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掌心的志，我总记得在哪里[doge]
虽然有点累 这两天还是挺开心的
尤其是在酒吧跟着小志结识了音乐人[doge]
蛮酷的 而且我可太太喜欢听南方人说普通话了 尤其广东人！广东话就更喜欢
看好多顾客跟着音乐摇摆（不是蹦迪那种）
音乐的力量[酷]
还有 路边这些植被和腾讯百度大楼也挺好看的（没见过世面的亚子[doge]） https://t.cn/RY2y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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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舜晞说英雄谁是英雄# zsx#曾舜晞终极笔记# 王小石人物评价，来源百度百科：
他在最平凡的同时也最不平凡。
他是自在门天衣居士的弟子，却也有着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的父亲和姐姐。
他因闯江湖而结识白愁飞，因结识白愁飞而进京，因进京而与苏梦枕、白愁飞结拜……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
王小石有绝技，但江湖上有绝技的人未必是大侠。王小石是大侠，因为他有侠的性格。他一出场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眼中不能容忍残暴与阴险，他的胸中有一团正义的火焰。 王小石很讲义气，但更看重是非观念，他除恶济贫，义薄云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战胜邪恶。
王小石更了不起的，是他淡泊名利，天性上接近于战国时的庄子。他与苏梦枕、白愁飞结义三兄弟，为“金风细雨楼”立下大功，但一旦功成名就，王小石立刻退出江湖，做一个逍遥自在人。这一点，苏梦枕做不到，白愁飞更做不到，王小石却做到了。这就是一个真正大侠的境界，也是一个真正大侠的风采。
读者喜欢王小石，还因为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从不玩弄权术，他的聪明机智，全部用在了正义的事业上；正因为他看出权术的险恶，所以不愿涉足于追名逐利的漩涡中；他帮过许多人的忙，但从不要求回报，更不向人炫耀。王小石绝不肯为了得到富贵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因为他早就说过富贵如浮云。
温瑞安写王小石，也写他的失误以及他的弱点，正因如此，王小石才是一个真实的人。论手段，王小石比不上白愁飞；论指挥能力，王小石不及苏梦枕；但论交朋友，谁都愿意把王小石作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王小石不是白愁飞，没有怀才不遇的落寞；王小石不是苏梦枕，没有手执大权的孤寒。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平平凡凡地小石头，然而却又不是平凡的人。我希望他们三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可是裂痕却永远存在着，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我只是颗小石头，做喜欢的事，我可没意思一定要当英雄、枭雄！如果我觉得那是对的，当当狗熊也无妨……」
平凡的小石头，平凡的心。
喜欢小石头，是因为在故事的冰冷和背叛之间，我从缝隙里看到了那一道光芒，那道暖暖地光芒从冰冷的裂缝里照了进来。
苏梦枕临死之前将风雨楼交给了小石头，他本无心权利，却又无意间得到了这些。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禁不住要叹息。
「王小石感情丰富，七岁开始恋爱，到廿三岁已失恋十五次，每次都自作多情，空自伤情……」
「王小石喜好结交朋友，不分贵贱，且好管闲事，但与不谙武功者交手，决不施展武艺欺人，故有被七名地痞流氓打得一身痛伤、落荒而逃的记录，是发生在……」
透过杨无邪的叙述，看到了小石头原来是如此多情的一个人。其实有时候想想，若是换了情感消极的人，失意如此之多，真不知一会儿的功夫能酿出多少「一次失恋引起的血案」。他爱的人始终不爱他，并且使得他无法去抱怨，有什么办法呢？温柔喜欢的是白愁飞，但我们的小石头第一次看见温柔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一盏灯，那样的话，他眼里、心里如何再有别人？
他遇见白愁飞，是晴日下的惊鸿一瞥，是舟船上的开心欢颜，是不管他年是不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还是相忘于江湖、不见于天地之悠悠，但总是在一起过、开心过、热闹过的铭记于心。
他与苏梦枕结拜，唤他一声「大哥」，便信守一生，忠他、敬他，为了他而去奋斗，去努力。那一句「我们效忠的是大哥，不是这楼子」飘到苏梦枕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真挚。
为了白愁飞，他甘于隐逸市井，写字卖画，并心心念念着过往的日子，于是有了「愁石斋」。为了苏梦枕，他终于与白愁飞倒戈相向，为了一个背叛的理由，为了维护他的大哥，为了心中真正的情义，他的努力经久不绝。
所以苏梦枕愿意信任看重他。所以白愁飞最是嫉恨他，却也最是对他于心不忍。
其实王小石只有在苏梦枕和白愁飞同在的情况下，才能衬得出他的单纯，他不修心计，他佩服苏梦枕，所以甘愿效忠于他，他志非什么枭雄大侠，却身负风雨楼重任，然而，有着这般仗义的心灵的王小石，又岂会不是侠？
————————
很喜欢这样的小石头，期待你的演绎，等你[心][心][心]@曾舜晞Joseph
cr@流云追星
他在最平凡的同时也最不平凡。
他是自在门天衣居士的弟子，却也有着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的父亲和姐姐。
他因闯江湖而结识白愁飞，因结识白愁飞而进京，因进京而与苏梦枕、白愁飞结拜……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
王小石有绝技，但江湖上有绝技的人未必是大侠。王小石是大侠，因为他有侠的性格。他一出场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眼中不能容忍残暴与阴险，他的胸中有一团正义的火焰。 王小石很讲义气，但更看重是非观念，他除恶济贫，义薄云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战胜邪恶。
王小石更了不起的，是他淡泊名利，天性上接近于战国时的庄子。他与苏梦枕、白愁飞结义三兄弟，为“金风细雨楼”立下大功，但一旦功成名就，王小石立刻退出江湖，做一个逍遥自在人。这一点，苏梦枕做不到，白愁飞更做不到，王小石却做到了。这就是一个真正大侠的境界，也是一个真正大侠的风采。
读者喜欢王小石，还因为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从不玩弄权术，他的聪明机智，全部用在了正义的事业上；正因为他看出权术的险恶，所以不愿涉足于追名逐利的漩涡中；他帮过许多人的忙，但从不要求回报，更不向人炫耀。王小石绝不肯为了得到富贵而牺牲自己的个性，因为他早就说过富贵如浮云。
温瑞安写王小石，也写他的失误以及他的弱点，正因如此，王小石才是一个真实的人。论手段，王小石比不上白愁飞；论指挥能力，王小石不及苏梦枕；但论交朋友，谁都愿意把王小石作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王小石不是白愁飞，没有怀才不遇的落寞；王小石不是苏梦枕，没有手执大权的孤寒。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平平凡凡地小石头，然而却又不是平凡的人。我希望他们三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可是裂痕却永远存在着，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我只是颗小石头，做喜欢的事，我可没意思一定要当英雄、枭雄！如果我觉得那是对的，当当狗熊也无妨……」
平凡的小石头，平凡的心。
喜欢小石头，是因为在故事的冰冷和背叛之间，我从缝隙里看到了那一道光芒，那道暖暖地光芒从冰冷的裂缝里照了进来。
苏梦枕临死之前将风雨楼交给了小石头，他本无心权利，却又无意间得到了这些。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禁不住要叹息。
「王小石感情丰富，七岁开始恋爱，到廿三岁已失恋十五次，每次都自作多情，空自伤情……」
「王小石喜好结交朋友，不分贵贱，且好管闲事，但与不谙武功者交手，决不施展武艺欺人，故有被七名地痞流氓打得一身痛伤、落荒而逃的记录，是发生在……」
透过杨无邪的叙述，看到了小石头原来是如此多情的一个人。其实有时候想想，若是换了情感消极的人，失意如此之多，真不知一会儿的功夫能酿出多少「一次失恋引起的血案」。他爱的人始终不爱他，并且使得他无法去抱怨，有什么办法呢？温柔喜欢的是白愁飞，但我们的小石头第一次看见温柔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一盏灯，那样的话，他眼里、心里如何再有别人？
他遇见白愁飞，是晴日下的惊鸿一瞥，是舟船上的开心欢颜，是不管他年是不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还是相忘于江湖、不见于天地之悠悠，但总是在一起过、开心过、热闹过的铭记于心。
他与苏梦枕结拜，唤他一声「大哥」，便信守一生，忠他、敬他，为了他而去奋斗，去努力。那一句「我们效忠的是大哥，不是这楼子」飘到苏梦枕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真挚。
为了白愁飞，他甘于隐逸市井，写字卖画，并心心念念着过往的日子，于是有了「愁石斋」。为了苏梦枕，他终于与白愁飞倒戈相向，为了一个背叛的理由，为了维护他的大哥，为了心中真正的情义，他的努力经久不绝。
所以苏梦枕愿意信任看重他。所以白愁飞最是嫉恨他，却也最是对他于心不忍。
其实王小石只有在苏梦枕和白愁飞同在的情况下，才能衬得出他的单纯，他不修心计，他佩服苏梦枕，所以甘愿效忠于他，他志非什么枭雄大侠，却身负风雨楼重任，然而，有着这般仗义的心灵的王小石，又岂会不是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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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这样的小石头，期待你的演绎，等你[心][心][心]@曾舜晞Joseph
cr@流云追星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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