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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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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四https://t.cn/A6VmmCld
《永平府志》说清明前两日是寒食https://t.cn/A66jsYzA，前一日是蛆日，不宜造醯酱。春季是病毒高发期，蚊虫也开始活跃，不宜造醯酱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蛆日
冬至后百五日为寒食，清明节也。俗多以前两日为寒食，前一日为蛆日，造醯酱忌节日，造生蛆当清明。官祭厉冢，展墓挂纸钱，增新土，作面燕及蛇。插柳枝标于户，以迎元鸟。男女并出，祭扫。次日，妇告归宁，而展墓连日。倾城踏青看花，挑菜簪柳斗百草。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白首。家家树鞦韆为戏。闺人挝子儿赌胜负，童子团纸为风鸢，引绳而放之。山原车马尊罍相接，道隅馂馀，而多醉歌矣。（《永平府志》）
●中日天津会议专立约画押
鸿章以伊藤所拟五条，意在将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辨駮不允。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遂定议，而於议处、偿恤仍不许。惟因当时日兵实被我军击败伤亡，鸿章因牒日本致惋惜，并自行文戒饬官兵，以明出自己意，与国家不相干涉。三月初四日，立约画押，是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清史稿》）
●耕猎礼
日临吉亥应农祥，千亩三推典制详。帝耤勤民风赤县，司农辨谷列青箱。
土欣知播谷时，青郊举趾敢教迟。每每南亩分黄道，猎猎春风飐彩旗。
瑶坛樽俎右先农，大乐云咸考鼓钟。鬷假渊衷邀肸蚃，轻云酿雨势方浓。
綵棚高覆金犁直，棕陌微闻画鼓摐。岂为清时崇典则，所期民俗化敦庬。
一垡耕馀看九三，庶人终亩尽东南。周官法度犹然在，麟趾关雎化却惭。
耒排西侧耜排东，觲角拖犁耤正中。更听禾词三十六，分明物色总豳风。
三农环绕望耕台，荷笠披蓑许近来。略少鸠形将鹄面，岂周水曲与山隈。
由来政本重民天，愿祝丰年入颂笺。讵止躬耕勤穑事，深宫午夜早乾乾。（清·弘历《三月初四日癸亥耕耤礼成有作八首》）
御札 及门，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闻之，震悼久之，重令缮写，置之灵座。时 年七十五，册赠太傅，辍朝四日，赗赙加等。诏京兆尹郑复监护丧事，所须皆官给。（《旧唐书》）
朱廷焕，单县人。崇祯七年进士。除工部主事，历知庐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备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贼逼畿辅，廷焕严守备。贼传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贼来攻，军民皆走，城遂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右副都御史。（《明史》）
图为元·赵孟頫《憎苍蝇文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释文：苍蝇。苍蝇。吾嗟尔之为生。既无蜂虿之毒尾。又无蚊虻之利觜。幸不为人之畏。胡不为人之喜。尔形至眇。尔欲易盈。杯盂残沥。碪几余腥。所希杪忽。过则难胜。苦何求而不足。乃终日而营营。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若乃华榱广厦。珍簟方床。炎风之燠。夏日之长。神昏气蹙。流汗成浆。委四支而莫举。眊两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觉。冀烦歊之忘。念于尔而何负。乃于吾之见殃。寻头扑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复警。臂已痹而犹攘。于此之时。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胡蝶而飞扬。徒苍头丫髻。巨扇挥飏。或垂头而腕脱。或假寐而颠僵。此其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宾上客。沽酒市脯。铺筵设席。聊娱一日之余闲。奈尔众多之莫敌。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热羹。遂丧其魄。谅虽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贪得。尤忌赤头。号为景亦。一有沾污。人皆不食。奈何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方其宾主献酬。衣冠俨饰。使吾挥手顿足。改容失色。于此之时。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此其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酱臡之制。及时月而收藏。谨瓶罂之固济。乃众力而钻。极百端而窥觊。至于大哉肥牲。嘉肴美味。盖藏稍露于罅隙。守者或时而假（脱一寐字）。才少怠于防严。已辄遗其种类。莫不养息蕃滋。淋（脱一漓字）败坏。使亲朋卒至。索尔以无欢。臧获怀忧。因之得罪。此其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余悉难名。乌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疾而可憎。己未九月初八日。天朗气清。笔研皆润。因写此堂以自适。虽阳公有意而作。余书此亦不能无意寓焉。子昂。
《永平府志》说清明前两日是寒食https://t.cn/A66jsYzA，前一日是蛆日，不宜造醯酱。春季是病毒高发期，蚊虫也开始活跃，不宜造醯酱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蛆日
冬至后百五日为寒食，清明节也。俗多以前两日为寒食，前一日为蛆日，造醯酱忌节日，造生蛆当清明。官祭厉冢，展墓挂纸钱，增新土，作面燕及蛇。插柳枝标于户，以迎元鸟。男女并出，祭扫。次日，妇告归宁，而展墓连日。倾城踏青看花，挑菜簪柳斗百草。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白首。家家树鞦韆为戏。闺人挝子儿赌胜负，童子团纸为风鸢，引绳而放之。山原车马尊罍相接，道隅馂馀，而多醉歌矣。（《永平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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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以伊藤所拟五条，意在将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辨駮不允。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遂定议，而於议处、偿恤仍不许。惟因当时日兵实被我军击败伤亡，鸿章因牒日本致惋惜，并自行文戒饬官兵，以明出自己意，与国家不相干涉。三月初四日，立约画押，是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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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临吉亥应农祥，千亩三推典制详。帝耤勤民风赤县，司农辨谷列青箱。
土欣知播谷时，青郊举趾敢教迟。每每南亩分黄道，猎猎春风飐彩旗。
瑶坛樽俎右先农，大乐云咸考鼓钟。鬷假渊衷邀肸蚃，轻云酿雨势方浓。
綵棚高覆金犁直，棕陌微闻画鼓摐。岂为清时崇典则，所期民俗化敦庬。
一垡耕馀看九三，庶人终亩尽东南。周官法度犹然在，麟趾关雎化却惭。
耒排西侧耜排东，觲角拖犁耤正中。更听禾词三十六，分明物色总豳风。
三农环绕望耕台，荷笠披蓑许近来。略少鸠形将鹄面，岂周水曲与山隈。
由来政本重民天，愿祝丰年入颂笺。讵止躬耕勤穑事，深宫午夜早乾乾。（清·弘历《三月初四日癸亥耕耤礼成有作八首》）
御札 及门，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闻之，震悼久之，重令缮写，置之灵座。时 年七十五，册赠太傅，辍朝四日，赗赙加等。诏京兆尹郑复监护丧事，所须皆官给。（《旧唐书》）
朱廷焕，单县人。崇祯七年进士。除工部主事，历知庐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备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贼逼畿辅，廷焕严守备。贼传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贼来攻，军民皆走，城遂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右副都御史。（《明史》）
图为元·赵孟頫《憎苍蝇文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释文：苍蝇。苍蝇。吾嗟尔之为生。既无蜂虿之毒尾。又无蚊虻之利觜。幸不为人之畏。胡不为人之喜。尔形至眇。尔欲易盈。杯盂残沥。碪几余腥。所希杪忽。过则难胜。苦何求而不足。乃终日而营营。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若乃华榱广厦。珍簟方床。炎风之燠。夏日之长。神昏气蹙。流汗成浆。委四支而莫举。眊两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觉。冀烦歊之忘。念于尔而何负。乃于吾之见殃。寻头扑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复警。臂已痹而犹攘。于此之时。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胡蝶而飞扬。徒苍头丫髻。巨扇挥飏。或垂头而腕脱。或假寐而颠僵。此其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宾上客。沽酒市脯。铺筵设席。聊娱一日之余闲。奈尔众多之莫敌。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热羹。遂丧其魄。谅虽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贪得。尤忌赤头。号为景亦。一有沾污。人皆不食。奈何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方其宾主献酬。衣冠俨饰。使吾挥手顿足。改容失色。于此之时。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此其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酱臡之制。及时月而收藏。谨瓶罂之固济。乃众力而钻。极百端而窥觊。至于大哉肥牲。嘉肴美味。盖藏稍露于罅隙。守者或时而假（脱一寐字）。才少怠于防严。已辄遗其种类。莫不养息蕃滋。淋（脱一漓字）败坏。使亲朋卒至。索尔以无欢。臧获怀忧。因之得罪。此其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余悉难名。乌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疾而可憎。己未九月初八日。天朗气清。笔研皆润。因写此堂以自适。虽阳公有意而作。余书此亦不能无意寓焉。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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