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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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么奇怪，袁大头倒退称皇，这之后是10多年混乱的军阀割据！
而他这个祸首却在末路时写下的遗书！
前车之鉴！
以下是正文。
“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而他这个祸首却在末路时写下的遗书！
前车之鉴！
以下是正文。
“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成泰燊复活于成龙# “升堂啰！”随着一声高唱，道台于成龙升座坐在了大堂之上。接着于成龙吩咐道：“带刘张氏控告儿子忤逆案等人上堂！”大堂上立时气氛紧张起来，只见四个人被窸窸窣窣地带到堂上。
两个五十上下的老汉，一个长得十分清秀的青年仆人，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哭丧着脸跪在角落--不用问，这个就是被控告忤逆的儿子了。
几个人报了身份，一个是被告的伯父，一个是舅父，唯独不见原告刘张氏。
于成龙“啪”地一拍惊堂木，开始审案了。
“刘标，”于成龙开口问道，“是你代你家主母控告刘印青忤逆不孝吗？”
“是。”年轻仆人叩头答道。
“倒是瞧不出，你年纪轻轻，却懂得忠心事主啊！”
“小人虽不读书，也知道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这是为仆之道。小人在清江多年，都晓得小的是好人。”
这叫刘标的仆人显然准备充分，回话十分得体。
于成龙沉默良久，才说道：“那好，你将这不孝子的忤逆实情说说。”
刘标又叩了头，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少年如何不知读书用功，终日浮荡。半月前主母因他不去学堂，偶然说他几句，少主子竟然跳脚大骂，头触主母倒地。
主母无力管教，只得命小人告发。求道台明鉴，维持县里原判，将少主人出籍另居……
刘标口齿伶俐，连说带比，把这个忤逆不孝的少年说的一无是处，让满堂看热闹的百姓都摇头叹息。
再看那少年面白如纸，浑身直抖，呜咽着低着头，用手指狠命抠着砖缝儿。
于成龙又一拍惊堂木，缓缓问道：“刘印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叫刘印青的少年抬起头，乞怜的目光向上看看，嘴唇动了一下，深深伏下身子，哽咽地说道：“是……实。小人实在无话可说，但求师尊发落学生几板子，只求不要将学生出籍……”
“嗯。”于成龙顿了一下，接着霹雳般发作道：“王法无亲，你晓得吗？！你身为童生，圣贤之书你读过，本道台讲学你听过，平日看你品学尚好，殊不知你在家竟无法无天！为何不尊寡母，犯上不孝--来啊！”
“喳！”
衙役们轰雷般答应一声，刘印青已吓得抖成一团，颤声乞求：“道……台，老师，您……手下留情！”
“饶你不得！”于成龙断喝一声，却没有立即扔下火签，反而对那仆人刘标说道：“你是忠仆，又是好人，既然懂得‘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真乃好长随--既如此，理当代你家少主人受杖！”
这急转直下的判决惊得满堂人瞠目结舌愕然相顾。这于成龙太拉风了吧？怎么还让原告挨打？
“还愣什么！”于成龙又是炸雷般一声咆哮 “梃杖四十！”便听“哐啷”一声，四根火签儿掼了下来。
衙役们有惊又怕，答应一声，架着张皇失措的刘标拖至堂口按定了，便听一阵噼里啪啦打得刘标杀猪般嚎叫。
打完又拖了进来跪了，于成龙又对其中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汉说道：“刘德良，你可是刘印青的伯父？”
“小老儿……是。”
“刘印青不孝已非一日。他生父亡故，你做伯父的便有训教不严之罪。”于成龙不紧不慢地说道，“本道要责你四十梃杖！”
“大、大、大……人！”这叫刘德良的老汉显然吓着了，这个年龄要是挨上四十梃杖非打散架不可，不死也得脱层皮。
“你怕什么？”于成龙冷笑一声，“有忠仆在嘛，难道叫主子受杖？--来呀！将‘好人’请下去受杖！”
接着于成龙把火签儿毫不犹豫地扔了下来。
百姓没见过这么审案的，挨打还有替的！于成龙这案子审的让人莫名其妙。
外面又传来刘标鬼哭狼嚎的求饶声，声音越来越小，于成龙也不理睬。
一时完了又拖上来，刘标已经面无人色，殷红的血迹透过后襟，倒在地上呻吟不止。
却又听到于成龙笑道：“张春明，你身为舅舅也有训诲不明之责，也须得责打三十杖！”
不等张春明答话，又扔下了火签，说道：“休要惊慌，还是‘好人’代杖！”
刘标脸色死灰一般，忍着一口气，爬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大……大老爷超生，小人实在受不得了！”
“哪里的话！”于成龙纵声大笑，“好人焉能不做到底之理？”接着腔调一变：“打！”
看来于成龙是要把这刘标打死啊？恭喜你，答对了！于成龙就是要把他打死。
这一次刘标已经无力嚎叫了，先头还哼唧两声，后来连呻吟也不能够有了。
满堂寂静，只听板子和皮肉的演奏之声--“扑哧”、“扑哧”……
三次打了一百一十梃杖，刘标再被拖上来时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也多亏刘标年轻身体好，不然光打也打死了。只见他长出一口气，一丝游魂又浑然归来。
于成龙见他又醒了过来，说道：“按大清律三百十二款，刘印青本身应受四十杖，重枷三日。
你自愿代杖，情殊可嘉--你家少主人尚有三日重枷之苦，一发由你承担了吧--此案了结，刘印青着回府由伯父刘德良严加管教，所告出籍不准！”
问题来了，为什么于成龙这样判罚呢？
原来这个刘标与主母也就是刘印青的母亲“通奸”，嫌刘印青碍事，这才演示了一出母亲告儿子忤逆的闹剧。
现在看来，两个人相爱 本来无可厚非，可在三纲五常，道德人伦的古代不行，所以才有刘标被于成龙置于死地的神操作。
两个五十上下的老汉，一个长得十分清秀的青年仆人，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哭丧着脸跪在角落--不用问，这个就是被控告忤逆的儿子了。
几个人报了身份，一个是被告的伯父，一个是舅父，唯独不见原告刘张氏。
于成龙“啪”地一拍惊堂木，开始审案了。
“刘标，”于成龙开口问道，“是你代你家主母控告刘印青忤逆不孝吗？”
“是。”年轻仆人叩头答道。
“倒是瞧不出，你年纪轻轻，却懂得忠心事主啊！”
“小人虽不读书，也知道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这是为仆之道。小人在清江多年，都晓得小的是好人。”
这叫刘标的仆人显然准备充分，回话十分得体。
于成龙沉默良久，才说道：“那好，你将这不孝子的忤逆实情说说。”
刘标又叩了头，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少年如何不知读书用功，终日浮荡。半月前主母因他不去学堂，偶然说他几句，少主子竟然跳脚大骂，头触主母倒地。
主母无力管教，只得命小人告发。求道台明鉴，维持县里原判，将少主人出籍另居……
刘标口齿伶俐，连说带比，把这个忤逆不孝的少年说的一无是处，让满堂看热闹的百姓都摇头叹息。
再看那少年面白如纸，浑身直抖，呜咽着低着头，用手指狠命抠着砖缝儿。
于成龙又一拍惊堂木，缓缓问道：“刘印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叫刘印青的少年抬起头，乞怜的目光向上看看，嘴唇动了一下，深深伏下身子，哽咽地说道：“是……实。小人实在无话可说，但求师尊发落学生几板子，只求不要将学生出籍……”
“嗯。”于成龙顿了一下，接着霹雳般发作道：“王法无亲，你晓得吗？！你身为童生，圣贤之书你读过，本道台讲学你听过，平日看你品学尚好，殊不知你在家竟无法无天！为何不尊寡母，犯上不孝--来啊！”
“喳！”
衙役们轰雷般答应一声，刘印青已吓得抖成一团，颤声乞求：“道……台，老师，您……手下留情！”
“饶你不得！”于成龙断喝一声，却没有立即扔下火签，反而对那仆人刘标说道：“你是忠仆，又是好人，既然懂得‘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真乃好长随--既如此，理当代你家少主人受杖！”
这急转直下的判决惊得满堂人瞠目结舌愕然相顾。这于成龙太拉风了吧？怎么还让原告挨打？
“还愣什么！”于成龙又是炸雷般一声咆哮 “梃杖四十！”便听“哐啷”一声，四根火签儿掼了下来。
衙役们有惊又怕，答应一声，架着张皇失措的刘标拖至堂口按定了，便听一阵噼里啪啦打得刘标杀猪般嚎叫。
打完又拖了进来跪了，于成龙又对其中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汉说道：“刘德良，你可是刘印青的伯父？”
“小老儿……是。”
“刘印青不孝已非一日。他生父亡故，你做伯父的便有训教不严之罪。”于成龙不紧不慢地说道，“本道要责你四十梃杖！”
“大、大、大……人！”这叫刘德良的老汉显然吓着了，这个年龄要是挨上四十梃杖非打散架不可，不死也得脱层皮。
“你怕什么？”于成龙冷笑一声，“有忠仆在嘛，难道叫主子受杖？--来呀！将‘好人’请下去受杖！”
接着于成龙把火签儿毫不犹豫地扔了下来。
百姓没见过这么审案的，挨打还有替的！于成龙这案子审的让人莫名其妙。
外面又传来刘标鬼哭狼嚎的求饶声，声音越来越小，于成龙也不理睬。
一时完了又拖上来，刘标已经面无人色，殷红的血迹透过后襟，倒在地上呻吟不止。
却又听到于成龙笑道：“张春明，你身为舅舅也有训诲不明之责，也须得责打三十杖！”
不等张春明答话，又扔下了火签，说道：“休要惊慌，还是‘好人’代杖！”
刘标脸色死灰一般，忍着一口气，爬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大……大老爷超生，小人实在受不得了！”
“哪里的话！”于成龙纵声大笑，“好人焉能不做到底之理？”接着腔调一变：“打！”
看来于成龙是要把这刘标打死啊？恭喜你，答对了！于成龙就是要把他打死。
这一次刘标已经无力嚎叫了，先头还哼唧两声，后来连呻吟也不能够有了。
满堂寂静，只听板子和皮肉的演奏之声--“扑哧”、“扑哧”……
三次打了一百一十梃杖，刘标再被拖上来时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也多亏刘标年轻身体好，不然光打也打死了。只见他长出一口气，一丝游魂又浑然归来。
于成龙见他又醒了过来，说道：“按大清律三百十二款，刘印青本身应受四十杖，重枷三日。
你自愿代杖，情殊可嘉--你家少主人尚有三日重枷之苦，一发由你承担了吧--此案了结，刘印青着回府由伯父刘德良严加管教，所告出籍不准！”
问题来了，为什么于成龙这样判罚呢？
原来这个刘标与主母也就是刘印青的母亲“通奸”，嫌刘印青碍事，这才演示了一出母亲告儿子忤逆的闹剧。
现在看来，两个人相爱 本来无可厚非，可在三纲五常，道德人伦的古代不行，所以才有刘标被于成龙置于死地的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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