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归于必然”这一句出自戴震的《孟子私淑录》。从把历史和传统作为方法的角度看，我的理解，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自然而归于必然”，“必然者，不易之则也”；二是“必然”不能强加于“自然”之上，“非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也”；三是“必然之与自然，非二事也”，二者是“即”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这是从自然到必然，但还不是终点，“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古贤圣之所谓自然也”，最高境界是“必然”成为“自然”，这才是“自然而归于必然”的“尽境”。
我们今天谈历史政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历史学是探讨“自然”的，讲求还原、真相，自然而然，它是自足的；政治学是探讨“必然”的，讲求理论乃至规律、科学、形态，希望将“自然”装入“必然”的格套，用“必然”来阐释乃至规训“自然”。但规训多了，难免“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
我们今天谈历史政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历史学是探讨“自然”的，讲求还原、真相，自然而然，它是自足的；政治学是探讨“必然”的，讲求理论乃至规律、科学、形态，希望将“自然”装入“必然”的格套，用“必然”来阐释乃至规训“自然”。但规训多了，难免“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
【钮文新：股市预期管理必须明确责任——细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3月16日，在A股和港股市场再次经历严峻考验之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一举逆转市场颓势，稳住了股市预期。很多人依据经验，认为金融委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过是一种“救市行为”，对股市并无长远意义。但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救市行为往往是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安排，但从此次金融委会议给出信息看，中央给出的措施绝非简单的、临时性救市的短期行为，而是一次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安全维护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21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中指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可见，对整体金融市场而言，资本市场不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重手、重言
会议公告开宗明义：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不仅体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出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重手、重言。
所谓重手、重言，其实就是以很重的语言，给定很重的措施。
比如会议公告的最后一段明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回应。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一致性。国务院金融委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大协调和沟通力度，必要时进行问责。
什么意思？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金融主管部门该作为而不作为者，要被问责，该主动作为而不主动者，要被问责；各相关部门该配合而不配合，或完全可以主动配合却找客观理由推推搡搡，或别别扭扭被动配合者，要被问责；明明可以协调一致、但最终没能协调一致者，也要被问责。
如此强调金融各方协调一致，彼此配合地面对资本市场，而且以问责的方式竖起“达摩克里斯之剑”，这难道不是历史首次？
从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看，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无一例外地都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写进自己的文件，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重手”？
“十四五”规划在谈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中的血液，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必须率先贯彻上述基本原则，而且必须在具体工作中突出“系统观念”，这是金融运行环环相扣的本质要求，更是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客观要求。
客观地说，过去许多年，金融各主管部门可能存在缺乏系统观念的问题。比如，认为所有关乎股市的事情都该由证监会管，不关央行等其它金融管理部门的事，而央行更多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流动性，关注货币市场利率，而资本市场流动性是长期资本的事情，与央行无关。这种观念或许需要改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周刊》多次发文强调：全球性的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股票市场才该是中国金融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国际时局在变，中国经济诉求也在变，我们只有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并赢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才能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从债务资本支撑传统产业、股权资本支撑创新产业的基本金融功能出发，上述逻辑难道不是基本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逻辑，中国的全体金融人士不该为夺得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优势而联手行动吗？
所以我们说，此次金融委会议最大意义在于，明确告诫中国金融业界：各方面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这需要中国金融业界细细品味。
预期管理是关键
金融各方联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手段是什么？
很多，但关键无非有二：一方面通过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的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让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派生出充足的长期资金，符合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预期管理能力，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并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敢于出手购买更具价值的股票，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恐慌性抛售。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打压。既然可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为什么不能发动金融战？难道美国手中强大的金融实力，不是可以应用的武器？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掉以轻心。
历史地看，对一个国家发动金融攻击，金融大鳄的资本只是导火索，而关键在于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
所以，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攻击：第一，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放弃金融管理，而且要坚定不移实施有效的外汇管理，对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须要有充分的敏感性，并有足够的手段制止无序状态；第二，国家各相关部门对投资者进行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经济前景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让金融大鳄很难找到引发“羊群效应”的理由；第三，央行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外资跨境流动，而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手中也要有充足的长期本币资金，使之敢于在股市无度下跌过程中大量购入。
这三项，其实都是金融恶意狙击者最害怕的事项。第一项是金融管理，而后两项则是抗击金融攻击的市场要素，其核心实际是第二项——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
正因如此，此次金融委会议着力强调了预期管理问题，给出的方法是：其一，对市场有利的政策要多出，不利于市场的收缩政策要谨慎；其二，及时回答市场关切，对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其三，各部门政策必须具有一致性，不能各行其是，矛盾百出，破坏市场预期的稳定性。
于此同时，金融委就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给出了“相对确定”的答案。比如，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关于房地产企业化风险、促转型问题，关于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中概股保持良好沟通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治理原则、尽快完成红绿灯设置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关于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稳定香港金融市场的问题。
将不确定变为确定，这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只股票因为一个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亏损，如果亏损数额是确定的，而并不影响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那这只股票可能会瞬间下跌，但去除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之后，股票不仅会下跌有度，而且很快会恢复良性预期决定股价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金融部门能否做到面对投资者长期不懈、持续有效的预期管理？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调试过程，我们的政府金融部门有没有这份耐心？豆腐心、婆婆嘴式地面对投资者的各种问题。
什么是豆腐心？因为充满忧患意识而极其敏感的心；什么是婆婆嘴？摒弃教授面对学生时的态度，不去责怪各式各样的认知偏差，而是不断地重申立场、方向，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解答各种问题。
比如去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MLF、利润上缴等方式向金融市场释放大量中长期资金。这原本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第一，央行在日常操作中经常大量回笼短期流动性，这样的动作经常引起“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误解，长此以往，势必对股市投资者信心构成不良影响；第二，央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强调“关注货币总闸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话虽没错，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许？
或许正因如此，此次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这其中是否蕴含“货币政策作为过去不够积极主动”的意味？无论是否，类似问题都该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
应当明确指出，在资本市场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央行的作用远远大过中国证监会。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6月27日的评论《中国市场“预期管理”很欠技巧》；2021年12月29日评论《央行是预期管理的关键》；2022年2月23日评论《A股市场预期怎么管？》等等。
总之，依据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资本市场应站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位置。因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甚至成败。所以，中国金融业界应该全体动员，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有效赋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 姚坤）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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