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硬核农业“芯片”，中国种业将强优势补短板破卡点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随着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在种业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种业该如何“强优势、补短板、破卡点”。
我国已建立以国家长期库为核心，以区域性、专业性中期库、种质圃为支撑和原生境保护区（点）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目前，国家库已保存51万份不同品种、数十亿颗珍贵的种质样本，它们在零下18摄氏度可以保存50年以上。
“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都在担心中国种业是否存在被‘卡脖子’的情况。我们判断，总体上供应有保障，风险也可控。”2月6日至7日，首届中国种业发展论坛暨种业投融资研讨会在北京、海南三亚两地连线召开，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视频致辞时作出以上判断。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农业“芯片”真的被“卡脖子”了吗？怎样正确理解种业翻身仗？如何开展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实现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科技日报记者为此走访了有关农业种业专家。
农业“芯片”真的被“卡脖子”了吗
孙好勤在种业论坛上表示：中国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种子完全依靠自身能够解决，“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猪牛羊等畜禽及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少数畜禽、水产、蔬菜等种源来自进口，部分可替代。现在中国有外资种子企业25家，市场份额仅占3%左右，进口种子在农作物育种中也仅占到0.1%。
3%和0.1%，看起来微乎其微，为何会有“卡脖子”一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虽然我国的主粮种子基本不缺，但是经济作物，尤其是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大多依赖进口。部分地区、部分品种，“洋种子”占比甚至超过80%。
比如，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番茄的进口种子占比超过90%；西兰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
业内人士称，我国畜牧业、水产业、油料、饲料、蔬菜、水果等新品种的研发已呈现明显短板。
“我理解的种业翻身仗，可能更多意味着在畜禽种业和包括高档蔬菜种子在内的农作物种子领域进行的攻坚战。”江苏省种业科技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种业科学系主任张红生教授认为。
张红生认为，种业翻身仗一是要解决“种源”问题，二是要解决技术创新问题。种业不仅仅是种源本身，还包含研发和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相关的产业，以及涉及种质资源发掘、保护与创新技术、新品种培育技术、种子生产和加工技术等。
“应以畜牧业和蔬菜的优良品种为重点，加快科技创新、切实解决相关品种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建议，中国应抓紧制定新的种子安全方针，制定“十四五”时期种业发展规划，将国家级的育种中心建设纳入“十四五”时期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把海南等省份的育种基地建设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种质资源是农业育种创新的基础
北方的冬小麦已经起身拔节，江淮地区开始孕穗,西南地区正在灌浆……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大好时节，江苏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常务负责人、省农科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颜伟格外关心今年小麦的长势。
颜伟告诉记者，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小麦赤霉病流行和暴发的区域，这种病堪称小麦“癌症”，至今没有特效药物根治，并且正在向其他麦区蔓延。因此，在种质资源库中寻找抗性基因成为科学家的希望。
“前年，我国科学家在‘苏麦3号’‘望水白’等长江中下游抗病品种中找到了关键基因Fhb1，为战胜小麦赤霉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颜伟介绍说。
目前，科学家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将Fhb1导入到中高感赤霉病小麦品种中，这些品种的抗病能力可提高76%。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芯片，没有种质资源，农业育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
宝华玉兰处于濒危，中华水韭濒危，野大豆渐危，稻麦农家品种难觅踪影……近年来，地方品种和野生种受到挤压，地方种质资源丧失的风险不断加大。
为此，农业农村部于2015年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抢救性收集保护农作物地方种质资源。颜伟表示，科学家要与时间赛跑，抢在资源消失之前，抢救性保护地方特色资源，确保资源不丧失。
据颜伟介绍，我国已建立以国家长期库为核心，以区域性、专业性中期库、种质圃为支撑和原生境保护区（点）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目前，国家库已保存51万份不同品种、数十亿颗珍贵的种质样本，它们在零下18摄氏度可以保存50年以上。
中期库承担着地方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繁殖鉴定和分发共享的任务。以江苏库为例，已收集保存各类种质资源5.3万份，对外发放共享5.7万份次，相关单位利用这些资源培育新品种（系）120多个，累计推广10.3亿亩。
加强对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资源为基础，以基因为核心，以品种为载体”的生物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种质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种质资源成为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保障人类粮食安全和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的火种”。
但是，要让这些种质资源成为农业种业的振兴之宝，最终还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对于育种人来说，没有坏的种质资源。”颜伟告诉记者，种质资源库中收集的大多数品种，可能看起来品相不好、产量不高或某些抗性不强，难以直接利用，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需要通过基因组学与表型研究手段，挖掘优异基因，比如优良食味水稻、抗赤霉病小麦、抗豆象绿豆等。
颜伟建议，应加强对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研究，“我们是资源大国但不是资源强国，储藏资源中经过深度鉴定评价的不足10%，在优异资源的发掘利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距离”。
同时，颜伟也认为，对51万份种质资源全部开展精准鉴定的成本太高，近期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他建议，一方面要通过构建核心种质群，以较少的代表性核心种质替代种质库中遗传资源，开展精准鉴定和遗传研究，减小样本规模；另一方面要组建全国性协作组，分工协作，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围绕本地区产业需求，针对性开展相关性状的精准鉴定和深入评价；同时，随着产业的发展和育种目标的变化，鉴定的性状和要求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因此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相关作物性状鉴定评价工作。国家除了继续深入开展主粮种质资源关键性状优异基因的发掘，近期应重点支持玉米、大豆以及蔬菜、花卉、畜禽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和育种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研究。
此外，目前，我国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仍然不够丰富，51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80%来自国内，而美国保存的农业植物种质资源59万份，80%来自海外。有关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对外开放，有目的地从多样性中心和富集地区引进我国稀缺的优质资源。（记者 张晔）来源：科技日报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随着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在种业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种业该如何“强优势、补短板、破卡点”。
我国已建立以国家长期库为核心，以区域性、专业性中期库、种质圃为支撑和原生境保护区（点）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目前，国家库已保存51万份不同品种、数十亿颗珍贵的种质样本，它们在零下18摄氏度可以保存50年以上。
“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都在担心中国种业是否存在被‘卡脖子’的情况。我们判断，总体上供应有保障，风险也可控。”2月6日至7日，首届中国种业发展论坛暨种业投融资研讨会在北京、海南三亚两地连线召开，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视频致辞时作出以上判断。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农业“芯片”真的被“卡脖子”了吗？怎样正确理解种业翻身仗？如何开展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实现有效保护与高效利用？科技日报记者为此走访了有关农业种业专家。
农业“芯片”真的被“卡脖子”了吗
孙好勤在种业论坛上表示：中国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种子完全依靠自身能够解决，“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猪牛羊等畜禽及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少数畜禽、水产、蔬菜等种源来自进口，部分可替代。现在中国有外资种子企业25家，市场份额仅占3%左右，进口种子在农作物育种中也仅占到0.1%。
3%和0.1%，看起来微乎其微，为何会有“卡脖子”一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虽然我国的主粮种子基本不缺，但是经济作物，尤其是一些高端蔬菜的种子，大多依赖进口。部分地区、部分品种，“洋种子”占比甚至超过80%。
比如，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番茄的进口种子占比超过90%；西兰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
业内人士称，我国畜牧业、水产业、油料、饲料、蔬菜、水果等新品种的研发已呈现明显短板。
“我理解的种业翻身仗，可能更多意味着在畜禽种业和包括高档蔬菜种子在内的农作物种子领域进行的攻坚战。”江苏省种业科技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种业科学系主任张红生教授认为。
张红生认为，种业翻身仗一是要解决“种源”问题，二是要解决技术创新问题。种业不仅仅是种源本身，还包含研发和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相关的产业，以及涉及种质资源发掘、保护与创新技术、新品种培育技术、种子生产和加工技术等。
“应以畜牧业和蔬菜的优良品种为重点，加快科技创新、切实解决相关品种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建议，中国应抓紧制定新的种子安全方针，制定“十四五”时期种业发展规划，将国家级的育种中心建设纳入“十四五”时期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把海南等省份的育种基地建设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种质资源是农业育种创新的基础
北方的冬小麦已经起身拔节，江淮地区开始孕穗,西南地区正在灌浆……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大好时节，江苏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常务负责人、省农科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颜伟格外关心今年小麦的长势。
颜伟告诉记者，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小麦赤霉病流行和暴发的区域，这种病堪称小麦“癌症”，至今没有特效药物根治，并且正在向其他麦区蔓延。因此，在种质资源库中寻找抗性基因成为科学家的希望。
“前年，我国科学家在‘苏麦3号’‘望水白’等长江中下游抗病品种中找到了关键基因Fhb1，为战胜小麦赤霉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颜伟介绍说。
目前，科学家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将Fhb1导入到中高感赤霉病小麦品种中，这些品种的抗病能力可提高76%。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芯片，没有种质资源，农业育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
宝华玉兰处于濒危，中华水韭濒危，野大豆渐危，稻麦农家品种难觅踪影……近年来，地方品种和野生种受到挤压，地方种质资源丧失的风险不断加大。
为此，农业农村部于2015年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抢救性收集保护农作物地方种质资源。颜伟表示，科学家要与时间赛跑，抢在资源消失之前，抢救性保护地方特色资源，确保资源不丧失。
据颜伟介绍，我国已建立以国家长期库为核心，以区域性、专业性中期库、种质圃为支撑和原生境保护区（点）为补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目前，国家库已保存51万份不同品种、数十亿颗珍贵的种质样本，它们在零下18摄氏度可以保存50年以上。
中期库承担着地方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繁殖鉴定和分发共享的任务。以江苏库为例，已收集保存各类种质资源5.3万份，对外发放共享5.7万份次，相关单位利用这些资源培育新品种（系）120多个，累计推广10.3亿亩。
加强对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资源为基础，以基因为核心，以品种为载体”的生物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种质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种质资源成为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保障人类粮食安全和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的火种”。
但是，要让这些种质资源成为农业种业的振兴之宝，最终还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对于育种人来说，没有坏的种质资源。”颜伟告诉记者，种质资源库中收集的大多数品种，可能看起来品相不好、产量不高或某些抗性不强，难以直接利用，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需要通过基因组学与表型研究手段，挖掘优异基因，比如优良食味水稻、抗赤霉病小麦、抗豆象绿豆等。
颜伟建议，应加强对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研究，“我们是资源大国但不是资源强国，储藏资源中经过深度鉴定评价的不足10%，在优异资源的发掘利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距离”。
同时，颜伟也认为，对51万份种质资源全部开展精准鉴定的成本太高，近期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他建议，一方面要通过构建核心种质群，以较少的代表性核心种质替代种质库中遗传资源，开展精准鉴定和遗传研究，减小样本规模；另一方面要组建全国性协作组，分工协作，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围绕本地区产业需求，针对性开展相关性状的精准鉴定和深入评价；同时，随着产业的发展和育种目标的变化，鉴定的性状和要求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因此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相关作物性状鉴定评价工作。国家除了继续深入开展主粮种质资源关键性状优异基因的发掘，近期应重点支持玉米、大豆以及蔬菜、花卉、畜禽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和育种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研究。
此外，目前，我国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仍然不够丰富，51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80%来自国内，而美国保存的农业植物种质资源59万份，80%来自海外。有关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对外开放，有目的地从多样性中心和富集地区引进我国稀缺的优质资源。（记者 张晔）来源：科技日报
红塔证券李奇霖：机构的牛市
今年以来，市场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资金抱团在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当前的环境像极了2017年，当时也是上证50一骑绝尘，而绝大多数标的并没有感受到牛市。
总体来看，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抗通胀的，比如说白酒，茅台的股价已经突破了2000，比如说一些消费品，海天味业、金龙鱼、农夫山泉等等，再比如说上游化工、有色、纸浆等资源品，像华友钴业、天齐锂业、紫金矿业等等。
另一类是和高端制造业相关的，一个是定价全球疫情海外产能受限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机遇，比如三一重工、格力美的、比亚迪；另一个是定价低碳经济转型下新能源和光伏的重要历史机遇，比如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等等。
但绝大多数个股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点从指数上也能看出来，年初至今，上证指数涨了2.92%，上证50涨了4.58%，沪深300涨了5.8%，而中证1000还跌了0.45%，最近60个交易日已经跌了5.32%。
也就是说，对很多散户来说，买个股可能没赚到钱，但买基金(只要买到正确的主题)就能赚到钱，而且趋势是会互相强化的，越是发现买基金能赚到钱，就越会吸引更多的散户去买基金，进而继续推动少数标的上涨。
少数标的上涨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一定有道理的，也有逻辑可寻。
先来看抗通胀主题。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迅速扩张是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的M1同比到了50%以上，M2同比在25%左右，中国的社融同比也有13.6%。货币扩容但实体还没恢复，必然会导致货币流动性溢出到金融市场等非实体领域。
外溢的流动性在全球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一定会追逐具有确定性的、具有基本面支撑的安全类标的。比如今年一季度线上办公需求扩张带动的科技股狂欢，比如供给弹性不那么强的农产品像玉米、大葱等，再比如三季度以来中国主动补库存周期、供给收缩(环保限产)叠加弱美元共同驱动的有色、煤炭、铁矿等上游资源品。
在货币供给过剩的今天，只有具有稀缺性的商品才有定价能力，才能对抗通胀，比如白酒像茅台、五粮液，有明显的品牌壁垒，具有稀缺性；再比如一线城市的学区房，因为供给刚性，所以具有稀缺性。这些都是近期价格上涨较快并且成交量在逐步放大的标的。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性机遇了。
美国财政货币化举措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叠加其他国家暂时没有生产能力，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时长不明确，再加上供给侧改革的约束，企业新增产能投资的动力有限，但通过技改，提高设备的生产率，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的动力很强。
海外生产能力没有恢复，过去国内部分制造厂商对发达国家的高端设备进口依赖度较高，但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产能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全面开工的时候，只能倒逼国内加快自主研发，加快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应对海外的订单需求。
国内进口替代也确实处于加速的状态，技术进步让技术代差快速弥合，而且国内厂商性价比高一些，一般便宜10%以上，更重要的是，国内厂商有服务响应迅速的优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少设备公司甚至都做到了24小时驻扎，售后也快，有的可以当天换机。微观来看，长期进口的挖掘机行业近年来已经开始实现顺差，激光国产化率也到了70%以上(去年是50%)。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处在空前的战略机遇期。既有外围市场的订单需求，又有国内产能饱和，还有信贷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完全可以通过设备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趁着海外产能没有恢复前加快实现进口替代，降低对发达国家高端设备进口的依赖。
市场把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了抗通胀、高端制造业两大主题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什么大多数股票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呢？
主要是上游的价格上涨会对下游产生挤出效应，本轮经济复苏并不是普惠性质的。CPI的低迷固然反映出CPI统计口径本身的问题，比如基数受猪肉的影响大，更重要的是，CPI也反映出上游价格上涨没有很明显的向零售价格传导，比如工业品涨价，但是PPI的生活资料涨得不多，比如像小麦期货涨了40%多，但官方统计的面粉价格几乎没有涨。
消费似乎没有完全恢复，前几天坐京沪高铁，也发现车比较空，服务消费可能只有去年同期的80%。对很多小企业来说，汇率、人力、运费、上游价格上涨对其盈利空间也会有明显挤压。在下游需求不够大的时候，真正能活下去的只是拥有品牌溢价和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他们可以把上游价格上涨转移到下游去。
刚公布的12月PMI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1.9，和前值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整体降幅可以用季节性规律解释，但很明显，小企业PMI降幅要大得多，大、中型企业PMI均为52.7，但小企业的PMI只有48.48，较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小企业PMI新订单分项降低了2个点，大企业只降了0.6个点；大企业PMI生产指数回升了0.3个点，而小企业生产指数回落了2.7个点，背离得非常厉害。
当前的情况和2016-17年有些类似，当时也是上游价格涨很快，小企业不得不承担被动去产能的压力。所以，当时表现最好的就是行业龙头，大多数股票是下跌的。
问题在于，此一时彼一时，虽然环境有点像2017年，但政策要避免像2018年。要保市场主体，要给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不搞急转弯，没提去杠杆，只提宏观杠杆率稳定，让结构性宽松的举措能维持下去。
打消了经济复苏政策收缩的压力后，市场的风险偏好被彻底激活了，而且随着通胀、资产价格压力不断加强，宽松的政策迟早会转向，一旦宽松的政策转向，会对小企业产生更强的冲击，所以，只要内外部流动性环境没有过快收紧，不如把头寸聚集在少数安全性更高的标的，这就加剧了少数标的与大多数股票的分化。
当然，政策可能不会轻易采取总量收缩的政策，因为总量收缩的波及面太广，未来的政策更多会聚焦于结构性收缩，比如严控地方隐性债务，比如加强房地产调控。前几天有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限制出来，今天又在传交易所限制城投公司债发行。在此预期之下，地产股持续低迷，随着存量债务到期，再融资渠道收紧，未来还有信用风险释放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驱动股票市场资金不断涌入的就是破刚兑与防风险的平衡了。
刚兑打破后，资金要找出处，信托频繁暴雷就不说了，永煤事件后，信用债大幅调整让投资者发现投债券风险也挺高的，甚至比股票还高，股票除非买到特别差的，也不至于和AAA的债券一样往0的方向跌，而且债券收益的上限还是被锁定的，与其买信用债，还不如买股票。
另一面，虽然刚兑打破，但系统性风险大家也不太担心，都觉得监管有能力兜住风险，比如永煤事件后，货币政策转向了合理充裕，资金成本下降得快，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市场其实很聪明。因为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内外部货币环境，都无法证伪当前的风险偏好，没有利空成了最大的利多，抓紧上车才是硬道理。
简而言之，这一轮牛市建立在下面三个前提之下：
1、宽松的流动性和预期，短期无法证伪。利率债当前也是牛市，短端下得快，因为小企业需要支持，还要防范信用风险，政策不能搞“急转弯”。
2、在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下，却又卡住了地产、城投融资，监管也希望看到，居民储蓄从房子(以及房子背后的融资结构、刚兑的理财产品)向资本市场转化。
3、机构投资者崛起又天然爱追逐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与安全类主题稀缺，看上去只有抗通胀的白酒、消费品以及高端制造业，导致少数标的估值不断攀升，而多数股票要么没涨，要么下跌。
那么，未来有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扭转现在的行情呢？
随着“胀”的压力不断增强，虽然很难看到货币环境的整体收缩(怕波及小微企业)，但可以推断的是，大概率会卡住对房地产、城投的新增融资，但今年又是债务到期的小高峰，如果真有信用风险释放，可能会导致信用环境收缩，进而扭转市场风险偏好。
另外，随着少数标的上涨，价格上涨的本身也在加剧不确定性，会放大波动率。商品的价格要与内在价值相匹配，当某商品的价格大幅高于其内在价值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随着少数标的价格持续上涨，估值持续提高，看上去安全的资产也会变得不那么安全，风险溢价就会出来了。那个时候，即使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还在，但随着风险溢价的持续累积，也有可能会导致少数标的波动率明显放大。
今年以来，市场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资金抱团在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当前的环境像极了2017年，当时也是上证50一骑绝尘，而绝大多数标的并没有感受到牛市。
总体来看，少数板块和少数标的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抗通胀的，比如说白酒，茅台的股价已经突破了2000，比如说一些消费品，海天味业、金龙鱼、农夫山泉等等，再比如说上游化工、有色、纸浆等资源品，像华友钴业、天齐锂业、紫金矿业等等。
另一类是和高端制造业相关的，一个是定价全球疫情海外产能受限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机遇，比如三一重工、格力美的、比亚迪；另一个是定价低碳经济转型下新能源和光伏的重要历史机遇，比如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等等。
但绝大多数个股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点从指数上也能看出来，年初至今，上证指数涨了2.92%，上证50涨了4.58%，沪深300涨了5.8%，而中证1000还跌了0.45%，最近60个交易日已经跌了5.32%。
也就是说，对很多散户来说，买个股可能没赚到钱，但买基金(只要买到正确的主题)就能赚到钱，而且趋势是会互相强化的，越是发现买基金能赚到钱，就越会吸引更多的散户去买基金，进而继续推动少数标的上涨。
少数标的上涨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一定有道理的，也有逻辑可寻。
先来看抗通胀主题。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供给迅速扩张是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的M1同比到了50%以上，M2同比在25%左右，中国的社融同比也有13.6%。货币扩容但实体还没恢复，必然会导致货币流动性溢出到金融市场等非实体领域。
外溢的流动性在全球疫情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一定会追逐具有确定性的、具有基本面支撑的安全类标的。比如今年一季度线上办公需求扩张带动的科技股狂欢，比如供给弹性不那么强的农产品像玉米、大葱等，再比如三季度以来中国主动补库存周期、供给收缩(环保限产)叠加弱美元共同驱动的有色、煤炭、铁矿等上游资源品。
在货币供给过剩的今天，只有具有稀缺性的商品才有定价能力，才能对抗通胀，比如白酒像茅台、五粮液，有明显的品牌壁垒，具有稀缺性；再比如一线城市的学区房，因为供给刚性，所以具有稀缺性。这些都是近期价格上涨较快并且成交量在逐步放大的标的。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性机遇了。
美国财政货币化举措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叠加其他国家暂时没有生产能力，国内制造业企业已经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时长不明确，再加上供给侧改革的约束，企业新增产能投资的动力有限，但通过技改，提高设备的生产率，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的动力很强。
海外生产能力没有恢复，过去国内部分制造厂商对发达国家的高端设备进口依赖度较高，但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产能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全面开工的时候，只能倒逼国内加快自主研发，加快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应对海外的订单需求。
国内进口替代也确实处于加速的状态，技术进步让技术代差快速弥合，而且国内厂商性价比高一些，一般便宜10%以上，更重要的是，国内厂商有服务响应迅速的优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不少设备公司甚至都做到了24小时驻扎，售后也快，有的可以当天换机。微观来看，长期进口的挖掘机行业近年来已经开始实现顺差，激光国产化率也到了70%以上(去年是50%)。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处在空前的战略机遇期。既有外围市场的订单需求，又有国内产能饱和，还有信贷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完全可以通过设备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趁着海外产能没有恢复前加快实现进口替代，降低对发达国家高端设备进口的依赖。
市场把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了抗通胀、高端制造业两大主题也不无道理，但是，为什么大多数股票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呢？
主要是上游的价格上涨会对下游产生挤出效应，本轮经济复苏并不是普惠性质的。CPI的低迷固然反映出CPI统计口径本身的问题，比如基数受猪肉的影响大，更重要的是，CPI也反映出上游价格上涨没有很明显的向零售价格传导，比如工业品涨价，但是PPI的生活资料涨得不多，比如像小麦期货涨了40%多，但官方统计的面粉价格几乎没有涨。
消费似乎没有完全恢复，前几天坐京沪高铁，也发现车比较空，服务消费可能只有去年同期的80%。对很多小企业来说，汇率、人力、运费、上游价格上涨对其盈利空间也会有明显挤压。在下游需求不够大的时候，真正能活下去的只是拥有品牌溢价和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他们可以把上游价格上涨转移到下游去。
刚公布的12月PMI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1.9，和前值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整体降幅可以用季节性规律解释，但很明显，小企业PMI降幅要大得多，大、中型企业PMI均为52.7，但小企业的PMI只有48.48，较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小企业PMI新订单分项降低了2个点，大企业只降了0.6个点；大企业PMI生产指数回升了0.3个点，而小企业生产指数回落了2.7个点，背离得非常厉害。
当前的情况和2016-17年有些类似，当时也是上游价格涨很快，小企业不得不承担被动去产能的压力。所以，当时表现最好的就是行业龙头，大多数股票是下跌的。
问题在于，此一时彼一时，虽然环境有点像2017年，但政策要避免像2018年。要保市场主体，要给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不搞急转弯，没提去杠杆，只提宏观杠杆率稳定，让结构性宽松的举措能维持下去。
打消了经济复苏政策收缩的压力后，市场的风险偏好被彻底激活了，而且随着通胀、资产价格压力不断加强，宽松的政策迟早会转向，一旦宽松的政策转向，会对小企业产生更强的冲击，所以，只要内外部流动性环境没有过快收紧，不如把头寸聚集在少数安全性更高的标的，这就加剧了少数标的与大多数股票的分化。
当然，政策可能不会轻易采取总量收缩的政策，因为总量收缩的波及面太广，未来的政策更多会聚焦于结构性收缩，比如严控地方隐性债务，比如加强房地产调控。前几天有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限制出来，今天又在传交易所限制城投公司债发行。在此预期之下，地产股持续低迷，随着存量债务到期，再融资渠道收紧，未来还有信用风险释放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驱动股票市场资金不断涌入的就是破刚兑与防风险的平衡了。
刚兑打破后，资金要找出处，信托频繁暴雷就不说了，永煤事件后，信用债大幅调整让投资者发现投债券风险也挺高的，甚至比股票还高，股票除非买到特别差的，也不至于和AAA的债券一样往0的方向跌，而且债券收益的上限还是被锁定的，与其买信用债，还不如买股票。
另一面，虽然刚兑打破，但系统性风险大家也不太担心，都觉得监管有能力兜住风险，比如永煤事件后，货币政策转向了合理充裕，资金成本下降得快，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市场其实很聪明。因为无论是基本面还是内外部货币环境，都无法证伪当前的风险偏好，没有利空成了最大的利多，抓紧上车才是硬道理。
简而言之，这一轮牛市建立在下面三个前提之下：
1、宽松的流动性和预期，短期无法证伪。利率债当前也是牛市，短端下得快，因为小企业需要支持，还要防范信用风险，政策不能搞“急转弯”。
2、在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下，却又卡住了地产、城投融资，监管也希望看到，居民储蓄从房子(以及房子背后的融资结构、刚兑的理财产品)向资本市场转化。
3、机构投资者崛起又天然爱追逐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与安全类主题稀缺，看上去只有抗通胀的白酒、消费品以及高端制造业，导致少数标的估值不断攀升，而多数股票要么没涨，要么下跌。
那么，未来有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扭转现在的行情呢？
随着“胀”的压力不断增强，虽然很难看到货币环境的整体收缩(怕波及小微企业)，但可以推断的是，大概率会卡住对房地产、城投的新增融资，但今年又是债务到期的小高峰，如果真有信用风险释放，可能会导致信用环境收缩，进而扭转市场风险偏好。
另外，随着少数标的上涨，价格上涨的本身也在加剧不确定性，会放大波动率。商品的价格要与内在价值相匹配，当某商品的价格大幅高于其内在价值时，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随着少数标的价格持续上涨，估值持续提高，看上去安全的资产也会变得不那么安全，风险溢价就会出来了。那个时候，即使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还在，但随着风险溢价的持续累积，也有可能会导致少数标的波动率明显放大。
【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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