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早看书一小时！2022年4月7日上午，我36周岁山东人曹红敏小女子看书，于山东鄄城临濮曹庄家里——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白居易《与元九书》 https://t.cn/EGoj1xM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白居易《与元九书》 https://t.cn/EGoj1xM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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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的主题与截图中所讨论的事情本身无关，触动我的是这些语言所反映出的对财富的认识，所以把另一事件的关键词抹去了，以上。）
在热门微博下看评论区吵架，深觉我们的教育真是[允悲]真是[允悲]
我们可以对财富有向往，但不要觉得有钱人享受优秀的资源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天生就该是上等人，没有人天生就该下贱，你生得好你有钱你能拿到这些资源，那是你的幸运，你是幸存者，你依仗的是社会分配不均后还被长期占有固定下来后的绝对优势，你当然可以为你的幸运而高兴！但不要觉得有钱就是应该一呼百应，就应该所有星星月亮都围着你转，不要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并拿着这套话术去贬低别人。
当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有钱的那一群少数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我们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才杀出了一条血路。这几年的保守思潮和复古思潮真的是令人作呕，有钱了以后就想回到古代去，就想回到那种占据绝对优势的、不把人命当人命的、不把人当人的一个封建的风气当中去，对呀，那当然爽了，对于有钱人来说，那当然爽，但是那本身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剥削的年代，你所有美好的幻梦全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血肉的基础上的，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有一点基础的人性，人性是对着同样是人的人，对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抱有怜悯之心，而不是以仗着自己绝对的权威和优势，闭上眼就享受完全不去思考！这几年搞什么国学国风，结果全都是对于那种所谓精英阶层的一种幻想，幻想自己是人上人，对于真正的我们从几千年前就一直在说的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善的理念，完全没有一点理解到。
当这种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真的是令人作呕。尤其是当今在网络社会，我们的网络社会根本不是平等的，它仍然是一个富有的、占有大部分资源的这样一群少数人于其他人的话语权的一种剥削，因为网络社会是野生的还没有完全被规训，所以它更加能够透彻地反映出这个社会里面没有被打掉的这些根，你真的能够发现富有地区的人，上网的比例、在网络上发言、成为网络领袖的这样一个比例远比中西部地区高，是真的中西部的同学不上网吗？你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背后根深蒂固的还是资源的倾斜。既然享受了这样的一份资源，就应该去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去发展，去成长，去思考，而不是拿它来内斗，把它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依仗，然后毫不掩饰地去贬低其他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可能“不如”你的人。
我们现在很多“高高在上的富人”对于西部地区的这样一种视角，就和我们过去的时候，西方对于东方的那样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复刻难道不会让人很恐惧吗？我们曾经就是这套系统的受害者，我们的近代史每一章都沾满了血！所以我们才要做扶贫工作，所以我们才强调教育公平，至少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有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真的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多么美好纯洁和无辜。只要不公平的现状还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定要谨慎，去谨慎地利用自己所占有的这一份资源，去谨慎地面对其他所有还陷在不公平困境当中的人。占了便宜还沾沾自喜还捂嘴别人，真的是一种无耻的作为。
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把有钱人和好人这两个东西之间画上等号，是不是一个好人取决于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而不是他是否有钱。过于崇尚金钱以及过于以金钱作为社会地位的标杆，那真的会让人的心智扭曲，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最后再强调一遍，评判一个人只在于此人做的事对不对而绝不在于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有没有钱，这个标准一旦歪掉，就一定会导致双标，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他是多大的权威，他有多雄厚的财力，都不代表他可以去依仗以上这个东西去践踏别人。
不要迷信金钱，不要迷信资源，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优势。
更不要当自己通过千辛万苦取得了这些所谓优势以后，生出占有的欲望，又反过头来堵死别人的通道，促进你所谓的阶级固化，以稳定自己的“绝对优势”。
当所有人都做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是那个被堵死的被辱骂的，因为永远会有人以同样的理由站在你的头上去压迫你。永远会。
真把自己当成是完全的幸存者，完全的优势者，这就是不幸本身。
在热门微博下看评论区吵架，深觉我们的教育真是[允悲]真是[允悲]
我们可以对财富有向往，但不要觉得有钱人享受优秀的资源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天生就该是上等人，没有人天生就该下贱，你生得好你有钱你能拿到这些资源，那是你的幸运，你是幸存者，你依仗的是社会分配不均后还被长期占有固定下来后的绝对优势，你当然可以为你的幸运而高兴！但不要觉得有钱就是应该一呼百应，就应该所有星星月亮都围着你转，不要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并拿着这套话术去贬低别人。
当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有钱的那一群少数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我们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才杀出了一条血路。这几年的保守思潮和复古思潮真的是令人作呕，有钱了以后就想回到古代去，就想回到那种占据绝对优势的、不把人命当人命的、不把人当人的一个封建的风气当中去，对呀，那当然爽了，对于有钱人来说，那当然爽，但是那本身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剥削的年代，你所有美好的幻梦全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血肉的基础上的，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有一点基础的人性，人性是对着同样是人的人，对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抱有怜悯之心，而不是以仗着自己绝对的权威和优势，闭上眼就享受完全不去思考！这几年搞什么国学国风，结果全都是对于那种所谓精英阶层的一种幻想，幻想自己是人上人，对于真正的我们从几千年前就一直在说的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善的理念，完全没有一点理解到。
当这种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真的是令人作呕。尤其是当今在网络社会，我们的网络社会根本不是平等的，它仍然是一个富有的、占有大部分资源的这样一群少数人于其他人的话语权的一种剥削，因为网络社会是野生的还没有完全被规训，所以它更加能够透彻地反映出这个社会里面没有被打掉的这些根，你真的能够发现富有地区的人，上网的比例、在网络上发言、成为网络领袖的这样一个比例远比中西部地区高，是真的中西部的同学不上网吗？你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背后根深蒂固的还是资源的倾斜。既然享受了这样的一份资源，就应该去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去发展，去成长，去思考，而不是拿它来内斗，把它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依仗，然后毫不掩饰地去贬低其他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可能“不如”你的人。
我们现在很多“高高在上的富人”对于西部地区的这样一种视角，就和我们过去的时候，西方对于东方的那样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复刻难道不会让人很恐惧吗？我们曾经就是这套系统的受害者，我们的近代史每一章都沾满了血！所以我们才要做扶贫工作，所以我们才强调教育公平，至少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有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真的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多么美好纯洁和无辜。只要不公平的现状还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定要谨慎，去谨慎地利用自己所占有的这一份资源，去谨慎地面对其他所有还陷在不公平困境当中的人。占了便宜还沾沾自喜还捂嘴别人，真的是一种无耻的作为。
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把有钱人和好人这两个东西之间画上等号，是不是一个好人取决于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而不是他是否有钱。过于崇尚金钱以及过于以金钱作为社会地位的标杆，那真的会让人的心智扭曲，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最后再强调一遍，评判一个人只在于此人做的事对不对而绝不在于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有没有钱，这个标准一旦歪掉，就一定会导致双标，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他是多大的权威，他有多雄厚的财力，都不代表他可以去依仗以上这个东西去践踏别人。
不要迷信金钱，不要迷信资源，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优势。
更不要当自己通过千辛万苦取得了这些所谓优势以后，生出占有的欲望，又反过头来堵死别人的通道，促进你所谓的阶级固化，以稳定自己的“绝对优势”。
当所有人都做这样做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是那个被堵死的被辱骂的，因为永远会有人以同样的理由站在你的头上去压迫你。永远会。
真把自己当成是完全的幸存者，完全的优势者，这就是不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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