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从热战到粮食战（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证券时报：防通胀控风险 更加重视消费增长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俄逮捕乌间谍“婴儿”，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情报战牵动多方】#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这场战争将在何时、以什么方式结束，依然难以预测。除了武装部队的正面冲突和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激烈战场——情报战。3月初，一名参与谈判的乌方人员“离奇”死亡事件，让外界依稀看到这个战场的冰山一角。近日，乌军方情报机构公布600多名在欧洲活跃的“俄罗斯间谍”的详细信息，让观察家们开始思考这条战线会延至哪里。事实上，冲突早已不限于俄乌，自2月下旬以来，美欧多国已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宣布驱逐百余俄外交官。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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