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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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在辽宁工作30年#】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顾诵芬，1930年2月4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出身书香门第，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51年，他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任气动组组长。1961至1986年，先后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所长兼总设计师，任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86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主席团成员。
在千里之外的沈飞航空博览园·罗阳纪念馆，一架歼-8Ⅱ战机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无声地述说着沈飞公司砥砺奋进的航空报国心。
纪念馆讲解员薛海梅告诉记者，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还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他，怀抱航空救国初心，设计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他，肩负航空报国使命，亲乘飞机三上蓝天排除战机故障……他以赤子之心捧出我国喷气式飞机和空气动力学研究的累累硕果。
说起顾诵芬与歼-8战机以及与沈飞公司的不解之缘，还要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说起。顾诵芬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之际，他在10岁生日时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架在当时难能可见的飞机模型。顾诵芬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在飞机世界里的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顾诵芬大学毕业后来到国营112厂，也就是如今的沈飞公司工作。1956年夏天，原航空工业局在沈飞公司建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这支荟萃了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被选为气动组组长。当时的沈飞公司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既缺技术资料又缺生产设备，设计室也只是临时挤出的几间办公室。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顾诵芬与一群年轻人一道，在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和副主任黄志千的带领下研制歼教1教练机。
1958年是顾诵芬永生铭记的一年。作为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试飞成功，顾诵芬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沈飞公司开始马不停蹄地研制歼-8战机。然而，伴随着歼-8战机的首飞成功，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的顾诵芬便开始陷入新的思考。
原来，根据试飞员反馈的信息，飞机在飞行试验中出现强烈振动。为彻底解决这个困扰歼-8战机研制定型的难题，顾诵芬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自己乘坐歼-6教练机跟在歼-8战机身后，观察飞行状态并找出问题所在。
当时顾诵芬已经48岁，乘坐歼-6教练机跨音速飞行时，身体要承受四五个大气压的过载，没有经历过飞行专业训练的人难以适应这种压力。顾诵芬作为飞机设计专家，对其中的风险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他却不顾劝阻，瞒着家人登上了飞机。就这样，顾诵芬带着望远镜、照相机，乘坐着歼-6教练机先后三次飞上蓝天。
在两机编队飞行时，顾诵芬要求歼-6教练机保持两机距离在5米左右，以便近距离观察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下歼-8战机的状态，这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都是一种冒险。
顾诵芬把扰动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查清了症结所在——是由于尾部外形局部缩小引起涡流而造成振动，并最终通过修改飞机尾部外形结构消除了气流分离，振动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后来，顾诵芬还担任了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他顶着巨大压力、攻克无数难关，造出了属于中国人的“争气机”。
顾诵芬曾说：“沈飞从修理飞机到制造飞机，在航空工业史上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为我国自主设计飞机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飞机设计的摇篮’。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是1956年8月在沈飞建立的， 叫沈阳飞机设计室。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新飞机的设计工作就开始了。一年零9个月后，我国歼教1飞上了蓝天。歼教1飞机的成功研制，为我国航空事业积累了宝贵的设计和试制经验，开创了喷气时代中国人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
1986年，顾诵芬离开了他工作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他始终关注着型号研制任务，在C919、歼10、运20、教9等多个型号研制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或成员，为解决设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叶正大一起积极推动我国水上飞机等的研发，为我国水上飞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我国歼15舰载机和教9舰载教练机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和指导者。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索，他始终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一直还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如今，虽已鲐背之年，仍奋战在航空科技战线。他践行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志向，担当航空强国使命，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辽宁日报）https://t.cn/A6xzXl1H
顾诵芬，1930年2月4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出身书香门第，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51年，他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任气动组组长。1961至1986年，先后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所长兼总设计师，任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86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主席团成员。
在千里之外的沈飞航空博览园·罗阳纪念馆，一架歼-8Ⅱ战机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无声地述说着沈飞公司砥砺奋进的航空报国心。
纪念馆讲解员薛海梅告诉记者，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还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他，怀抱航空救国初心，设计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他，肩负航空报国使命，亲乘飞机三上蓝天排除战机故障……他以赤子之心捧出我国喷气式飞机和空气动力学研究的累累硕果。
说起顾诵芬与歼-8战机以及与沈飞公司的不解之缘，还要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说起。顾诵芬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之际，他在10岁生日时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架在当时难能可见的飞机模型。顾诵芬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沉浸在飞机世界里的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顾诵芬大学毕业后来到国营112厂，也就是如今的沈飞公司工作。1956年夏天，原航空工业局在沈飞公司建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这支荟萃了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被选为气动组组长。当时的沈飞公司正处于艰难起步阶段，既缺技术资料又缺生产设备，设计室也只是临时挤出的几间办公室。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顾诵芬与一群年轻人一道，在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和副主任黄志千的带领下研制歼教1教练机。
1958年是顾诵芬永生铭记的一年。作为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试飞成功，顾诵芬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沈飞公司开始马不停蹄地研制歼-8战机。然而，伴随着歼-8战机的首飞成功，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的顾诵芬便开始陷入新的思考。
原来，根据试飞员反馈的信息，飞机在飞行试验中出现强烈振动。为彻底解决这个困扰歼-8战机研制定型的难题，顾诵芬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自己乘坐歼-6教练机跟在歼-8战机身后，观察飞行状态并找出问题所在。
当时顾诵芬已经48岁，乘坐歼-6教练机跨音速飞行时，身体要承受四五个大气压的过载，没有经历过飞行专业训练的人难以适应这种压力。顾诵芬作为飞机设计专家，对其中的风险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他却不顾劝阻，瞒着家人登上了飞机。就这样，顾诵芬带着望远镜、照相机，乘坐着歼-6教练机先后三次飞上蓝天。
在两机编队飞行时，顾诵芬要求歼-6教练机保持两机距离在5米左右，以便近距离观察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下歼-8战机的状态，这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都是一种冒险。
顾诵芬把扰动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查清了症结所在——是由于尾部外形局部缩小引起涡流而造成振动，并最终通过修改飞机尾部外形结构消除了气流分离，振动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后来，顾诵芬还担任了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他顶着巨大压力、攻克无数难关，造出了属于中国人的“争气机”。
顾诵芬曾说：“沈飞从修理飞机到制造飞机，在航空工业史上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为我国自主设计飞机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飞机设计的摇篮’。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是1956年8月在沈飞建立的， 叫沈阳飞机设计室。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新飞机的设计工作就开始了。一年零9个月后，我国歼教1飞上了蓝天。歼教1飞机的成功研制，为我国航空事业积累了宝贵的设计和试制经验，开创了喷气时代中国人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
1986年，顾诵芬离开了他工作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他始终关注着型号研制任务，在C919、歼10、运20、教9等多个型号研制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或成员，为解决设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叶正大一起积极推动我国水上飞机等的研发，为我国水上飞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我国歼15舰载机和教9舰载教练机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和指导者。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索，他始终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一直还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如今，虽已鲐背之年，仍奋战在航空科技战线。他践行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志向，担当航空强国使命，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辽宁日报）https://t.cn/A6xzXl1H
#文史春秋# 【红二十五军与庾家河战斗】
□ 马小江
仲秋时节，我们一行三人翻越秦岭，驱车来到商洛市丹凤县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旧址，寻访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斗遗踪，聆听他们浴血奋战，播撒革命火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
庾家河鄂豫皖常委会议旧址位于丹凤县城北40余公里处的庾家河街。在庾岭镇街道西头拐弯处，有一幢灰瓦泥墙的老房子，门头上悬挂着“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旧址”的牌匾。当地人对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革命故事耳熟能详，闲谈之中，一位老者指着这座老房子自豪地说：“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根据地创建的构想，就是在这幢貌不惊人的房子里孕育的。”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随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自豫入陕，在丹凤县庾家河街“春茂永”中药铺召开了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即庾家河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参加人有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会议正确分析形势，作出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此次会议虽因敌第六十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进行充分讨论，但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意义。
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已受到党和红军的感召，适合红军立足发展。此外，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对西南的川陕苏区、北面的陕甘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都是一支重要的配合支持力量。
庾家河会议召开当天，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根据会议制定的方针和任务，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内容包括“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欢迎到红军中来”等等。这份传单在新区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号召力。会后，红军先后在丹凤县建立了梨园岔、孙家山、龙驹寨等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随着游人，我们移步来到展览室，一件件遗物、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告诉人们这里当年的条件之艰苦。在这里，讲解员向我们讲述了庾家河战斗的经过：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正在“春茂永”中药铺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就在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突然从庾家河东北方向传来枪声，并且越来越激烈，会议被迫中止。原来是国民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尾追而来，由于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过度疲劳，警戒疏忽，没有及时发现敌情。因此，战斗一开始，敌军就抢占了七里荫岭山梁的有利地形，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接到报告，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首先带领二二三团跑步出发，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各带一个团迅速跟进，指挥部队实施反击。战斗中，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冲入敌群，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七里荫岭山梁。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则快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击退敌军。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徐海东伤势严重。这时，国民党第六十师的三五五团、三五七团增援力量相继赶到，再次发起攻击。于是，激烈的争夺战全线展开，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在政委吴焕先指挥下，红军战士们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顽强奋战，红二十五军毙、伤敌人800多人，至黄昏时分，敌军仓皇逃跑。在这次生死搏斗中，红二十五军共伤亡战士200余名，多名团级、营级干部负伤，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率部与敌人拼刺刀时，一条腿被砍断，但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颚负伤，不能吹号，他便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因伤昏迷4天4夜，这也是他第9次身负重伤。
庾家河战斗为红军在丹凤县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是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这场战斗的胜利，有效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尾追，结束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1800余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也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为了铭记庾家河战斗的光辉历史，中共丹凤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在七里荫岭举行了“庾家河战斗纪念碑落成典礼”，并建造了四角亭，纪念碑就矗立于四角亭的正中。纪念碑正面“庾家河战斗纪念碑”8个大字，由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原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亲笔书写。2001年10月，曾经历这次战斗的军事科学院原政委王诚汉将军为重新整修的庾家河战斗纪念地题词：“越雄关险隘，树长征精神”。
目睹眼前这一切，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为革命先辈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感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在这块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土地上，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历史篇章。他们的英雄足迹和感人事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湮没，这一抹红色记忆将永远留在后人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 马小江
仲秋时节，我们一行三人翻越秦岭，驱车来到商洛市丹凤县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旧址，寻访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斗遗踪，聆听他们浴血奋战，播撒革命火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
庾家河鄂豫皖常委会议旧址位于丹凤县城北40余公里处的庾家河街。在庾岭镇街道西头拐弯处，有一幢灰瓦泥墙的老房子，门头上悬挂着“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旧址”的牌匾。当地人对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革命故事耳熟能详，闲谈之中，一位老者指着这座老房子自豪地说：“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根据地创建的构想，就是在这幢貌不惊人的房子里孕育的。”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随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自豫入陕，在丹凤县庾家河街“春茂永”中药铺召开了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即庾家河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参加人有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会议正确分析形势，作出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此次会议虽因敌第六十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进行充分讨论，但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意义。
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已受到党和红军的感召，适合红军立足发展。此外，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对西南的川陕苏区、北面的陕甘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都是一支重要的配合支持力量。
庾家河会议召开当天，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根据会议制定的方针和任务，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内容包括“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欢迎到红军中来”等等。这份传单在新区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号召力。会后，红军先后在丹凤县建立了梨园岔、孙家山、龙驹寨等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随着游人，我们移步来到展览室，一件件遗物、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告诉人们这里当年的条件之艰苦。在这里，讲解员向我们讲述了庾家河战斗的经过：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正在“春茂永”中药铺召开第十八次省委常委会议，就在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突然从庾家河东北方向传来枪声，并且越来越激烈，会议被迫中止。原来是国民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尾追而来，由于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过度疲劳，警戒疏忽，没有及时发现敌情。因此，战斗一开始，敌军就抢占了七里荫岭山梁的有利地形，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接到报告，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首先带领二二三团跑步出发，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各带一个团迅速跟进，指挥部队实施反击。战斗中，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冲入敌群，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七里荫岭山梁。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则快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击退敌军。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徐海东伤势严重。这时，国民党第六十师的三五五团、三五七团增援力量相继赶到，再次发起攻击。于是，激烈的争夺战全线展开，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在政委吴焕先指挥下，红军战士们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顽强奋战，红二十五军毙、伤敌人800多人，至黄昏时分，敌军仓皇逃跑。在这次生死搏斗中，红二十五军共伤亡战士200余名，多名团级、营级干部负伤，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率部与敌人拼刺刀时，一条腿被砍断，但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颚负伤，不能吹号，他便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因伤昏迷4天4夜，这也是他第9次身负重伤。
庾家河战斗为红军在丹凤县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是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这场战斗的胜利，有效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尾追，结束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1800余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也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为了铭记庾家河战斗的光辉历史，中共丹凤县委、县政府于1982年在七里荫岭举行了“庾家河战斗纪念碑落成典礼”，并建造了四角亭，纪念碑就矗立于四角亭的正中。纪念碑正面“庾家河战斗纪念碑”8个大字，由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原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亲笔书写。2001年10月，曾经历这次战斗的军事科学院原政委王诚汉将军为重新整修的庾家河战斗纪念地题词：“越雄关险隘，树长征精神”。
目睹眼前这一切，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为革命先辈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感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在这块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土地上，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历史篇章。他们的英雄足迹和感人事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湮没，这一抹红色记忆将永远留在后人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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