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连载（39）| “五层楼”撤兵 开博物馆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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