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宋朝这么有趣#
【“一城同饮甘凉”：苏轼设计“自来水系统”】
现在的问题是，宋代城市的集中供水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近代的自来水设备呢？对于宋人来说，建成自来水供水管道网络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宋时，蜀中一带的井盐手工业已经采用竹笕运输卤水，清人《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一文介绍了这一竹笕引流的技术：“以大班竹或楠竹打通竹节，用公母笋接逗，外用细麻油灰缠缚，明暗高低相地势而为之。”这段话道出了用来输送卤水的竹笕制作方法。这里的“公母笋”
即为“公母榫”，是我国古代工匠在木器制作中首创的榫卯。工匠们将需要连接的两个配件做成能够完全互相包容的两个部分，一头叫公头，一头叫母头。榫卯结构能使两个配件紧固连接，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家具制作和建筑建造中。“或此山与对山若高数尺，即将枧埋土内，由此山达彼山，谓之‘冒水枧’，不藉人工马力亦可冒六七里许；如无对山，不能冒水，则相山之高下，修造马车数座，翻山越岭，由河底穿过。”
不知道细心的你发现了没有，这段文字中其实包含了物理学知识：当输出卤水这边的地势比输入卤水的“对山”地势高的时候，卤水的输送利用物理学中液面差的原理，实现了“冒水”，完成了“不藉人工马力亦可冒六七里许”的输送效果。
而一旦遇上“不能冒水”的情况，也就是地势受限，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势差时，就需要提供能让水往高处流的动力，而这动力正是来自文中提到的“马车”。通过马车做功，就可以将低处的水向高处输送，而此时的竹笕则“由河底穿过”。按照这样的方法，各地打井汲取的卤水，可以通过管道运输到灶场集中煮盐。
如果将输送盐卤的竹笕网络置换成运输饮用水，用于给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不就成自来水系统了吗？北宋时候，广州就出现了这样的城市自来水设施。而这一工程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我们应该还记得，苏轼知杭州时，也曾主持维修了杭城的供水工程。
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被贬至岭南惠州，听当地人说起，邻近的广州城“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玉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当时的广州太守叫王敏仲，是苏轼的朋友。因此，苏轼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别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苏轼建议，在广州城外二十里处的蒲涧山滴水岩下开凿一个大石槽，以盛山泉；再用巨竹打通关节，首尾衔接，接口处用麻绳与漆密封，制成五条长长的管道，从大石槽引水入城内；又在城内设置一个大石槽，以储引入的泉水；再用五条竹管将泉水分引至城中各处小石槽，以便居民汲取。这个竹管制成的供水网络，有点像今天的自来水管道了。苏轼还做了一个预算：建成这个供水网，政府大约只需投入数百贯钱。
在这封致王敏仲太守的信上，苏轼还提议：“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qù）修葺（qì）。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苏轼的意思是，在珠江上游的循州购置良田放租，租金所得，用作购置竹管、更换管道的经费；再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屋放租，作为日常养护
自来水工程的基金。
王敏仲听从苏轼提议，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很高兴，又给王敏仲写了一封信：“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僭（jiàn）言，必不讶也。”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当发现水管堵塞，只需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细心的苏学士还提醒王敏仲，每年在财政上预留“少钱”，用于购入“五十余竿竹”来抽换损坏的竹管，如此，送水的管道系统即可以“永不废”。
看看，苏轼的自来水工程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今天广州博物馆还有苏轼设计的自来水装置模型展出。也有人提出，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杜甫的一首《引水》诗称：“白帝城西万竹蟠（pán），接筒引水喉不干。”这首诗是杜甫描述当时夔州万条竹筒盘旋环绕，相连的竹筒将水引来的景象。据杜甫诗作的描述，似乎唐代的白帝城已出现了城市自来水网络，但结合文献记述，“夔（kuí）俗无井，以竹引山泉而饮，蟠窟山腹间，有至数百丈者”，可知杜诗中的“万竹蟠”，并非白帝城内的集中供水系统，而是城外山民分散的竹笕引水设施。有史可证的第一个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还是北宋广州。
传送门：https://t.cn/A6cM0iFt
【“一城同饮甘凉”：苏轼设计“自来水系统”】
现在的问题是，宋代城市的集中供水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近代的自来水设备呢？对于宋人来说，建成自来水供水管道网络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宋时，蜀中一带的井盐手工业已经采用竹笕运输卤水，清人《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一文介绍了这一竹笕引流的技术：“以大班竹或楠竹打通竹节，用公母笋接逗，外用细麻油灰缠缚，明暗高低相地势而为之。”这段话道出了用来输送卤水的竹笕制作方法。这里的“公母笋”
即为“公母榫”，是我国古代工匠在木器制作中首创的榫卯。工匠们将需要连接的两个配件做成能够完全互相包容的两个部分，一头叫公头，一头叫母头。榫卯结构能使两个配件紧固连接，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家具制作和建筑建造中。“或此山与对山若高数尺，即将枧埋土内，由此山达彼山，谓之‘冒水枧’，不藉人工马力亦可冒六七里许；如无对山，不能冒水，则相山之高下，修造马车数座，翻山越岭，由河底穿过。”
不知道细心的你发现了没有，这段文字中其实包含了物理学知识：当输出卤水这边的地势比输入卤水的“对山”地势高的时候，卤水的输送利用物理学中液面差的原理，实现了“冒水”，完成了“不藉人工马力亦可冒六七里许”的输送效果。
而一旦遇上“不能冒水”的情况，也就是地势受限，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势差时，就需要提供能让水往高处流的动力，而这动力正是来自文中提到的“马车”。通过马车做功，就可以将低处的水向高处输送，而此时的竹笕则“由河底穿过”。按照这样的方法，各地打井汲取的卤水，可以通过管道运输到灶场集中煮盐。
如果将输送盐卤的竹笕网络置换成运输饮用水，用于给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不就成自来水系统了吗？北宋时候，广州就出现了这样的城市自来水设施。而这一工程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我们应该还记得，苏轼知杭州时，也曾主持维修了杭城的供水工程。
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被贬至岭南惠州，听当地人说起，邻近的广州城“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玉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当时的广州太守叫王敏仲，是苏轼的朋友。因此，苏轼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别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苏轼建议，在广州城外二十里处的蒲涧山滴水岩下开凿一个大石槽，以盛山泉；再用巨竹打通关节，首尾衔接，接口处用麻绳与漆密封，制成五条长长的管道，从大石槽引水入城内；又在城内设置一个大石槽，以储引入的泉水；再用五条竹管将泉水分引至城中各处小石槽，以便居民汲取。这个竹管制成的供水网络，有点像今天的自来水管道了。苏轼还做了一个预算：建成这个供水网，政府大约只需投入数百贯钱。
在这封致王敏仲太守的信上，苏轼还提议：“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qù）修葺（qì）。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苏轼的意思是，在珠江上游的循州购置良田放租，租金所得，用作购置竹管、更换管道的经费；再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屋放租，作为日常养护
自来水工程的基金。
王敏仲听从苏轼提议，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很高兴，又给王敏仲写了一封信：“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僭（jiàn）言，必不讶也。”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当发现水管堵塞，只需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细心的苏学士还提醒王敏仲，每年在财政上预留“少钱”，用于购入“五十余竿竹”来抽换损坏的竹管，如此，送水的管道系统即可以“永不废”。
看看，苏轼的自来水工程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今天广州博物馆还有苏轼设计的自来水装置模型展出。也有人提出，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杜甫的一首《引水》诗称：“白帝城西万竹蟠（pán），接筒引水喉不干。”这首诗是杜甫描述当时夔州万条竹筒盘旋环绕，相连的竹筒将水引来的景象。据杜甫诗作的描述，似乎唐代的白帝城已出现了城市自来水网络，但结合文献记述，“夔（kuí）俗无井，以竹引山泉而饮，蟠窟山腹间，有至数百丈者”，可知杜诗中的“万竹蟠”，并非白帝城内的集中供水系统，而是城外山民分散的竹笕引水设施。有史可证的第一个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还是北宋广州。
传送门：https://t.cn/A6cM0iFt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值此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引发广泛关注之际，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又重磅发布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括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等6个入选项目，以及7个入围项目和1个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
中新社报道，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年至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遗址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其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遗址内发现的遗存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也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珍贵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该遗址的发掘实证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该墓葬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通过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7个入围项目包括：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两周聚落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市土山二号汉墓、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天遗址、浙江台州市黄岩沙埠北宋中晚期窑址。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此外，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及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北京《光明日报》报道，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的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卢克索地区卡尔纳克北的孟图神庙遗址上举行了简短的开工仪式，中埃历史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
在2018至2019季度中，考古队主要针对神庙区范围进行清理，包括除草、拆除残破的晚近建筑、移除以前发掘工作形成的堆土等。同时也新建了项目组的工作区域，为项目的后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神庙区及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初步掌握了遗址范围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情况、保存状况、已经出土的带铭文或刻划的建筑构件的保存情况等，对相关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和测绘。
进入2019年，真正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2019-2020季度，发掘工作分两个区域进行。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针对遗址西南部分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六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在内的重要遗物，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第二个区域主要针对遗址东部的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接合部开展工作，发掘区内出土了泥砖垒砌的墙体和地面，在泥砖上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印记，为确定孟图神庙的建筑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称，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方面又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两国考古研究在理念、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从中原中心论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各自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机制和特点，时间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文明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研究手段更为丰富。近些年，随着学科发展，众多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特色，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运用到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优势。
而从学科传统来看，自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和圣书体文字、建立埃及学以来，由于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贾笑冰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更主要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他希望今后中埃双方能把这两种传统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埃及考古学发展。
贾笑冰认为，此次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考古学首次进入世界另外一个古老文明腹地从事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认识客体的角度讲，研究埃及考古学和古埃及文明，对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参考意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讲，真正在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中方自身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PlzOF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
中新社报道，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年至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遗址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其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遗址内发现的遗存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也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珍贵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该遗址的发掘实证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该墓葬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通过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7个入围项目包括：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两周聚落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市土山二号汉墓、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天遗址、浙江台州市黄岩沙埠北宋中晚期窑址。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此外，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及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北京《光明日报》报道，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的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卢克索地区卡尔纳克北的孟图神庙遗址上举行了简短的开工仪式，中埃历史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
在2018至2019季度中，考古队主要针对神庙区范围进行清理，包括除草、拆除残破的晚近建筑、移除以前发掘工作形成的堆土等。同时也新建了项目组的工作区域，为项目的后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神庙区及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初步掌握了遗址范围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情况、保存状况、已经出土的带铭文或刻划的建筑构件的保存情况等，对相关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和测绘。
进入2019年，真正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2019-2020季度，发掘工作分两个区域进行。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针对遗址西南部分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六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在内的重要遗物，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第二个区域主要针对遗址东部的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接合部开展工作，发掘区内出土了泥砖垒砌的墙体和地面，在泥砖上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印记，为确定孟图神庙的建筑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称，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方面又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两国考古研究在理念、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从中原中心论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各自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机制和特点，时间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文明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研究手段更为丰富。近些年，随着学科发展，众多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特色，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运用到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优势。
而从学科传统来看，自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和圣书体文字、建立埃及学以来，由于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贾笑冰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更主要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他希望今后中埃双方能把这两种传统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埃及考古学发展。
贾笑冰认为，此次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考古学首次进入世界另外一个古老文明腹地从事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认识客体的角度讲，研究埃及考古学和古埃及文明，对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参考意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讲，真正在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中方自身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PlzOF
#心若沉香,何惧浮世#18-山风蛊
此卦伯乐疗马,卜得知马难治,
见三蛊同器皿也。
图中
孩儿在云中,雁唧书,一鹿、
一钱,男女相拜。
三蛊食血之课 以恶害义之象
因喜而随人者,必有事,无事何喜何随?
故蛊以次随也。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
使物乱,是为蛊象,蛊者,壊也。
长女下于少男,长幼无序也,其乱可知。
此卦象言成蛊之因,卦才事言,治蛊之道。
一、孩儿在云中:有天官促成也。不求名利之人。
二、雁啣书:有消息至
三、一鹿:有大利也。
四、钱在空中:此心中图利之象也。
五、男女相拜:男女相合,此为利而结合,非正婚也。 https://t.cn/Ryhpwdq
此卦伯乐疗马,卜得知马难治,
见三蛊同器皿也。
图中
孩儿在云中,雁唧书,一鹿、
一钱,男女相拜。
三蛊食血之课 以恶害义之象
因喜而随人者,必有事,无事何喜何随?
故蛊以次随也。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
使物乱,是为蛊象,蛊者,壊也。
长女下于少男,长幼无序也,其乱可知。
此卦象言成蛊之因,卦才事言,治蛊之道。
一、孩儿在云中:有天官促成也。不求名利之人。
二、雁啣书:有消息至
三、一鹿:有大利也。
四、钱在空中:此心中图利之象也。
五、男女相拜:男女相合,此为利而结合,非正婚也。 https://t.cn/Ryhpwdq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