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又称全真派，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别。金代王重阳（见王重阳条）创立，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即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奉《道德经》、《清静经》、《孝经》、《心经》、《全真立教十五论》等为主要经典。
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改革、整顿后，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尤其到北宋末年，已呈现颓势。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支派争流，一些道流徇末遗本，流弊时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王重阳以新的宗旨、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
据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弃家外游，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修炼真诀，于是悟道出家。在南时村筑墓，住在墓穴中两年多，自称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离开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度人。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等。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全真堂”，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
全真道初传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注重个人修炼，而不注重发展教徒、营造宫观，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三次召见并作长谈。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后者的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成吉思汗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礼请住持大天长观（亦名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这之后，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禁令解除，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传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
入明以后，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
清朝初年，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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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美器2021195】清 周芷岩刻、张鹏翀题竹石图黄花梨大笔筒

高22.5厘米。

中贸圣佳，2017年6月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璀璨——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器物夜场，估价650-850万元，成交价954.5万元。

周灏，字晋瞻，号雪樵，又号芷岩，是与吴之璠齐名的嘉定竹人。他在朱氏画法刻竹的基础上，更出新意，一变前法，通常以浅浮雕及平刻为主，不借画稿，以刀代笔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刻山水、树石、丛竹，创造出凹凸皴法。这种技法即后世所称的“平地花纹刻法”后来仿刻者极少。他采用的阴刻法，功力很深，所刻纹饰、轮廓、皴擦大多是以刀剜出。无论竹根、竹节，还是雕刻中的宽窄深浅、长短斜正、勾勒烘染等都是“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其中画笔不能到之处，他都能以寸刀写之。因此他刻的山水树石、茂林丛竹，刀法变化多端，极富笔情墨趣。这种以南宗画法直接刻竹的途径，在当时竹刻界首屈一指。《竹人录》中以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笔筒取黄花梨大木为之，材料难得。黄花梨色泽沉敛红润文理美观，包浆厚重。刻竹石图于其上，山石稳盘于地，竹叶似飒飒而动，构图简练，刀法老辣，气韵天成。侧行书刻诗文两首，一：“文苏妙墨继者谁，五百年来见周子。短幅长笺信手成，渭川千亩风烟起”，“张鹏翀”款。二为：“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戏呼此君，放出一头。古人画马，坠入马腹，我今有愿，身化修竹，脱红尘世，作绿骨仙，迫然长啸，孰知其天”，“芷岩并镌”款。”诗文平地深雕，类似刻碑，而以阴刻技法所雕剔之竹石，似不用稿本，一气呵成竹叶迎风摇曳，似可闻沙沙之声，连无形的风都似乎跃然图上，上海博物馆“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中的一件周芷岩紫檀刻竹石图笔筒，亦刻竹叶飒飒，动感十足，可为参照。此件笔筒为目前所见周芷岩所制题跋最长、体量最大、品质最精之作。其无论从布局能力，雕刻技巧，还是文化内涵都是一件无可挑剔的杰作，当为周芷岩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极富南宗画意和文人气质。
诗文落款的张鹏翀，嘉定人，号『南华散仙』。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授检讨。历充文颖馆、八旗志书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累升至侍讲、右庶子、少詹事、詹事。以诗名天下，又擅山水画，书法亦苍劲，人称诗书画『三绝』。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张南华诗咏之才，曾赐御画《松竹图》、御书一双清阁匾额等等。李调元《淡墨录》卷十记，乾隆二年（1737），皇帝『御试干清宫，是日众词臣见日未亭午有投卷者，曰必南华也。』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亦记此事：『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于韵语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当。尝试保和殿，未停午，众方舐笔着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南华才思敏捷，往往张口成诗，『泾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清然声震，众惊顾，乃四奄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泾南作诗序记其事。』若真如这样的描述，此人之才堪比曹子建七步成诗了!《淡墨录》卷十二：乾隆七年（1742）二月二十七日，张鹏翀以所画《春林淡霭图》向乾隆皇帝进呈，并题六诗于上。末句用『头』字韵，云：珍秘琅函特许求，他年拟结赐书楼。天公定遣云霞护，长有龙光在上头。不料想，乾隆皇帝竟以君位，屈尊而就这个臣子的诗韵为诗相和，云:吟诗不用锦囊求，好句还多赵倚楼。此日金莲为谁撤？他年佳话纪池头。『（张岱《夜航船》卷五·伦类部载：』苏轼任翰林，宣仁高太后召见便殿曰：『先帝每见卿奏疏，必曰：「奇才，奇才！』因命坐赐茶，撤金莲宝炬送院-故而『撤金莲』语代皇室给予才能之士的尊荣。)乾隆皇帝以东坡金莲之事比之张鹏种，说明张鹏翀受到他最高规格的隆宠：『金莲荣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于当天赐南华松花石砚，上有御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乾隆十年(1745)张南华告假返乡省墓，乾隆赐白金百两，御制五律一章，以宠其行，大意希望张早日归来。然张途中至山东临清不幸染病而逝。差官只得将这一纸御笔诗笺送到嘉定。这首诗后来在嘉定刻成碑石，其诗为：『烟花迟令节三月仲春如。诗句天公赋，归帆风力舒。门无新署凤，家有旧藏书。香案需供奉，休耽五柳居。』此碑现仍存嘉兴安亭。据称张鹏翀死后，乾隆帝久不能忘，曾对群臣感叹：『张鹏翀可惜！』着有《双清阁集》、《南华诗钞》等。安徽某收藏家藏有清端砚一方，上有铭文曰：『芷岩周子镌之，鹏翀自识。』显而易见，此砚系周颢为张鹏翀所制。周颢好友，清人张锡爵诗钞中有《上元节芷洲招同晋瞻、机又、道营、以载集西林庵小饮，晚过南华简讨静寄东轩看灯》七绝组诗五首，可知，除张锡爵外，与周颢相过从者有芷洲、机又、道营、以载、南华检讨、唐志霄。其中南华检讨，即张鹏翀。此笔筒亦是二人友情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明。

“左右为难”的中国足球难在哪儿
#中国足球#

7月11日，亚冠联赛，北京国安队（绿）0：4不敌替补球员出战的川崎前锋队。IC供图

中超联赛上一轮比赛（第五轮）已经是2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最投入的球迷也要仔细回想才会记起联赛前5轮的胜负走向：苏州赛区前4名为上海海港（11分）、长春亚泰（9分）、上海申花（8分）、河北队（少赛1场、8分），广州赛区前4名为山东泰山（11分）、广州城（8分）、深圳队（8分）、广州队（少赛1场、7分）。为给国足备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让路，中超联赛自5月17日暂停至7月18日重启，这两个月内国足已经顺利通过40强赛中考，而为了接下来的12强赛备战，俱乐部代表在上周联赛工作会议上通过更改赛程决议，在30轮比赛压缩为22轮比赛的同时，中超联赛也将迎来史无前例的“跨年大战”。

名为“跨年”，实质上只是小幅度横跨元旦——中超新赛程确认第一阶段剩余9场比赛将于7月18日至8月12日进行（两场补赛时间为7月15日、7月16日），第二阶段8场比赛将于今年12月1日至明年1月3日举行，这样的编排给国足12强赛之旅留出了足够的备战空间。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联赛为国足备战“让路”天经地义，但此次“让路”幅度之大——赛程由30轮压缩至22轮，几乎打了“7折”，7个月的比赛持续时间同时缩短为3个月——还是令球迷感到惋惜：国足倘若在12强赛征程中表现出色，“牺牲”联赛也算值得，倘若国足在12强赛开局成绩欠佳，那么计算联赛付出的代价，不会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国足12强赛首战9月2日客场挑战澳大利亚队，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入境政策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举办场地还未确定，国足为此留出两周集训备战时间，这使得中超联赛8月12日就要进入史无前例的长达4个月的间歇期，而在7月18日至8月12日内，各队需要完成8轮联赛。

对职业足球运动员而言，3天1场比赛的强度已然达到极限：以往偶尔一周3赛尚需球队使用替补球员进行大面积轮换，何况按此频率进行8轮联赛，更何况苏州和广州两个赛区这段时间闷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长时间足球运动，球员身心疲惫自不必说，球场草皮也无法承受在这种条件下的3天1赛。

本赛季联赛冠军的含金量随着赛程的修改亦有下降，按照新赛制规定，第二阶段赛事仍将采用积分制，首阶段各赛区排名前4位球队将分别与另一组排名后4位球队，进行第二阶段组内双循环赛事，前14轮积分与后8轮积分相加计算赛季总得分，从而确定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归属和排名顺序。

“现在的情况比上个赛季还特殊，集团是有成绩目标的，但影响结果的客观因素太多了，我们先求安稳吧”，有俱乐部管理者对于接下来的联赛已经降低期许。

事实上中国足球更严重的问题自联赛开始发散：中超联赛的后备军，中超顶级球队的青年军，在本赛季亚冠赛场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体现不出接下来一个奥运周期和世界杯周期的竞争能力：正在冲击世界杯决赛圈资格的国足，主力阵容平均年龄超过30岁，蒿俊闵34岁，张琳芃32岁，吴曦32岁，王燊超32岁，尹鸿博32岁，唐淼31岁，张稀哲30岁，武磊30岁，集训名单当中韦世豪和明天这样的“新锐”已经26岁，最年轻的张玉宁24岁……在他们身后，则是一大批实力与亚洲对手相比相对平庸、不靠优待政策很难在中超赛场立足的所谓“希望之星”——7月10日亚冠联赛小组赛刚刚结束，不算早早在资格赛中就0∶1输给菲律宾卡雅队的上海海港队（球队6年来首次无缘亚冠正赛，战略放弃不是借口），广州队和北京国安队的后备力量，在小组赛中交出1平11负的丢人答卷，北京国安队1平5负，进3球失23球，广州队6连败，进1球失17球，虽然“年轻球员欠缺大赛历练”的理由不容忽视，但20岁本土职业球员所表现出来的技战术能力，足以让球迷为他们今后10年间所能达到的高度感到担心。

1997年龄段球员，当前中超联赛的佼佼者，是最该挑起中国足球大旗的适龄球员，但这支“上一届国奥队”在预选赛中3战皆负低头出局。他们的同龄竞争对手，要在东京奥运会争取足球金牌的日本国奥队，队中多达9名球员在海外效力，上个月的热身赛6：0大胜加纳队，4：0完胜牙买加队，中场核心久保健英在接受采访时还认为“日本队和顶级强队之间还有不小差距”，这样的谨慎态度确实值得一直信心十足的中国球员好好体会。

而在亚冠赛场上被对手摧残的2001年龄段球员，正是下一届国奥队适龄球员，或许联赛压缩赛程逼迫教练大面积轮换队员，会给年轻球员提供更多的联赛出场时间，但有些能力，显然不是熬时间就能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