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俊哲其实哨向设定最贴脸了，精神体什么多么符合他俩心理活动啊，爱哨向至今饿肚子。
张哥，向导，文职，浩气英风善察人心，海域梳理一流。其实是功勋退役，玉面狐狸，顶级体术记录保持者，精神体状如狸有鬣，白尾长而绒，牙尖爪利爱撒娇。
俊俊，哨兵，武职新锐，骁勇善战白切黑，海域看似常年风平浪静其实有点问题只靠精神力绝对压制，精神体有独角，鳞甲冰皮毛温，热衷收集贵金属和矿物。
就这种。 腓腓和貔貅还挺配的，上古毛绒绒神兽多可爱啊。
张哥，向导，文职，浩气英风善察人心，海域梳理一流。其实是功勋退役，玉面狐狸，顶级体术记录保持者，精神体状如狸有鬣，白尾长而绒，牙尖爪利爱撒娇。
俊俊，哨兵，武职新锐，骁勇善战白切黑，海域看似常年风平浪静其实有点问题只靠精神力绝对压制，精神体有独角，鳞甲冰皮毛温，热衷收集贵金属和矿物。
就这种。 腓腓和貔貅还挺配的，上古毛绒绒神兽多可爱啊。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龙江船厂的标准化生产
赵志刚
明朝最大官办造船厂之一的龙江船厂，贯穿了明代270多年的历史，主要建造战座船、漕运船、巡船、哨船、快船、渔船、黄船等船只，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建造和改造过数量众多的海船，《龙江船厂志》载“永乐五年，成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只，备使西洋诸国”。大量造船催生了新的工艺和标准，造船技术也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工部都水司管辖的“部级企业”，龙江船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产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其所制定的用料、价格、工艺、验收等诸标准也成为其他船厂执行的“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
一、用料与材料计价标准
明代船舶，船体用杉木，其次用楠木，“初乃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不同用途、种类的船只亦有不同用料。
明代抗倭时广东船主体用铁力木，更加坚固结实，但价格比川杉、楠木贵。帆船是水上木结构，其纯木结构特性不像陆地上砖木结构建筑，可以保留上百年（少数可以保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木船风吹雨淋日晒水浸浪袭，船体受力复杂，容易损坏，所以用材及保养十分讲究。大海船舵杆“必用铁力木”，内河船及小体量海船用榆木，操舵手柄用檀木、桅杆用杉木，还有杨木、樟木、榔木、松木、巴劳木、青皮等。不同材种有不同用途，一般不可以互相代用。风蓬、棚、索、缆也是各有尺寸，不可弄错。从龙江船厂遗址、宝船厂遗址出土的大量船体构件情况分析，也印证了明代造船所用材料的多样性。
《龙江船厂志》中木料材积计算方式与现代不同。木料的材积是依据木料围长来计算的，而不像现代人用木料直径来计算。船用木材材积的计量方法用的是“单板法”。这种方法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南京工部尚书宋景创造的船用木材材积计量方法。因整根木料，一般无法看出内部是否有空心、虫蛀、腐烂等情况，而裁成板片则一目了然，所以“单板法”计算材积也算是个“创造”。“单板之法，每长一丈、阔一尺、厚一寸为一个。个者，片也。即今算板之一丈也。”因为一片的材积是1丈、1尺、1寸的连乘积，所以单板法的一片，实际上就是板材材积一立方尺。这种算法与现在用的立方米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造船时用量最多的乃是板材，因此明代用单板作为木材材积的计量单位，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龙江船厂志》中所记“黄船、战船、巡船”等五大类虽为内河船，但在木船材积计量和木料计价方面应相差无几。偏离现象几乎可以忽略。
二、计量标准
《龙江船厂志》载：明代工部1营造尺等于兵部1尺减5分，显然，兵部尺比工部尺大。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静海寺碑文》《洪保寿藏铭碑文》等都提到“料”，如《漕船志》卷六：“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驶，止运得米一千石。”黄云眉《明史考证》载：“考《会典》卷二百，四百料浅船式样，与天工开物同，料当作石解，是此项浅船所载，仅四百石无疑。”即料可以当石用。明朝时2斛等于1石，1石等于1料等于2斛。“料”是容积单位。古代船只大小的计量单位，有时候也可看成重量单位使用。《辞海》称：一尺对方，七尺长为一料。
三、用工计量与工匠工资标准
《龙江船厂志·考衷志》记载了明代部分船舶建造年代、工种区分、用工计量和工匠工资等信息。其中“稍食”表中列出了每船总用工及支银数量，如“预备大黄船”“弘治十六年榜例”，就显示用了2558个工，用银子76两7钱8分5厘，并详细标明船木作780工、锯作225工、装修310工、雕銮作58工、艌作300工、铁作130工、油漆作133工、染作103工等。可以看出工部船厂工种划分很细，说明船舶制造讲究，专业化分工细致，计算也很精确。
当然，同一船型建造时间不同、材料不同、建造工匠不同，用工量也必然会存在差异。“预备大黄船”中又有“一案”，2473工7分，该银74两2钱1分1厘；“二案”2509工，该银75两2钱7分；“叁案”2427工5分，该银72两8钱2分5厘。虽然用工量与花销有差异，但基本保持平衡。
四、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
《漕运通志》载：“三代以下，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正是由于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漕船是运输漕粮的重要工具，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漕船的修造与维护，明朝亦不例外。
明代对船舶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在各环节都与今天的船厂质量管理有相通之处。因船“其集众材而始成……，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即船如人的身体，样样都非常重要，不可丝毫马虎。其中，验收材料时有八项注意：一是有无空损；二是材料要提前准备；三是注意弯曲、粗细、干湿、扭曲、空洞、腐烂、宽狭，桐油有清浊之分，必须查验到位；四是材料烙印，保管要及时；五是及时结清费用；六是减少中间环节；七是防止调包；八是防止索贿。
五、维修与保质期标准
通过《龙江船厂志》，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船舶维修、使用年限已经形成了制度：“每岁海运辽东粮储船只，每年一次修理。”大黄船、小黄船、扁浅船、战座船、战巡船、风快船、马快船、哨船、金水河采鲜船、金水河渔船等“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后湖楼座船、后湖大楼船、抽分座船、平船等使用较平缓的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一造”。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明代木船的造、修时间及使用年限。
六、追责与防范措施
《龙江船厂志》专列《孚革志》，分“律己之弊”“收料之弊”“造船之弊”“收船之弊”“佃田之弊”“看守之弊”等，记录造船厂在设计、船舶生产与修缮、财务以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弊政，并对症下药，提出在管理和生产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中“造船之弊有十”：一是板薄，偷工减料；二是钉稀，偷工取巧；三是不精，主要指油艌不固；四是不式，即不按照标准制式生产；五是故板，不按船舶实际破损情况配比新料导致旧木板浪费；六是省艌，导致船舶易损坏、腐朽；七是稽延，不能及时完工，则船未入水而已先受损；八是剋减，造船用料在正常损耗外的其他的短缺；九是掯诈，主要针对“小人贪得之风”；十是赔补，不体恤匠工，不及时支付工钱。
对接船、送船、使用、看守、保管出现的弊病，《龙江船厂志》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追责和防范措施。比如木船验收必要“验钉”环节，“一尺三钉”是相对30米以下内河船而言的，航海用的大福船则“一尺五钉”，“钉时将盐卤蘸过，钉下即能吃板”“板阔则缝少，每边以十三四块为度，四块之上每尺四钉”，从造船航海实践以及海里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看，“一尺三钉”是最基本的要求，船舶尺度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钉越密。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赵志刚
明朝最大官办造船厂之一的龙江船厂，贯穿了明代270多年的历史，主要建造战座船、漕运船、巡船、哨船、快船、渔船、黄船等船只，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建造和改造过数量众多的海船，《龙江船厂志》载“永乐五年，成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只，备使西洋诸国”。大量造船催生了新的工艺和标准，造船技术也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工部都水司管辖的“部级企业”，龙江船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产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其所制定的用料、价格、工艺、验收等诸标准也成为其他船厂执行的“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
一、用料与材料计价标准
明代船舶，船体用杉木，其次用楠木，“初乃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不同用途、种类的船只亦有不同用料。
明代抗倭时广东船主体用铁力木，更加坚固结实，但价格比川杉、楠木贵。帆船是水上木结构，其纯木结构特性不像陆地上砖木结构建筑，可以保留上百年（少数可以保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木船风吹雨淋日晒水浸浪袭，船体受力复杂，容易损坏，所以用材及保养十分讲究。大海船舵杆“必用铁力木”，内河船及小体量海船用榆木，操舵手柄用檀木、桅杆用杉木，还有杨木、樟木、榔木、松木、巴劳木、青皮等。不同材种有不同用途，一般不可以互相代用。风蓬、棚、索、缆也是各有尺寸，不可弄错。从龙江船厂遗址、宝船厂遗址出土的大量船体构件情况分析，也印证了明代造船所用材料的多样性。
《龙江船厂志》中木料材积计算方式与现代不同。木料的材积是依据木料围长来计算的，而不像现代人用木料直径来计算。船用木材材积的计量方法用的是“单板法”。这种方法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南京工部尚书宋景创造的船用木材材积计量方法。因整根木料，一般无法看出内部是否有空心、虫蛀、腐烂等情况，而裁成板片则一目了然，所以“单板法”计算材积也算是个“创造”。“单板之法，每长一丈、阔一尺、厚一寸为一个。个者，片也。即今算板之一丈也。”因为一片的材积是1丈、1尺、1寸的连乘积，所以单板法的一片，实际上就是板材材积一立方尺。这种算法与现在用的立方米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造船时用量最多的乃是板材，因此明代用单板作为木材材积的计量单位，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龙江船厂志》中所记“黄船、战船、巡船”等五大类虽为内河船，但在木船材积计量和木料计价方面应相差无几。偏离现象几乎可以忽略。
二、计量标准
《龙江船厂志》载：明代工部1营造尺等于兵部1尺减5分，显然，兵部尺比工部尺大。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静海寺碑文》《洪保寿藏铭碑文》等都提到“料”，如《漕船志》卷六：“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驶，止运得米一千石。”黄云眉《明史考证》载：“考《会典》卷二百，四百料浅船式样，与天工开物同，料当作石解，是此项浅船所载，仅四百石无疑。”即料可以当石用。明朝时2斛等于1石，1石等于1料等于2斛。“料”是容积单位。古代船只大小的计量单位，有时候也可看成重量单位使用。《辞海》称：一尺对方，七尺长为一料。
三、用工计量与工匠工资标准
《龙江船厂志·考衷志》记载了明代部分船舶建造年代、工种区分、用工计量和工匠工资等信息。其中“稍食”表中列出了每船总用工及支银数量，如“预备大黄船”“弘治十六年榜例”，就显示用了2558个工，用银子76两7钱8分5厘，并详细标明船木作780工、锯作225工、装修310工、雕銮作58工、艌作300工、铁作130工、油漆作133工、染作103工等。可以看出工部船厂工种划分很细，说明船舶制造讲究，专业化分工细致，计算也很精确。
当然，同一船型建造时间不同、材料不同、建造工匠不同，用工量也必然会存在差异。“预备大黄船”中又有“一案”，2473工7分，该银74两2钱1分1厘；“二案”2509工，该银75两2钱7分；“叁案”2427工5分，该银72两8钱2分5厘。虽然用工量与花销有差异，但基本保持平衡。
四、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
《漕运通志》载：“三代以下，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正是由于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漕船是运输漕粮的重要工具，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漕船的修造与维护，明朝亦不例外。
明代对船舶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在各环节都与今天的船厂质量管理有相通之处。因船“其集众材而始成……，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即船如人的身体，样样都非常重要，不可丝毫马虎。其中，验收材料时有八项注意：一是有无空损；二是材料要提前准备；三是注意弯曲、粗细、干湿、扭曲、空洞、腐烂、宽狭，桐油有清浊之分，必须查验到位；四是材料烙印，保管要及时；五是及时结清费用；六是减少中间环节；七是防止调包；八是防止索贿。
五、维修与保质期标准
通过《龙江船厂志》，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船舶维修、使用年限已经形成了制度：“每岁海运辽东粮储船只，每年一次修理。”大黄船、小黄船、扁浅船、战座船、战巡船、风快船、马快船、哨船、金水河采鲜船、金水河渔船等“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后湖楼座船、后湖大楼船、抽分座船、平船等使用较平缓的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一造”。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明代木船的造、修时间及使用年限。
六、追责与防范措施
《龙江船厂志》专列《孚革志》，分“律己之弊”“收料之弊”“造船之弊”“收船之弊”“佃田之弊”“看守之弊”等，记录造船厂在设计、船舶生产与修缮、财务以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弊政，并对症下药，提出在管理和生产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中“造船之弊有十”：一是板薄，偷工减料；二是钉稀，偷工取巧；三是不精，主要指油艌不固；四是不式，即不按照标准制式生产；五是故板，不按船舶实际破损情况配比新料导致旧木板浪费；六是省艌，导致船舶易损坏、腐朽；七是稽延，不能及时完工，则船未入水而已先受损；八是剋减，造船用料在正常损耗外的其他的短缺；九是掯诈，主要针对“小人贪得之风”；十是赔补，不体恤匠工，不及时支付工钱。
对接船、送船、使用、看守、保管出现的弊病，《龙江船厂志》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追责和防范措施。比如木船验收必要“验钉”环节，“一尺三钉”是相对30米以下内河船而言的，航海用的大福船则“一尺五钉”，“钉时将盐卤蘸过，钉下即能吃板”“板阔则缝少，每边以十三四块为度，四块之上每尺四钉”，从造船航海实践以及海里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看，“一尺三钉”是最基本的要求，船舶尺度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钉越密。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