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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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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碳中和这一项宏伟目标被提及以来，低碳经济与清洁能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果从市场中来看，与其相关的行业无论是水电风电还是光伏发电，都经历了市场中的情绪化追捧，虽然目前人气稍有不足，但是从未来十年来看清洁能源将会成为能源转型提速的关键一环。
其一:碳中和的最终目标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某些手段来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抵消，通俗的讲就是我们每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那么必然要去通过某些形势来去抵消。
目前我国产生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就是煤电企业所使用的石化能源，那么削减石化能源来推动国内能源结构就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为了保障能源的稳定供应发展清洁能源就成为了能源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十年我国的能源结构依然是依靠火力发电，但是火力发电的增速明显趋缓，与之对应的水电核电风光电等清洁能源的增速则快速提升，而笔者认为，未来十年我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必然会持续优化，以非石化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装机还会继续攀升。
其二:笔者认为，虽然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水风光等绿色电力未来将会大有可为，但是还有一种生物质能的绿色电力却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垃圾填埋所产生的另外一种清洁能源。
从目前整个行业来看，我国城镇拥有的垃圾填埋场超过2000个，其中仅有200余个垃圾填埋场的发电项目实现了并网发电，整个产业的覆盖率仅为10%左右，除此之外更有养殖粪便，农业秸秆和工业废物等具有发电资源的市场也将会加速发展。
百川畅银，去年五月成功冲刺创业板，当时踩中绿色电力的风口遭遇市场追捧，如今随着市场热点的情绪化退潮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变得不尽人意。
以21年上半年为例，公司通过发电售电带来的营收占比超过92.37%，但是有一点是需要重点说明，公司所干的并不是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而是通过把垃圾进行填埋后产生填埋气进行沼气发电也属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从最近八年公司经营状况来看，自2013年营收3953万至2020年的5.18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7.94%，净利润自2013年的1276万至2020年的1.24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2.88%，由此可见公司在上市前的成长发展还是较为靓丽。
按照公司上市前的披露，所属并网的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82个，并网的装机容量高达171.25兆瓦，累计发电超过48亿度，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过3000万吨。
但是自2019年开始公司营收增速趋缓，简单明了的可以理解为公司没有更多的钱去新建更多的垃圾填埋发电项目，而上市融资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环。
从去年前三季度来看，公司营收利润出现双降，其实并不是因为公司经营出现问题，而是财务制度中的收入确认准则发生了变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未纳入补贴清单的新增项目剔除，待补贴确认后在进行收入确认。
从新增并网项目来看，截止去年年底公司新增10个并网项目装机容量高达21.60兆瓦，笔者认为公司去年四季度营收和利润状况将会回升。
展望未来，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继续大力加码布局垃圾填埋发电，随着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补贴的滑坡，垃圾填埋发电成为目前少有的清洁电力补贴项目，但是如果补贴取消之后那么势必对公司利润造成一定影响，笔者认为，补贴只是一种扶持政策，如果使得行业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市场化才是最佳选择，而补贴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
举个例子:公司的填埋气发电每度减排大约11.56斤二氧化碳，如果按照二氧化碳每吨30元的价格来计算，相当于每度电增收高达一毛七分钱，也就是说公司仅来自出售碳权的利润将会超过一倍。 $百川畅银(SZ300614)$ https://t.cn/A66lQ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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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碳中和这一项宏伟目标被提及以来，低碳经济与清洁能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果从市场中来看，与其相关的行业无论是水电风电还是光伏发电，都经历了市场中的情绪化追捧，虽然目前人气稍有不足，但是从未来十年来看清洁能源将会成为能源转型提速的关键一环。
其一:碳中和的最终目标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某些手段来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抵消，通俗的讲就是我们每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那么必然要去通过某些形势来去抵消。
目前我国产生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就是煤电企业所使用的石化能源，那么削减石化能源来推动国内能源结构就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为了保障能源的稳定供应发展清洁能源就成为了能源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十年我国的能源结构依然是依靠火力发电，但是火力发电的增速明显趋缓，与之对应的水电核电风光电等清洁能源的增速则快速提升，而笔者认为，未来十年我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必然会持续优化，以非石化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装机还会继续攀升。
其二:笔者认为，虽然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水风光等绿色电力未来将会大有可为，但是还有一种生物质能的绿色电力却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垃圾填埋所产生的另外一种清洁能源。
从目前整个行业来看，我国城镇拥有的垃圾填埋场超过2000个，其中仅有200余个垃圾填埋场的发电项目实现了并网发电，整个产业的覆盖率仅为10%左右，除此之外更有养殖粪便，农业秸秆和工业废物等具有发电资源的市场也将会加速发展。
百川畅银，去年五月成功冲刺创业板，当时踩中绿色电力的风口遭遇市场追捧，如今随着市场热点的情绪化退潮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变得不尽人意。
以21年上半年为例，公司通过发电售电带来的营收占比超过92.37%，但是有一点是需要重点说明，公司所干的并不是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而是通过把垃圾进行填埋后产生填埋气进行沼气发电也属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从最近八年公司经营状况来看，自2013年营收3953万至2020年的5.18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7.94%，净利润自2013年的1276万至2020年的1.24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2.88%，由此可见公司在上市前的成长发展还是较为靓丽。
按照公司上市前的披露，所属并网的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82个，并网的装机容量高达171.25兆瓦，累计发电超过48亿度，累计减排二氧化碳超过3000万吨。
但是自2019年开始公司营收增速趋缓，简单明了的可以理解为公司没有更多的钱去新建更多的垃圾填埋发电项目，而上市融资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环。
从去年前三季度来看，公司营收利润出现双降，其实并不是因为公司经营出现问题，而是财务制度中的收入确认准则发生了变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未纳入补贴清单的新增项目剔除，待补贴确认后在进行收入确认。
从新增并网项目来看，截止去年年底公司新增10个并网项目装机容量高达21.60兆瓦，笔者认为公司去年四季度营收和利润状况将会回升。
展望未来，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继续大力加码布局垃圾填埋发电，随着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补贴的滑坡，垃圾填埋发电成为目前少有的清洁电力补贴项目，但是如果补贴取消之后那么势必对公司利润造成一定影响，笔者认为，补贴只是一种扶持政策，如果使得行业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市场化才是最佳选择，而补贴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
举个例子:公司的填埋气发电每度减排大约11.56斤二氧化碳，如果按照二氧化碳每吨30元的价格来计算，相当于每度电增收高达一毛七分钱，也就是说公司仅来自出售碳权的利润将会超过一倍。 $百川畅银(SZ300614)$ https://t.cn/A66lQ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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