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机务维修行业迎来新的春天
为切实提升机务维修技术水平，改善一线机务维修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促进机务维修队伍整体能力素质水平提升，今年初，民航局出台了提高机务人员职业满意度的指导意见，在全行业内开展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专项工作，并将其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冯正霖局长对此项工作专门做了指示。
指导意见一出，民航机务行业为之一振，阻碍机务行业发展多年的痛点、难点有望被消除。有相当多的机务维修人员充满期盼，部分人更是直呼：“新的春天要来了！”
在改革试点的民航中南地区，目前已经取得哪些阶段性成果？如何行之有效稳步推进？机务维修人员对改革怎么看？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中南地区几家民航单位。
吸引力下降 陷入留不住人的困境
“不到现场一线，不知道干机务有多难！”某航空公司主抓机务工作的负责人说。
记者在中南地区几家航空公司发现，机务硬件条件实属一流，航材大楼、培训大楼、员工休息公寓一应俱全，有的航企机务还有附属大楼，但近两年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年轻人招不来，优秀人才留不住，流失率直线攀升。通过调研，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原因之一是“薪酬”。
一名放行维修人员向记者反映：“机械员没拿到执照，五六年都不一定能涨薪，从机械员到放行工程师，时间短的10年左右就没有上升空间了。”
一方面是机务维修人员晋级通道窄，薪酬相对固定，容易碰到“天花板”；另一方面是付出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工作强度大，安全压力大，人员常常疲惫不堪。
在一次局方组织召开的专项协调会上，某航企机务负责人坦言：“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不少员工感受不到荣誉感，感觉不到被关注、被重视，没有机务人的自豪感，缺乏认同感，片面被贴上‘辛苦’标签，很郁闷，这不是机务人想要的形象和结果。”
某航企的一份机务维修人员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该公司机务人员入职有研究生学历的凤毛麟角，而985、211等高等院校毕业生入职人数更是屈指可数，离职率峰谷集中在入职1年~3年的年轻人中。
“现在的年轻人一旦向公司递交辞职信，说走就走。离职的几乎不会在民航继续工作，有的进入IT行业，更有甚者，去摆摊、修车。说明什么？现在机务行业吸引力在下降，现实变得很严峻。不出5年，机务人才就会出现断层，对安全运行的影响是肯定的。”一位负责人无不担忧地说。
立足长远 推动机务行业行稳致远
民航机务维修作为保障航空器持续适航的重要工作，是民航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行业。
机务维修行业的现状引起了民航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民航局连续发布了《民航局关于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机务维修人员薪酬体系首批试点改革工作安排的通知》和《航空公司机务维修人员薪酬推进体系》等多份文件，在全行业开展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专项工作。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积极贯彻落实民航局部署，把提升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作为重点任务来抓，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由局主要领导挂帅，亲自领导和部署推动。
根据辖区内航企情况，中南局研究决定按照“两个全面”推进满意度提升。深圳是改革的前沿阵地，同时考虑到深圳地区机务维修人员流失率高等因素，中南局决定以深航、顺丰、东海航3家公司为突破口，面向辖区内11家CCAR-121部运输航企全面推进。
在中南地区，拥有包括南航、海航技术这样机务从业人员过万的大型企业，也有顺丰航空这样的货运头部航企。各公司体制不同，在疫情影响下，经营情况不同，改革的困难与挑战也不一样。
在攻坚克难的机务改革深水区，如何指引民航单位顶住改革的压力，化为改革的动力？面对新情况，中南局深入调研，开展专题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实事求是”十二字指导思想，从顶层设计、紧密互动、督导落实三个方面全面开展满意度提升工作。
“薪酬体系改革是提高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但不是唯一举措，必须多措并举”。民航中南局相关负责人说，各航企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作为系统工程，从薪酬体系、疲劳管理、生产保障、后勤支援、奖惩制度等五个方面全面推进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提高工作。
作为民航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民航中南局与辖区的运输航企紧密互动。中南局领导与各航企高层多次进行谈心谈话，让各航企充分认识到提升机务维修人员满意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机关处室与各航空公司紧密协作，一起研讨方案，优化技术岗位等级，规划职业发展通道。在中南局适航维修处306房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已挑灯开了多次碰头会、协调会。地区监管局维修处同志多次到一线、到现场督导，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经过多方合力、精心谋划，最终制订了具备中南特色的满意度提升方案。
目前，中南辖区航企各自成立了以公司主要领导为组长、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截至10月31日，各单位均已完成提高机务维修人员满意度方案（草案）的制订，并已在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以更坚定的决心破除改革坚冰
走进东海航空基地，宽敞的广场上一架中国民航第一批引进的波音737-300飞机格外亮眼。作为东海航空的老功臣，这架飞机退役后重新出发，被用作机务人员维修培训，也预示着脱胎换骨的新东海航空即将凤凰涅槃。
10月19日，民航局局长冯正霖赴东海航空调研。在安全整顿座谈会上，他指出，经过近三个半月的进驻式全面整顿，东海航空安全管理有了“魂”、换了“血”、正了“骨”。目前，公司党组织得到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培训体系、运行体系、保障体系得以重构，干部员工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要吸取‘2·20事件’教训，要始终坚持把安全挺在前面，化被动为主动，摒弃抓安全的侥幸心理”。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命脉，机务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对此，东海航空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记者到公司碰到刚刚与机务一线员工座谈的东海航空总裁郭志强。据了解，像这样的恳谈会今年在东海航空已开了多次，涵盖机务、飞行、客舱甚至机关、人力资源、市场等多个部门，座谈起来“无死角、全覆盖”。郭志强告诉记者，机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受疫情冲击，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纵然有不同声音，也丝毫不影响东海航空保安全、谋发展的决心。“先涨机务，涨了工资，要拿业绩说话，以安全考量”。
针对员工最关心的薪酬问题，在中南局指导下，东海航空以能力为导向，对原有机务维修人员薪酬体系重新进行设计和改革，制定了以打通工程师、维护师晋级通道为重点的任职资格等级标准，形成了具有东海航空特色的薪酬体系。新的薪酬体系已经落地，明年1月将正式执行。
东海航空机务放行工程师曹海军说：“我在机务行业12年，原来做到放行工程师已经到头了，想努力却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现在公司职业通道打通了，技术层级增多，我也知道劲儿往哪里使了。不只是我，身边每个人都在进修升级，‘比学赶超’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影响员工钱袋子的还包括各种补贴。除原有培训教员授课补贴、跟机放行补贴外，东海航空改革方案新增机型有效签署补贴、执照英语等级补贴、放行补贴、错时补贴和环境补贴等。方案实施后，预计全员薪资平均增幅不小。
“作为中国民航第一家民营合资航空公司，广大基层员工为东海航空19年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公司上下正在打造脱胎换骨新东海航空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通过改革，让员工有希望，让员工被关爱，让员工有荣誉感。”东海航空董事长黄楚标说。
走进东海航空机务维修工程部，清一色崭新的“铁甲银装”格外醒目。工装换新是东海航空听心声、解民忧，为机务维修员工办的又一实事。在一次关爱员工座谈会上，几位青年员工反映服装面料不透气，设计不够合理，颜色也深。小小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关注，工装由紫色变成银色，款式和面料重新设计，以满足工作实际需求。
东海航空机务维修工程部机械员蒲翀说：“新工装看上去精神多了，更符合我们‘90后’年轻人的审美，舒适度、实用性也大幅提高。衣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年轻人说话有人听，意见被关注，感受到了被重视。”
以“绣花针功夫”做好精细化管理
先行先试，先走一步。当前，提升机务员工职业满意度工作已在深圳地区全面开花，方案分阶段稳步实施、逐步落地。顺丰航空通过制订“五路并进”提升方案，在薪酬激励、疲劳管理、后勤保障、荣誉体系、党建活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提升和改善，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作为首批薪酬体系改革试点单位，深航急起直追，在等待薪酬方案上级审批同时，综合统筹，制订了薪酬体系改革、疲劳管理、生产保障、后勤支援、奖惩制度五个维度的提升方案，已取得一定进展。各公司正加大力度，以“绣花针功夫”做好精细化管理，促进满意度的全面提升。
“熬最深的夜，修最贵的三轮”。这是机务人常用于自嘲的一句话，也是他们忘记时间、不舍昼夜工作的真实写照。如今，这种工作状态随着一声铃响成了历史。深航机务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公司发来的短信：“您今天已经工作8小时，辛苦了，请注意休息！”
针对机务员工反映最为集中的疲劳问题，深航通过科技提升效能，建立维修信息化模块，工时统计摸底，准确掌握动态的工作量。当发现人员存在超时风险时，提前预警，及时调配支援，避免超时疲劳。精细化管理同样体现在夜班补贴上。原来夜班为固定补贴，现调整为按时间段补贴，调整后补贴最多能增长3倍。
“深圳夏天炎热，机坪温度能达到50℃~ 60℃。对我们来说，原来能在机翼下躲一下太阳就是最大的幸福”。深航一名机务人员告诉记者，如今休息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工作间歇可进入机坪上的临时休息室，里面空调、冰箱、沙发一应俱全。同时，公司还根据工作环境，发放高温、低温、台风、大雨等不同类型的环境补贴。
除此以外，深航持续在疲劳管理中做“减法”。增加外场通勤保障车辆，机务人员用车等待时长不超过20分钟；航材配送效率也有很大提升，原来拉物资最多要等2个小时，现在只需要5分钟~10分钟。
与此同时，深航还从“衣食护住行”着手，在后勤保障方面做“加法”。配备了自动除颤仪、洗眼液等急救保障设备和药物；明文规定跟机放行可以乘坐公务舱，以更好地保证休息，职业尊严感也得到了增强；在夜班期间，可在机场食堂就餐，并将得到一定补贴；给每位员工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覆盖门诊和住院，看病基本自己不花钱。
有从业人员将改革分配制度形象比喻为切蛋糕和分蛋糕。切是技术，很重要；分更重要。此外，作为民航管理者，要沉到基层，与年轻人沟通对话。要真正了解队伍，了解当代民航人的思想，准确捕捉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心理变化，主动工作。这项工作的至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让行业重拾信心、重塑价值，打造良性的职业发展生态链条。
风正帆悬好出发，道远任重任驰骋。改革，更关键是培育好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为绩效、为能力、为岗位价值付酬。让人成为卓越的人，成为热爱机务工作、热爱民航的员工，真正将人才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发展好、打造好一支理论知识扎实、技能素质过硬、纪律作风优良的机务队伍，确保飞行安全，助力民航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报 记者梁永军、冯智君）
为切实提升机务维修技术水平，改善一线机务维修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促进机务维修队伍整体能力素质水平提升，今年初，民航局出台了提高机务人员职业满意度的指导意见，在全行业内开展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专项工作，并将其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冯正霖局长对此项工作专门做了指示。
指导意见一出，民航机务行业为之一振，阻碍机务行业发展多年的痛点、难点有望被消除。有相当多的机务维修人员充满期盼，部分人更是直呼：“新的春天要来了！”
在改革试点的民航中南地区，目前已经取得哪些阶段性成果？如何行之有效稳步推进？机务维修人员对改革怎么看？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中南地区几家民航单位。
吸引力下降 陷入留不住人的困境
“不到现场一线，不知道干机务有多难！”某航空公司主抓机务工作的负责人说。
记者在中南地区几家航空公司发现，机务硬件条件实属一流，航材大楼、培训大楼、员工休息公寓一应俱全，有的航企机务还有附属大楼，但近两年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年轻人招不来，优秀人才留不住，流失率直线攀升。通过调研，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原因之一是“薪酬”。
一名放行维修人员向记者反映：“机械员没拿到执照，五六年都不一定能涨薪，从机械员到放行工程师，时间短的10年左右就没有上升空间了。”
一方面是机务维修人员晋级通道窄，薪酬相对固定，容易碰到“天花板”；另一方面是付出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工作强度大，安全压力大，人员常常疲惫不堪。
在一次局方组织召开的专项协调会上，某航企机务负责人坦言：“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不少员工感受不到荣誉感，感觉不到被关注、被重视，没有机务人的自豪感，缺乏认同感，片面被贴上‘辛苦’标签，很郁闷，这不是机务人想要的形象和结果。”
某航企的一份机务维修人员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该公司机务人员入职有研究生学历的凤毛麟角，而985、211等高等院校毕业生入职人数更是屈指可数，离职率峰谷集中在入职1年~3年的年轻人中。
“现在的年轻人一旦向公司递交辞职信，说走就走。离职的几乎不会在民航继续工作，有的进入IT行业，更有甚者，去摆摊、修车。说明什么？现在机务行业吸引力在下降，现实变得很严峻。不出5年，机务人才就会出现断层，对安全运行的影响是肯定的。”一位负责人无不担忧地说。
立足长远 推动机务行业行稳致远
民航机务维修作为保障航空器持续适航的重要工作，是民航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行业。
机务维修行业的现状引起了民航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民航局连续发布了《民航局关于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机务维修人员薪酬体系首批试点改革工作安排的通知》和《航空公司机务维修人员薪酬推进体系》等多份文件，在全行业开展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专项工作。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积极贯彻落实民航局部署，把提升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作为重点任务来抓，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由局主要领导挂帅，亲自领导和部署推动。
根据辖区内航企情况，中南局研究决定按照“两个全面”推进满意度提升。深圳是改革的前沿阵地，同时考虑到深圳地区机务维修人员流失率高等因素，中南局决定以深航、顺丰、东海航3家公司为突破口，面向辖区内11家CCAR-121部运输航企全面推进。
在中南地区，拥有包括南航、海航技术这样机务从业人员过万的大型企业，也有顺丰航空这样的货运头部航企。各公司体制不同，在疫情影响下，经营情况不同，改革的困难与挑战也不一样。
在攻坚克难的机务改革深水区，如何指引民航单位顶住改革的压力，化为改革的动力？面对新情况，中南局深入调研，开展专题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实事求是”十二字指导思想，从顶层设计、紧密互动、督导落实三个方面全面开展满意度提升工作。
“薪酬体系改革是提高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但不是唯一举措，必须多措并举”。民航中南局相关负责人说，各航企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作为系统工程，从薪酬体系、疲劳管理、生产保障、后勤支援、奖惩制度等五个方面全面推进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提高工作。
作为民航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民航中南局与辖区的运输航企紧密互动。中南局领导与各航企高层多次进行谈心谈话，让各航企充分认识到提升机务维修人员满意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机关处室与各航空公司紧密协作，一起研讨方案，优化技术岗位等级，规划职业发展通道。在中南局适航维修处306房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已挑灯开了多次碰头会、协调会。地区监管局维修处同志多次到一线、到现场督导，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经过多方合力、精心谋划，最终制订了具备中南特色的满意度提升方案。
目前，中南辖区航企各自成立了以公司主要领导为组长、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截至10月31日，各单位均已完成提高机务维修人员满意度方案（草案）的制订，并已在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以更坚定的决心破除改革坚冰
走进东海航空基地，宽敞的广场上一架中国民航第一批引进的波音737-300飞机格外亮眼。作为东海航空的老功臣，这架飞机退役后重新出发，被用作机务人员维修培训，也预示着脱胎换骨的新东海航空即将凤凰涅槃。
10月19日，民航局局长冯正霖赴东海航空调研。在安全整顿座谈会上，他指出，经过近三个半月的进驻式全面整顿，东海航空安全管理有了“魂”、换了“血”、正了“骨”。目前，公司党组织得到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培训体系、运行体系、保障体系得以重构，干部员工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要吸取‘2·20事件’教训，要始终坚持把安全挺在前面，化被动为主动，摒弃抓安全的侥幸心理”。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命脉，机务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对此，东海航空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记者到公司碰到刚刚与机务一线员工座谈的东海航空总裁郭志强。据了解，像这样的恳谈会今年在东海航空已开了多次，涵盖机务、飞行、客舱甚至机关、人力资源、市场等多个部门，座谈起来“无死角、全覆盖”。郭志强告诉记者，机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受疫情冲击，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纵然有不同声音，也丝毫不影响东海航空保安全、谋发展的决心。“先涨机务，涨了工资，要拿业绩说话，以安全考量”。
针对员工最关心的薪酬问题，在中南局指导下，东海航空以能力为导向，对原有机务维修人员薪酬体系重新进行设计和改革，制定了以打通工程师、维护师晋级通道为重点的任职资格等级标准，形成了具有东海航空特色的薪酬体系。新的薪酬体系已经落地，明年1月将正式执行。
东海航空机务放行工程师曹海军说：“我在机务行业12年，原来做到放行工程师已经到头了，想努力却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现在公司职业通道打通了，技术层级增多，我也知道劲儿往哪里使了。不只是我，身边每个人都在进修升级，‘比学赶超’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影响员工钱袋子的还包括各种补贴。除原有培训教员授课补贴、跟机放行补贴外，东海航空改革方案新增机型有效签署补贴、执照英语等级补贴、放行补贴、错时补贴和环境补贴等。方案实施后，预计全员薪资平均增幅不小。
“作为中国民航第一家民营合资航空公司，广大基层员工为东海航空19年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公司上下正在打造脱胎换骨新东海航空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通过改革，让员工有希望，让员工被关爱，让员工有荣誉感。”东海航空董事长黄楚标说。
走进东海航空机务维修工程部，清一色崭新的“铁甲银装”格外醒目。工装换新是东海航空听心声、解民忧，为机务维修员工办的又一实事。在一次关爱员工座谈会上，几位青年员工反映服装面料不透气，设计不够合理，颜色也深。小小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关注，工装由紫色变成银色，款式和面料重新设计，以满足工作实际需求。
东海航空机务维修工程部机械员蒲翀说：“新工装看上去精神多了，更符合我们‘90后’年轻人的审美，舒适度、实用性也大幅提高。衣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年轻人说话有人听，意见被关注，感受到了被重视。”
以“绣花针功夫”做好精细化管理
先行先试，先走一步。当前，提升机务员工职业满意度工作已在深圳地区全面开花，方案分阶段稳步实施、逐步落地。顺丰航空通过制订“五路并进”提升方案，在薪酬激励、疲劳管理、后勤保障、荣誉体系、党建活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提升和改善，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作为首批薪酬体系改革试点单位，深航急起直追，在等待薪酬方案上级审批同时，综合统筹，制订了薪酬体系改革、疲劳管理、生产保障、后勤支援、奖惩制度五个维度的提升方案，已取得一定进展。各公司正加大力度，以“绣花针功夫”做好精细化管理，促进满意度的全面提升。
“熬最深的夜，修最贵的三轮”。这是机务人常用于自嘲的一句话，也是他们忘记时间、不舍昼夜工作的真实写照。如今，这种工作状态随着一声铃响成了历史。深航机务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公司发来的短信：“您今天已经工作8小时，辛苦了，请注意休息！”
针对机务员工反映最为集中的疲劳问题，深航通过科技提升效能，建立维修信息化模块，工时统计摸底，准确掌握动态的工作量。当发现人员存在超时风险时，提前预警，及时调配支援，避免超时疲劳。精细化管理同样体现在夜班补贴上。原来夜班为固定补贴，现调整为按时间段补贴，调整后补贴最多能增长3倍。
“深圳夏天炎热，机坪温度能达到50℃~ 60℃。对我们来说，原来能在机翼下躲一下太阳就是最大的幸福”。深航一名机务人员告诉记者，如今休息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工作间歇可进入机坪上的临时休息室，里面空调、冰箱、沙发一应俱全。同时，公司还根据工作环境，发放高温、低温、台风、大雨等不同类型的环境补贴。
除此以外，深航持续在疲劳管理中做“减法”。增加外场通勤保障车辆，机务人员用车等待时长不超过20分钟；航材配送效率也有很大提升，原来拉物资最多要等2个小时，现在只需要5分钟~10分钟。
与此同时，深航还从“衣食护住行”着手，在后勤保障方面做“加法”。配备了自动除颤仪、洗眼液等急救保障设备和药物；明文规定跟机放行可以乘坐公务舱，以更好地保证休息，职业尊严感也得到了增强；在夜班期间，可在机场食堂就餐，并将得到一定补贴；给每位员工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覆盖门诊和住院，看病基本自己不花钱。
有从业人员将改革分配制度形象比喻为切蛋糕和分蛋糕。切是技术，很重要；分更重要。此外，作为民航管理者，要沉到基层，与年轻人沟通对话。要真正了解队伍，了解当代民航人的思想，准确捕捉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心理变化，主动工作。这项工作的至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让行业重拾信心、重塑价值，打造良性的职业发展生态链条。
风正帆悬好出发，道远任重任驰骋。改革，更关键是培育好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为绩效、为能力、为岗位价值付酬。让人成为卓越的人，成为热爱机务工作、热爱民航的员工，真正将人才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发展好、打造好一支理论知识扎实、技能素质过硬、纪律作风优良的机务队伍，确保飞行安全，助力民航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报 记者梁永军、冯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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