：“哪里哪里，比您差远了。”可是杨修不一样，他自负才智对于曹操的夸奖坦然受之。此后杨修更热衷于猜曹操的喜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
公元219年，刘备大军出川争夺汉中要地，大将夏侯渊战死曹军死伤惨重。曹操急忙领军前来和刘备争夺汉中，但是此时刘备军已经取得上风，他据险而守，让曹操进退两难。战吧，刘备全力防守一时间无法突破。退吧，汉中又让人一时间难以舍弃。曹操正在犹豫的时候，巡营护军进来问各军联系的口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
口令传到各营，各个将领都不明白为何丞相用此做口令。杨修听了，马上开始收拾行李，并且对将领们说：“赶快准备吧，丞相准备撤军了。”
众人大惊连问缘由，杨修解释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用它当口令，明显是心里正在想着撤军之事，只是一时间难以决断所以就脱口而出。”
众人听完开始准备撤退的打算。第二日曹操果然下令全军撤退，把汉中让给刘备。《智囊》上这样记载，“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三军很快就收拾好开拔，曹操觉得奇怪，这才下令怎么就收拾好了，他一问才知道是杨修揣摩到他的心思私下让军士们准备好了。曹操明面上夸奖杨修内心实则非常的不喜，毕竟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的心思都被人看穿的。
当年曹操班师回许昌后不久，就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等罪名下狱，随即处死。
杨修的故事是《智囊》里面记载的，杨修的惨死对我们来说有两点警示：
一、才华洋溢是好事，但在适当的时候要善于藏拙。人都是群居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人群中太过于耀眼往往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算计。所以必要的时候藏拙很重要，杨修要只是在文学方面炫耀到还没什么，但是在军国大事方面还是不知进退，一味的显摆才华就招来杀身之祸。
二、俗话说：“祸从口出。”很多时候看破不说破是最大的美德，凡事三思而说话尤其是在面对上司的时候。封建社会君王往往能够一言决定人的生死，如果说话太过于随便往往得罪人还不知情。杨修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很多时候我们光有聪明的头脑丰富的专业学识还不够，人生漫长职场无涯说不定哪里就有激流险滩，因此还要有一定的为人处世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们化险为夷。
但是这种经验怎么学？全靠自己历练恐怕不够，还要从前人的经验教训里面汲取。明代大学者冯梦龙写了一本千古奇书——《智囊全集》。这本书从先秦到明朝，讲述了1238个名人故事，处处都是人生智慧和处世哲理，杨修的故事就是其中一则。
清代康熙雍正将《智囊》列为民间禁书，自己却枕边常备熟读；曾国藩随身携带翻阅，就是想汲取其中的为人处世的智慧。我推荐的这套《智囊全集》，精板印刷，文白对照，一套2本，1000多页，价格仅为79元。
需要的朋友，点击下方横条，即可拥有。#历史# https://t.cn/A66W2dKG
杨修是官宦世家出身，三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大才子，曹操听闻他的名声特地任用他为主薄。他才思敏捷擅长揣摩人心，杨修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曹操在这方面都不是他的对手。举个例子：
有一天，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曹操见碑上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思前想后想不出这八个字是出自那本书是何解释，就问杨修说：“德祖（杨修字），这八个字你怎么解？”
杨修不假思索：“回禀丞相，在下知道出处和含义。”说完就准备说出答案但是被曹操阻拦，曹操让他把答案写在纸上等自己想出来后再验证。
但是曹操边走边想，边想边走得过了三十多里路才想出答案。他让杨修把答案给他看，只见杨修在纸上写着：“黄色的绢是带颜色的丝绸，组成一个‘绝’字。幼妇是少女的意思组成‘妙’字。外孙呢是指女儿的儿子，就是一个‘好’字。齑臼是指捣碎佐料让人吃起来有滋味，但是这些佐料都有辛辣滋味，所以是一个‘辞’字。组在一起就是‘绝妙好辞’。”
曹操看完感叹不已，对杨修说：“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想出来，没想到你须臾之间就得出了答案啊！看来吾与你之才也相距三十里啊。”对于曹操的话《智囊》上记载，“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曹操是什么人？汉末大文豪，建安派的开创人。他如此夸奖说明对杨修的才智也钦佩不已。
而一般人对于上司的夸奖会怎么做呢？肯定是要谦虚客套几句。尤其上司也是才智卓绝的人更要客套说：“哪里哪里，比您差远了。”可是杨修不一样，他自负才智对于曹操的夸奖坦然受之。此后杨修更热衷于猜曹操的喜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
公元219年，刘备大军出川争夺汉中要地，大将夏侯渊战死曹军死伤惨重。曹操急忙领军前来和刘备争夺汉中，但是此时刘备军已经取得上风，他据险而守，让曹操进退两难。战吧，刘备全力防守一时间无法突破。退吧，汉中又让人一时间难以舍弃。曹操正在犹豫的时候，巡营护军进来问各军联系的口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
口令传到各营，各个将领都不明白为何丞相用此做口令。杨修听了，马上开始收拾行李，并且对将领们说：“赶快准备吧，丞相准备撤军了。”
众人大惊连问缘由，杨修解释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用它当口令，明显是心里正在想着撤军之事，只是一时间难以决断所以就脱口而出。”
众人听完开始准备撤退的打算。第二日曹操果然下令全军撤退，把汉中让给刘备。《智囊》上这样记载，“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三军很快就收拾好开拔，曹操觉得奇怪，这才下令怎么就收拾好了，他一问才知道是杨修揣摩到他的心思私下让军士们准备好了。曹操明面上夸奖杨修内心实则非常的不喜，毕竟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的心思都被人看穿的。
当年曹操班师回许昌后不久，就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等罪名下狱，随即处死。
杨修的故事是《智囊》里面记载的，杨修的惨死对我们来说有两点警示：
一、才华洋溢是好事，但在适当的时候要善于藏拙。人都是群居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人群中太过于耀眼往往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算计。所以必要的时候藏拙很重要，杨修要只是在文学方面炫耀到还没什么，但是在军国大事方面还是不知进退，一味的显摆才华就招来杀身之祸。
二、俗话说：“祸从口出。”很多时候看破不说破是最大的美德，凡事三思而说话尤其是在面对上司的时候。封建社会君王往往能够一言决定人的生死，如果说话太过于随便往往得罪人还不知情。杨修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很多时候我们光有聪明的头脑丰富的专业学识还不够，人生漫长职场无涯说不定哪里就有激流险滩，因此还要有一定的为人处世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们化险为夷。
但是这种经验怎么学？全靠自己历练恐怕不够，还要从前人的经验教训里面汲取。明代大学者冯梦龙写了一本千古奇书——《智囊全集》。这本书从先秦到明朝，讲述了1238个名人故事，处处都是人生智慧和处世哲理，杨修的故事就是其中一则。
清代康熙雍正将《智囊》列为民间禁书，自己却枕边常备熟读；曾国藩随身携带翻阅，就是想汲取其中的为人处世的智慧。我推荐的这套《智囊全集》，精板印刷，文白对照，一套2本，1000多页，价格仅为79元。
需要的朋友，点击下方横条，即可拥有。#历史# https://t.cn/A66W2dKG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