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生活# 【“中国”之名 源于中原】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请看我的佛堂（十六）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古代中国#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500余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流传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殿展出，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后这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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