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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自由故，工厂可以抛。
钛媒体编辑丨刘萌萌
早上8点，江苏溧阳中关村科技产业园，马伟刚刚结束12个小时的工作，从车间出来直奔宿舍。这时，远在三百公里外的浙江义乌送外卖的阿旭，制定完当日任务清单正准备出门；晚上8点，当阿旭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家，马伟则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背后，是两类不同属性的职业。
近年来，随着工厂“用工荒”和灵活就业特别是外卖群体的扩大，产业工人和外卖配送员经常被拿来比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份关于“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议案，再次让“进工厂 or 送外卖”的话题受到关注。本世纪初，年轻人扎堆工厂、老乡介绍老乡进城打工还是主流，而如今，行业人士指出，年轻人才正呈现从制造业向外迁徙的趋势，移动互联网黄金十年，迅猛发展，从网约车、同城物流到外卖配送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就业。
年轻人真的在远离工厂吗？送外卖确实那么有吸引力吗？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年轻人的最佳选择？四位年轻人向钛媒体App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进厂的90后
“19:30从宿舍出发，19:50到车间报道，20:00开始每工作两小时可以休息15分钟，23:00和凌晨5:00分别有40分钟的吃饭时间，到早上8:00再从车间返回宿舍。”这是马伟最新的生活写照——距离他进厂已经一个多月了。毕业于大专数学专业，23岁的马伟也曾意气风发，选择了一份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设计工作，但体面背后却是，“赚的钱都不太够自己花，一年多下来，花呗用得不少，存款没有多少”，于是选择了辞职。近几年，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灵活就业方式正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但马伟尝试了一段时间后，却无法把之作为长久之计，而开始渴望一份更稳定的工作。至于为什么是“进厂”，他说：“既然巅峰留不住，那就进厂保持住。”2022年2月16日，从辽宁飞到江苏后，马伟第一次走进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生产车间。“当时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太吵了，因为机器设备要24小时保持运作，噪音非常大。而且车间基本上是全封闭的，室内不变的灯光代替了变化的日光，人在里面感知不到白天或黑夜，温度和湿度也是恒定的，所以也感受不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不过，无论工作环境还是节奏，他很快都适应了。一方面，成为一名普工，虽然与其所学以及所经历的没有任何关系，但也意味着没有技术门槛；另一方面，“这个厂里有很多比我年纪还小的，特别是有的00后女孩，刚成年就出来打工了，我没理由喊苦喊累。”而与马伟的半路出家不同，何希是从学徒工一步步做起来的。2007年，高中退学的何希在父母的帮助下，进了一家装饰材料生产设备制造厂，从拿拿螺丝、递递扳手之类的打杂，到被师傅们带着正式上手了工作。一年后，国外出差两个月回来，他被公司调往新开的分厂，参与到升级产品的生产中。随着自身对材料工艺的掌握逐步加深，以及市场日渐繁荣，2011年，何希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跳槽，进入另一家公司负责起了相关产品从技术、设备制造到安装、调试的全链路。后又两度跳槽，如今在一家私企做生产主管。“当生产任务下达，我会立即着手生产计划，包括工人排班，若需要临时工，还要负责招聘和培训工作，持续把控产品质量。没有生产计划的时候，我需要安排员工分别进行边角料回收等体力工作，以及设备改造等技术工作，主要把控工作进度。”尽管工作资历不浅，何希也是个90后，30岁出头却总被说“老气横修”，是因为一如既往的深色衣着，“白色的鞋子想都不想了”。而这源于此类工厂不仅有一定的噪音，还有一部分粉尘。“虽然已经通过环境监测，职业卫生体检也已经通过，但是车间环境还是有点脏的。”酝酿“出逃”
事实上，在厂近15年，何希感到自己已经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回想我刚入行的时候，年轻人一进就是一批，大概从三五年前开始，选择这一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厂里年轻工人的占比自然更少了。” 他向钛媒体App透露，自己也几乎每天都在想着离开工厂。月薪过万在苏州虽已超平均水平，但在何希这个位置，不仅要操心几百万的产品，以致每月得加班约60小时，忙起来连单休都无法保证，还要负责工厂安全，“每次听说同行工人出事都是一身冷汗”，收入和责任并不匹配。同时，业内晋升机会已不大，且工资上调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不过，由于还未找到更合适的岗位，何希还在苦苦挣扎，而阿旭却已将“逃离”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出身，27岁的阿旭早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就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实习了。“类似外包的形式，每个月给开4000多的工资，在苏州‘不包住’算一般。不过，外企加班不多，作为实习生也没能为公司创造真正的价值，所以整体感觉还可以。”得益于这段经历，甫一毕业，阿旭又进了一家位于湖南的国产汽车公司，只是从产线到了办公室，主要负责整车项目质量监测工作，没有技术门槛，也少加班，整体比较轻松。相应地，工资自然不高，每月仅4000多，远低于长沙的平均薪资水平。如此凑合了一年多，因工厂效益不好实行降薪，他决定找下家。这一次，阿旭尝试说服自己，“年轻人忙点怕什么？还是要多赚钱。” 但他没料到，实际工作强度能超出预期太多。进入一家工程装备制造企业，阿旭原本的岗位也是质量相关，只一两个月后就被调去任总经理秘书，职权上看属晋升，薪资则仍保持在9000左右，工作节奏却变化巨大：“我每天早上6:00起床，跟一天的会后，往往还要加班到凌晨，虽说有双休，但我基本是24小时随时待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陪家人，没有时间去去做自己的事情。”最终出于压力，他彻底离开了这一行。其实，工资低而工时长一直都是年轻人不再看好进厂的首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为61324元，换算下来，月平均工资仅为5110元。此外，个人发展空间有限、工作自由度低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而对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狄源来说，他当初离开工厂一线是抱着“宁可待遇降下来，也要坚持做专业本职工作”的想法。2017年刚本科毕业时，狄源看中了一家苹果代工厂，“规模大，应该能接触到更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实际情况却是，作为工艺工程师，他只能在产线上“溜达”，想要争取一些重要的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价值，面临重重内部“关卡”。两个月下来，本身没有得到任何提升，反而逐渐偏离了本行。辞职后，他成为了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这些年也始终在与制造业产线打交道，而当初跟他一起的同学们不少已经离开这一行了。“除了待遇赶不上互联网行业外，还因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机械也被看作是“生化材环”四大天坑专业之外的一大坑，学机械、干机械类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仍是不太体面。”人社部最新数据显示，在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43%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近五年，制造业平均每年净减少150万人。人社部预测，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将面临3000万以上的劳动力人才缺口。去往哪里？
那么，这些离开工厂的人又都去哪儿了呢？某平台曾公开表示，疫情期间两个月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近年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从事互联网相关业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而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08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2.84％。一定程度上，劳动力正从制造业向互联网服务业转移。阿旭就是其中的一员，辗转三个厂后，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尽管他的初衷是独立创业。刚离开制造业时，阿旭曾在软件行业有过短暂的停留，彼时提出自己出来创业，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明白已经月入过万的人，为什么非要背井离乡。“而我就觉得当时的生活一眼望到头了——大概五六年甚至更久后，我会成为我的主管：30来岁，每天的状态就是围绕着公司、围绕着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和生活。”2021年8月来到浙江义乌，阿旭做过一些尝试，由于条件所限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子，出于经济压力开始接触外卖配送。从跑团队到转做众包，“收入是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性价比高于工厂普通工人和文员，并且这种自由的感觉，正如我当初来到义乌的初心”，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在骑手对外卖配送工作看重的因素中，64.0%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排名第一，甚至超过了工资。不止骑手本人，外界甚至如马伟等身在工厂者也不得不承认，外卖行业比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更吸引年轻人。“相比之下，外卖小哥的工作更加自由，而且采用的是‘计件付费’，只要有能力、够努力，确实有可能月入过万，这是工厂里‘计时付费’很难实现的，毕竟时间就那么多，工资浮动也控制在1000元左右。”尽管如此，谈及自己的“终极归宿”，阿旭却更钟情于短视频。原本只是为了记录一下自己的日常，没想到被很多人所喜欢，现在短视频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如果未来能进一步在这方面获得突破，他会考虑全身心投入。“没那么大压力，而充满未知和惊喜，虽说也会苦恼于文案，但终究是在展示自己，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马伟考虑离开工厂的可能性时，则倾向于“考进体制内”。至于排除外卖小哥，是因为他之前送过一段时间快递，跟同属服务业的外卖高度相似，期间感受到了一些偏见和不友好，而且送外卖危险系数稍高，对于意外的保障还不健全，也是他不选择送外卖的原因。不过，狄源在上海时曾与厂里的一个焊工和一个装配钳工熟识，后两者都把外卖当作了工厂之外的一份外快收入来源，因为没有门槛、工资日结。在何希看来，无论是进厂还是送外卖，或者是从事任何一份工作，都各有其价值。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做好职业规划。“比如，进工厂要考虑技术或管理方向的提升，送外卖也可以了解市场、积累经验，为进军餐饮做准备。”*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马伟”“何希”“阿旭”“狄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