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反腐反贪官!扫黑除恶打诈骗# 【#落马副市长连植发都让商人买单#】2020年7月1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从基层干起、履职从未出过西安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干部，在被免去副市长职务3个月后，以“落马”的消息重回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哗然。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H（北京日报）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H（北京日报）
【#西安原副市长强小安案警示#：“攀附”自我毁灭，收受各种贿赂，连植发的费用也让别人出】2020年7月1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强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从基层干起、履职从未出过西安市、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干部，在被免去副市长职务3个月后，以“落马”的消息重回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哗然。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陕西纪检监察)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
2021年1月8日，经陕西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强小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圈子：机关算尽太聪明]
从1982年10月参加工作到2017年2月出任西安市副市长，30多年里，强小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度过的。
彼时，长安区还是长安县。强小安先后辗转长安县财政局、审计局、外经贸委、计划委等单位。2001年，37岁的他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2年，长安县撤县设区，强小安出任长安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05年1月，强小安被调到西安市。其后10多年，他先后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副主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西安国际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2月，强小安出任西安市副市长、市发改委（市西部开发办）主任。
强小安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凭借其经济学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本应练就过硬本领，赢得群众认可。然而，他却信奉“有德有才不如有后台”的官场扭曲价值观，投机钻营，竭力攀附。
2010年，强小安与时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国强相识后，通过一起打网球、探讨书法等途径与其拉近关系，并于2013年向陈国强赠送多幅名人书法作品，进而通过陈国强进入了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小圈子。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强小安为得到赵正永的关注和重视，投其所好，经常陪同赵正永打网球，并索要和收藏赵正永亲笔签名的网球，借机讨好攀附赵正永，为自己营造声势，谋求职务晋升。
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与党员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不归路。强小安信奉庸俗“关系学”，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用于结“人缘”、攀“高枝”，把党内关系利益化、庸俗化，企图攀附一个能带自己发达的“老大”或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可到头来终是黄粱一梦。
[投案：忽喇喇似大厦倾]
高颧骨、大脸盘儿、身材魁梧，1964年出生的强小安有着一副典型的关中人貌相。在落马前，他一直以“强晓安”的名字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2020年2月19日，《西安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西安市驰援湖北213吨慰问物资抵达武汉。
负责带队运送这批慰问物资的，正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强小安。
当时正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一趟武汉之行让强小安的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回到西安后，他选择主动投案。然而，强小安交代的都是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问题。除此以外，他还事先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强小安的内心就已经不踏实了。尤其是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多年在长安区任职的他便有所警觉，担心其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再次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郑某的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为逃避组织调查，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对违纪党员干部而言，坦白交代、认真悔改才是唯一正途。试图隐瞒、抱团攻守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终究逃脱不了党纪的严惩。强小安虽主动投案，但避重就轻，以退为进，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蒙混过关，其实是其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作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最终只能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野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西安有的，沿海不一定有，沿海有的，西安也已经有了！”201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向记者骄傲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昂昂雄心的背后是勃勃野心。
强小安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与商人王某、梁某等人沆瀣一气，建立“走路基金”，吃喝玩一体，搞小圈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工程建设领域作为腐败的“主战场”，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强小安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及时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将3000多万元送给强小安。
强小安在梁某的一个项目上予以关照、推进，梁某便以买房、装修、过年、过生日、出国考察、儿子结婚等各种名目，先后送给强小安900余万元。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就连强小安移植头发的费用也是由梁某支付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易发、多发领域。强小安在港务区任职期间，正是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时期，他利用手里掌握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权力，在工程招标和确定承建方等方面，肆意插手和干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收受巨额财物。(陕西纪检监察)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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