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记录一下打了差不多五年今晚终于第一次上王者啦[打call][打call][打call]S26赛季应该是我目前最努力最想上王者的一个赛季了 之前一直都是天赋负数的我一路跌跌撞撞 连跪太多心态崩了还经常卸载 想赢就不要怕输慢慢的成为我打王者的信念 我也想过如果这赛季还是上不去的话 那我应该会下赛季更加努力 永远不要丧失自信和往前冲的勇气 只要坚持总会成功的 认定了一件事就要全力以赴的向前奔赴 也许途中会有很多坎坷让你想放弃 但不留遗憾真的很开心 下赛季见[鲜花][鲜花][鲜花]
#北京五环外天价停车位频现#【记者调查#北京五环外小区车位月租高达千元#，高租金背后有哪些博弈？】“再回来晚点，找车位就难了……”夜幕降临，刚在小区路边“插空”停好车的官鹏，一脸无奈地说。小区位于北五环外，因为车位租售价格高出周边不少，而让小区居民直呼“肉疼”。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案。五环外“天价”停车位频现的背后，有小区仍在僵持，有小区却已成功协商“打折”。小区车位费，如何合法又合理？
高价：买车位30万 月租金近千元
小区共有地下车位约1580个（含人防车位267个），车位与房屋规划配比1.003：1。车位充足却因租售价格“高高在上”，导致实际利用率很低。
晚上8点，小区地库的B1层、B2层，只停着十多辆汽车，其余车位空空如也，有的车位还摆放着乒乓球台。如果说B1层和B2层还能寻见车辆影子，B3层则几乎没有看到车辆。
与车库空荡荡相比，小区周边路段则“车满为患”。紧邻小区西侧的路段，北侧大牛房五巷以及东侧永润路上，挤满了汽车。紧挨小区西南门的大牛坊路上，十多辆小汽车占据了右转道。“这些大多都是小区住户的车。这里会贴条，没辙，我们早上8点前就开走了。”官鹏说，2020年初交房入住后，他就在小区外“打游击”，许多居民都难以接受“惠民房”有这样高的车位价。
小区车位租售价究竟有多高呢？“买，小30万一个；租；每月920元（包括120元的管理费）。”居民范伟明说，此前大家多次向“12345”和相关部门投诉，但得到的回复大多为属于“市场调节价”，而后一直僵持至今。
“诉求就是租车位价格与周边小区持平或大致相当。”范伟明说，目前的车位租金，超出周边小区价格的一倍甚至更多。“青棠湾小区地下每月450元，悦界商街也450每个月……”
类似情况在五环外不是个例。距离小区仅几公里的永靓家园，车位费租金为产权车位1050元/月（含车位管理费120元），人防车位980元/月（含车位管理费120元），购买车位单价超30万元。对于此前有居民投诉价格较高的问题，物业公司人员表示他们也跟开发商有过沟通，“开发商不愿意降价，现在只能这个价。”
尴尬：可租车位成谜 被指饥饿营销
一边是居民感到车位租售价格“贵”，另一边却是大量闲置车位。在小区内外，租售车位车辆与“打游击”车辆似乎形成了“倒挂”。就是在这样的尴尬背后，真正可供出租的车位数量有多少，也成了一个谜。
“每天晚上小区外停放的车辆，粗略计算有100多辆。”官鹏介绍说，而小区里的车位总数有1500多个，但实际售卖出去的，应该只有约十分之一。“上周我刚去了开发商的车位营销处，数了数他们墙壁上张贴的已售出的车位，差不多只有150个左右。”
官鹏表示，虽然每次去问物业，都得到答复有可以租赁的车位，但整个小区具体有多少车位提供出来租赁，自己并不清楚。这在范伟明等多位居民那里，也得到证实。“他们主要还是想要居民去买车位。相比出租车位，卖车位回笼资金快得多。”
小区究竟有多少车位可以出租呢？记者就此询问小区物业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要购买车位，则直接向开发商咨询即可，而车位租赁业务则是物业“代办”，“租赁是给的固定车位，在负二层。他们每次给的车位是固定的（数量或区域），有限制。”
该名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此前开发商给了小区物业30个车位，“出租完了以后，我们领导再去那边申请，再去要。”与此同时，她表示租车位并非是想要哪个就给哪个车位，“现在有可以租的车位，但数目上不多，还有十个左右。”
“结合周边停放的车辆，我们预估还有200到300辆车的停车需求，但他们制造‘饥饿营销’，变相要居民去购买车位。”范伟明说。作为共有产权房小区的业主，这样偏高的车位租售价格，让人难以接受，“希望能有相关方面真正出面协调解决。”
破冰：业主成功谈判 租金“打三折”
东南五环外，首创远洋禧瑞天著东西两区之间，有一条双向车道经惠东路，如今秩序井然。而就在两个月前，道路两侧车满为患，俨然成了停车场。状况的改善，由一次成功的谈判换来。
1月12日，小区物业管家发布了人防车位租赁通知。“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通知。”业主卡卡回忆说，该小区是限竞房，均价约5万元/平方米，在当时的亦庄楼市属于“平价房”。小区于2021年5月30日交房。但入住大半年后，业主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小区外道路成了停车场，小区内地库却没开放。在多次积极询问后，业主们终于等来了这个人防车位租赁通知。
没想到，通知称人防车位月租金1200元，月管理费120元。“业主群顿时炸了锅。”卡卡也发了微博，“没想到成了热搜。”一时间，“天价停车费”“北京五环外1320元一个月停车位”等话题，让禧瑞天著小区成了“网红”。
让卡卡欣喜的是，业主们并不是一味发泄情绪，而是寻求解决方案。花花是参与当时谈判的业主之一。她说，虽然开发商说租金定价是市场行为，但业主们认为应参考周边小区的租金。于是，大家搜集了周边小区的停车位租赁费用信息。比如，与禧瑞天著一路之隔的经开汀塘400元/月；周边3公里范围内约11个小区、园区的停车租赁费用，全部都在600元/月以下。
有了数据支撑，业主们开始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情况。
小区“天价”停车位的事，在1月13日登上热搜。14日晚，开发商和物业就先后向业主发通知，将“首年度人防车位租金”改为480元/月，车位管理费120元/月。“这个‘首年度’是突然出现的字眼，业主们觉得可能会有猫腻，还是不放心。”花花说，于是继续与开发商协商。
1月15日，由社区、开发商、物业、业主四方代表参加的协商会，在禧瑞天著售楼处二层会议室召开。结果，租赁费用比照经开汀塘，定为400元（含管理费）/月。在业主、相关部门、开发商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禧瑞天著的车位目前顺利开放。
花花说，这次谈判让小区业主的自主意识明显提升。下阶段，车位租金如何定价，业主们会继续关注。而且，在街道、社区的帮助下，小区的业委会筹备工作已顺利展开。
声音：定价不可随意 应有健全机制
“亦庄的成功谈判很不容易。严格来说，这不是有法律依据的，可能不具有复制意义。”知名物业专家路军港说，法律上的小区车位定价放开，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定价。他建议，有类似情况的小区要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而后去确定车位的产权性质。如果车位产权归全体业主，则可直接要回管理或自行定价；如果产权没办法明确，则可要管理权。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选择想要的物业公司，由他们来管理车位。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表示，北京在2016年之前对居住区停车费实施政府定价。停车收费价格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实施政府定价更有利于维护居民利益。实行市场定价后，小区内停车收费定价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开发商对小区内的停车收费定价享有极大自主权，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小区居民在停车收费定价上已处于极弱势地位，难以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小区车位价格既要合法也要兼顾合理。”
路军港建议，相关立法部门要明确车位产权登记手续。“小区车位价是属于市场经济，但小区范围内的价格相当于‘一家独大’。放开价格没问题，超出市场承受力的情况下，就应有调控和健全的机制来处理。”（北京晚报 记者 李松林 孙毅）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案。五环外“天价”停车位频现的背后，有小区仍在僵持，有小区却已成功协商“打折”。小区车位费，如何合法又合理？
高价：买车位30万 月租金近千元
小区共有地下车位约1580个（含人防车位267个），车位与房屋规划配比1.003：1。车位充足却因租售价格“高高在上”，导致实际利用率很低。
晚上8点，小区地库的B1层、B2层，只停着十多辆汽车，其余车位空空如也，有的车位还摆放着乒乓球台。如果说B1层和B2层还能寻见车辆影子，B3层则几乎没有看到车辆。
与车库空荡荡相比，小区周边路段则“车满为患”。紧邻小区西侧的路段，北侧大牛房五巷以及东侧永润路上，挤满了汽车。紧挨小区西南门的大牛坊路上，十多辆小汽车占据了右转道。“这些大多都是小区住户的车。这里会贴条，没辙，我们早上8点前就开走了。”官鹏说，2020年初交房入住后，他就在小区外“打游击”，许多居民都难以接受“惠民房”有这样高的车位价。
小区车位租售价究竟有多高呢？“买，小30万一个；租；每月920元（包括120元的管理费）。”居民范伟明说，此前大家多次向“12345”和相关部门投诉，但得到的回复大多为属于“市场调节价”，而后一直僵持至今。
“诉求就是租车位价格与周边小区持平或大致相当。”范伟明说，目前的车位租金，超出周边小区价格的一倍甚至更多。“青棠湾小区地下每月450元，悦界商街也450每个月……”
类似情况在五环外不是个例。距离小区仅几公里的永靓家园，车位费租金为产权车位1050元/月（含车位管理费120元），人防车位980元/月（含车位管理费120元），购买车位单价超30万元。对于此前有居民投诉价格较高的问题，物业公司人员表示他们也跟开发商有过沟通，“开发商不愿意降价，现在只能这个价。”
尴尬：可租车位成谜 被指饥饿营销
一边是居民感到车位租售价格“贵”，另一边却是大量闲置车位。在小区内外，租售车位车辆与“打游击”车辆似乎形成了“倒挂”。就是在这样的尴尬背后，真正可供出租的车位数量有多少，也成了一个谜。
“每天晚上小区外停放的车辆，粗略计算有100多辆。”官鹏介绍说，而小区里的车位总数有1500多个，但实际售卖出去的，应该只有约十分之一。“上周我刚去了开发商的车位营销处，数了数他们墙壁上张贴的已售出的车位，差不多只有150个左右。”
官鹏表示，虽然每次去问物业，都得到答复有可以租赁的车位，但整个小区具体有多少车位提供出来租赁，自己并不清楚。这在范伟明等多位居民那里，也得到证实。“他们主要还是想要居民去买车位。相比出租车位，卖车位回笼资金快得多。”
小区究竟有多少车位可以出租呢？记者就此询问小区物业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要购买车位，则直接向开发商咨询即可，而车位租赁业务则是物业“代办”，“租赁是给的固定车位，在负二层。他们每次给的车位是固定的（数量或区域），有限制。”
该名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此前开发商给了小区物业30个车位，“出租完了以后，我们领导再去那边申请，再去要。”与此同时，她表示租车位并非是想要哪个就给哪个车位，“现在有可以租的车位，但数目上不多，还有十个左右。”
“结合周边停放的车辆，我们预估还有200到300辆车的停车需求，但他们制造‘饥饿营销’，变相要居民去购买车位。”范伟明说。作为共有产权房小区的业主，这样偏高的车位租售价格，让人难以接受，“希望能有相关方面真正出面协调解决。”
破冰：业主成功谈判 租金“打三折”
东南五环外，首创远洋禧瑞天著东西两区之间，有一条双向车道经惠东路，如今秩序井然。而就在两个月前，道路两侧车满为患，俨然成了停车场。状况的改善，由一次成功的谈判换来。
1月12日，小区物业管家发布了人防车位租赁通知。“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通知。”业主卡卡回忆说，该小区是限竞房，均价约5万元/平方米，在当时的亦庄楼市属于“平价房”。小区于2021年5月30日交房。但入住大半年后，业主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小区外道路成了停车场，小区内地库却没开放。在多次积极询问后，业主们终于等来了这个人防车位租赁通知。
没想到，通知称人防车位月租金1200元，月管理费120元。“业主群顿时炸了锅。”卡卡也发了微博，“没想到成了热搜。”一时间，“天价停车费”“北京五环外1320元一个月停车位”等话题，让禧瑞天著小区成了“网红”。
让卡卡欣喜的是，业主们并不是一味发泄情绪，而是寻求解决方案。花花是参与当时谈判的业主之一。她说，虽然开发商说租金定价是市场行为，但业主们认为应参考周边小区的租金。于是，大家搜集了周边小区的停车位租赁费用信息。比如，与禧瑞天著一路之隔的经开汀塘400元/月；周边3公里范围内约11个小区、园区的停车租赁费用，全部都在600元/月以下。
有了数据支撑，业主们开始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情况。
小区“天价”停车位的事，在1月13日登上热搜。14日晚，开发商和物业就先后向业主发通知，将“首年度人防车位租金”改为480元/月，车位管理费120元/月。“这个‘首年度’是突然出现的字眼，业主们觉得可能会有猫腻，还是不放心。”花花说，于是继续与开发商协商。
1月15日，由社区、开发商、物业、业主四方代表参加的协商会，在禧瑞天著售楼处二层会议室召开。结果，租赁费用比照经开汀塘，定为400元（含管理费）/月。在业主、相关部门、开发商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禧瑞天著的车位目前顺利开放。
花花说，这次谈判让小区业主的自主意识明显提升。下阶段，车位租金如何定价，业主们会继续关注。而且，在街道、社区的帮助下，小区的业委会筹备工作已顺利展开。
声音：定价不可随意 应有健全机制
“亦庄的成功谈判很不容易。严格来说，这不是有法律依据的，可能不具有复制意义。”知名物业专家路军港说，法律上的小区车位定价放开，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定价。他建议，有类似情况的小区要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而后去确定车位的产权性质。如果车位产权归全体业主，则可直接要回管理或自行定价；如果产权没办法明确，则可要管理权。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选择想要的物业公司，由他们来管理车位。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表示，北京在2016年之前对居住区停车费实施政府定价。停车收费价格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实施政府定价更有利于维护居民利益。实行市场定价后，小区内停车收费定价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开发商对小区内的停车收费定价享有极大自主权，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小区居民在停车收费定价上已处于极弱势地位，难以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小区车位价格既要合法也要兼顾合理。”
路军港建议，相关立法部门要明确车位产权登记手续。“小区车位价是属于市场经济，但小区范围内的价格相当于‘一家独大’。放开价格没问题，超出市场承受力的情况下，就应有调控和健全的机制来处理。”（北京晚报 记者 李松林 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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